齐 易

　　【内容提要】“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集中展示了青年作曲家刘健在雄安新区进行田野考察基础上创作的作品。她把民间乐师的原生态韵唱及演奏与西洋管弦乐队的音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作出既有浓郁的原生态民间音乐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音乐作品。民间音乐与专业创作音乐交流、碰撞，这种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从田野考察获取素材及音乐会曲目的创作、排练与演出的过程，研讨会上的讨论等几个方面对这场音乐会展开述评。

　　2019年11月1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了“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作品均由青年作曲家刘健副教授创作。她不仅把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应用到自己创作的作品里，还把雄安新区两个民间乐社的乐师们直接请来，让其与西洋管弦乐队合作演出。她的这一系列创新性尝试带有实验性质，旨在探索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艺术音乐结合、重构的新方法、新样式。

　　这些音乐作品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体现了作曲家刘健怎样的创作理念？这场音乐会有哪些成功的启示与值得改进的地方？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这场音乐会有怎样的评价？本文从田野考察获取素材及音乐会曲目的创作、排练与演出的过程，研讨会上的讨论等几个方面对本次音乐会展开述评。

一、田野考察结硕果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地区设立雄安新区，这一地域的社会现代化步伐骤然加快。但是对于这一地域民间蕴藏丰富的传统文化应该如何进行保护？如何通过这种有效保护让积淀在当地的民间文化助力雄安新区的建设？这是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考察团队（下称“考察团队”）是由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志同道合的音乐学者自发组成的学术型群体，早在2015年，这个群体就开始了对京津冀地区传统音乐的考察、摄录与研究工作。雄安新区成立之后，学者们为了给雄安新区的传统文化留下巨变之前的历史存照，为了理清这一地域的本土文化资源存量，以助力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保护工作，这个团队又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对雄安新区的各项音乐类非遗进行了系统考察摄录工作。

　　刘健于2017年9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为作曲家郭文景教授，当时正赶上考察团队对雄安新区的音乐类非遗进行全面考察。刘健是一位对中国传统音乐有深厚感情的人，她立即参加到了这个考察团队的现场考察工作中来。在深入民间的考察活动中，那些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乐师们参与的各种民俗文化活动，都给刘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亲身的考察和体验，她也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作为作曲家的她，自然也就萌生了利用这些民间音乐素材进行作品创作的念头。她在考察现场曾经谈道：“我希望这些非常宝贵的传统音乐文化，有一天能够以一种新的面貌、一种活态的样式，展现在更多的观众面前。”

　　有了一个好的想法，要想实现这个想法，则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为了创作好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刘健于2019年7月又来到雄安新区，到安新县的同口村音乐会和雄县的亚古城村音乐会再次进行实地考察。她观看了乐师们生活中的现场演奏，并与民间乐师交流自己的创作意图，探讨这些原生态民间音乐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的实现途径，还正式邀请这两个民间乐社的乐师到北京去，与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演奏家一起参演这场音乐会。

　　笔者作为考察团队的召集人和一个河北籍学者，对家乡的民间音乐有较多的了解。刘健在创作这场音乐会的作品时，在作品的构思、传统曲牌的选择、乐社及作品的文字介绍、音乐会名称的敲定等方面，曾与笔者进行了多次交流。她总的创作意图，是尝试把传统音乐、民间乐师的演奏与当代作曲家的创新尝试、西洋管弦乐队专业乐手的演奏相结合。为此她构思了两种方式：其一，让民间乐师以传统的方式韵唱工尺谱曲牌和打击乐曲的鼓谱，并以西洋管弦乐队的音响衬托民间乐师的念唱；其二，民间乐师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演奏，西洋管弦乐队与之做对位式的演奏。

　　刘健把民间乐师的韵唱及演奏与西洋管弦乐队的音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想创作出一台既有浓郁的原生态民间音乐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的音乐作品，这种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她发来了作品总谱。从浸透着作者辛劳汗水的这些总谱里，笔者看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正在经由刘健等新一代作曲家的再创作，以“一种新的面貌、一种活态的样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排练与演出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2019年10月29日开始，这场音乐会进入了演出前的排练阶段，指挥、专业乐手和民间乐师们汇集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根据总谱对作品进行磨合演练。

　　对于音乐会舞台，指挥和专业乐手是非常熟悉的。由这些专业艺术家们演奏的音乐会上半场开场曲目《三个太阳一个影》，和以冀中民间传统乐曲《放驴》为素材创作的下半场曲目《年味》《冀中乡韵》《半个放驴伪爵士》，在排练上都没有遇到多少困难，经过较短时间的配合演练，并根据实际的音响效果对乐手们的座次方位进行了适当调整，就基本上过关了。

　　而对于民间乐师们，脱离他们所熟悉的乡间场合，来到城市的音乐会舞台，陌生感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雄县亚古城村音乐会的史军平、吴保君两位乐师韵念打击乐曲牌《河西钹》的鼓谱，管弦乐队的音响与之相配合，最后接十几位民间乐师的原生态打击乐演奏，这个曲目的排练倒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亚古城村音乐会曾经参加过成都、上海等地的大型演出，出席过“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的活动，在国家大剧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场合多次进行展演，适应性相对比较强，他们与管弦乐队的融合还算比较顺利。

　　另一个安新县同口村音乐会民间乐师与管弦乐队合作韵唱、演奏的笙管乐曲牌《赶子》，则出现了一些问题。民间乐师在生活中对传统曲牌的韵唱与演奏，其节奏、节拍是有弹性的；而专业音乐的指挥与乐队则习惯于严格规律的节拍变化，每一拍的时值都像钟摆那样精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民间乐师的韵唱与专业乐手的演奏难以合到一起的情况。再加上韵唱工尺谱的乐师任伯五对音乐会舞台环境及与管弦乐队相配合的陌生感，其韵唱也不像在生活中那样自如，出现了音调上的游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曲目的调高为民间乐社做原生态演奏时的E调，而这个调高对于人声韵唱来说，定调就有些低了，让人感觉压抑，正常的声音发挥不出来。

　　为了协调和解决这个问题，刘健给任伯五用钢琴录了一个范样，让任伯五用耳机听并严格模仿这个范样的音调进行韵唱，这样一来任伯五的韵唱倒是能够与管弦乐队的演奏合到一起了，使得作品能够顺利地表演。这样实际上是把民间乐师韵唱工尺谱时松紧带般的弹性节拍给“消灭”了，虽然解决了与专业乐手严格规律节拍演奏的矛盾，但也把原生态民间音乐的那种神韵在一定程度上抹掉了。

　　《赶子》这个作品的后半部分，是由六位民间乐师以模仿生活中“踩街”的行进方式围绕管弦乐队做绕场演奏，而管弦乐队则以对位的方式对民间乐师们的演奏进行呼应。这一部分由于管弦乐队与民间乐师们的演奏处于各自发挥而又合二为一的状态，指挥者没有对民间乐师们的演奏做什么约束，所以无论是先期的排练和后来的正式演出，都没有出现什么闪失，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整场音乐会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是刘健一个人在忙，节目单文本的拟定、各种签约事项、民间乐师们的接待、舞台上椅子的位置和搬上撤下等各种场务事宜，即便是有朋友帮忙，也要由她来操心安排。看着刘健忙碌的身影，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举办这场音乐会的艰辛与不易。

　　2019年11月1日晚7:30，“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正式开始了。对冀中音乐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张振涛、张伯瑜、吴晓萍，作曲家郭文景、于宝玉，音乐美学家宋瑾，旅美音乐学家周勤如，河北本土的前辈学者、八十多岁的江玉亭先生等人济济一堂，共赏这场勇于尝试、大胆创新的音乐会。

　　音乐会上半场的开场曲目是《三个太阳一个影》，这是为三支唢呐、一支竹笛和打击乐而作的民乐重奏。在原来的设计中，刘健要求三位唢呐乐手站立在音乐厅中最远距离的不同位置进行遥相呼应式的演奏，但是在排练时感觉其音响效果有问题，于是改为乐手在舞台上的不同方位进行呼应式的演奏。中国艺术的“留白”等创作技法、美学理念给了这个作品以创作上的启示，作曲家力求糅合中西的音乐技法和古今的不同思维，寻找合适的音乐语言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

　　接下来是由民间乐师和专业乐手共同表演的工尺谱韵唱与笙管乐演奏《赶子》、鼓谱韵念与打击乐演奏《河西钹》，这是本次音乐会最吸引人的两个作品。以民间乐师的原生态表演与管弦乐队的音响相结合，类似的探索在2003年11月由谭盾创作并指挥、在凤凰古城的沱江上举办的大型水上音乐会——“地图——寻找消失的根籁”中曾经有过。但是在谭盾的这部作品里，原生态音乐的展现是以多媒体视频播放的方式进行的。而在刘健的作品里，原生态音乐的展现是以把民间乐师请上音乐会舞台进行现场演奏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比视频播放更难把握，增加了许多变数和风险，但是民间乐师的现场演奏能够更真实地把传统音乐进行呈示。在民间乐师和专业艺术家的合作下，这两个作品的表演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鼓谱韵念与打击乐演奏《河西钹》，前半部分的鼓谱韵念与管弦乐队的结合，史军平、吴保君两位乐师丝毫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超水平发挥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后半部分纯由民间乐师负担的打击乐演奏《河西钹》，尽情地展现了冀中音乐会打击乐热情奔放的一面，尤其是民间乐师舞蹈性的“舞钹”，在雄浑震撼的打击乐声响中又带给人以优雅婉约的美感。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以冀中民间传统乐曲《放驴》为素材创作的三首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放驴》是冀中地区吹歌会的代表曲目，由当地的秧歌曲调发展而成，诙谐幽默、欢快热烈，其演奏技法与结构等都具有鲜明特色。其全曲“起承转合”的整体结构，主奏乐器管子与其他合奏乐器“句句双”式的音乐重复手法，都颇具河北地方特色。刘健借鉴当代的音乐创作技法和表现手段，以《放驴》的曲调、演奏技法与音乐结构方式等为素材，创作了三首风格各异的当代音乐会舞台作品，探索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艺术音乐以及当代流行音乐结合、重构的各种可能。

　　第一首《年味》为双簧管、笙与打击乐而作，原曲中情绪浓烈的管子旋律被清脆灵巧的双簧管取代。乐曲以《放驴》为素材，并借鉴其结构框架，通过简练、质朴的音乐语言展示了节庆的热闹气氛。第二首《冀中乡韵》为西洋乐器重奏而作，乐曲以《放驴》的主题旋律为核心素材展开，挖掘其音乐结构形式中的多种变奏手段作为音乐发展的基本方法。作曲者尝试通过音色与织体的设计来实现中西音乐之间音响功能的转换，笙的律动节奏交给了弦乐与打击乐，主奏管子的音调以双簧管与手风琴的音色来替代，以钢琴与长笛的华彩来拟态竹笛的俏皮装饰。第三首《半个〈放驴〉伪爵士》为管子、小号、笙、打击乐、钢琴和低音提琴而作。作品将《放驴》的旋律主题碎化为短小的音响动机，配以西方爵士和声与摇摆节奏，尤其以轻快的速度和变化不定的重音来凸显热烈奔放的拉丁爵士风格。该乐曲的表层是民族与流行的跨界，但“底盘”仍然是严谨、节制的艺术音乐重奏，所以谓之“伪爵士”。管子与小号是领奏乐器，作为中西文化的代表，它们之间的竞奏喻指着当代的多元文化并置与融合。

三、研讨会上的讨论

2019年11月2日上午，刘健作品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举行。会议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宋谨教授主持，旅美音乐学家周勤如教授，作曲家于宝玉教授，民族音乐学者吴晓萍博士、齐易教授、吴艳辉博士等，参加前一晚演出的同口村音乐会会长韩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史军平，雄安新区级非遗传承人吴保君、任伯五等雄安新区民间乐社的乐师们，以及作曲家刘健本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就这场音乐会的文化意义、创作技法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刘健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郭文景教授虽然因故没有参加研讨会，但他在音乐会演出开始前，在致辞中评价刘健创作的新作品时说道：“一般的人运用民间音乐创作新作品，往往是把民间音调砍一截下来，作为素材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这样做弄不好就会把民间音乐原有的精髓、原本的状态丢失掉了。像刘健这样把民间音乐完整地而不是切割某段材料放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来，这是真正的民间音乐与学院派当代音乐、东方和西方的一种文化碰撞，非常有意思。”

　　音乐学家、《音乐中国》主编周勤如认为，这场音乐会的创作背景是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对河北传统音乐的系列考察活动。这个团队的工作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开放包容的工作方式，由本地学者统筹全局，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吸收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工作；第二是资料的即时共享，他们对考察工作进行现场直播，其考察手记及其他文字、影像资料等也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体现了中国当代学者的博大胸怀和宽广境界；第三是基于理论自信的践行，这个团队持续进行田野工作，兢兢业业地采录冀中大地上的传统音乐，已经进入了他们自己基于理论自信的当代田野工作新模式。对于此次音乐会，周勤如认为刘健让民间乐师直接参与现代音乐会的演奏，是富于创新的、意义重大的艺术尝试。作曲家需要多创新、多尝试，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艺术眼界，用现代理念理解和诠释传统音乐，才能在保留民族音乐精髓的基础上，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作品。

　　作曲家于宝玉首先从三个方面肯定了这次音乐会的新作品。从配器方面说，没有使用民乐中的弹拨乐，克服了民族与西洋两类乐器一起演奏时音色难以融合的问题，达到了中国民间乐队与西洋室内乐在音响效果上相均衡、相协调的效果，使得整场音乐会显得谐和、唯美，富有女性作曲家的典雅韵味。从作曲角度说，这次音乐会是民间原生态音乐与当代专业作曲技术结合的产物，刘健的作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显民间韵味，又有自己的艺术表达。这些作品不仅仅是以民间音乐为基础的润饰，而是真正的音乐创作。从效果方面看，让鲜活的民间音乐走出乡土，经过艺术再创作的手段到达了一个雅文化的层面，这正是本场音乐会的意义所在。于宝玉还就民族音乐如何与西洋音乐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民族音乐其本身魅力已光芒无限，仅原样呈现即可震撼观众。作曲家应通过利用民间素材的创作，为现代音乐作品赋予民族性和民间性。在这场音乐会中，如果在一些时候指挥者不去限制民间乐师，而是让他们像在自己家乡生活时那样自由发挥，西洋乐队或想办法适应民间乐师的演奏，或是干脆做并置处理走另一条线，这样艺术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

　　笔者在研讨会上指出，这场音乐会实现了刘健在考察现场所表达的愿望，她的尝试对民族音乐走向国际化舞台有着重要意义。希望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放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上，只有从历史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才可造就当代音乐创作的参天大树。对于音乐会后半场以《放驴》为素材进行的创作，笔者提出了自己认为更理想的创作构思：充分利用《放驴》的“句句双”音乐结构，让民间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做对答演奏；把原生态的《放驴》与西洋管弦乐队新创部分做复调处理，从而形成音乐会下半场的一个高潮。

　　中央音乐学院的吴晓萍认为，将民间鲜活的原生态音乐纳入到音乐会中，是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可以尝试运用更多、更新的方式，让传统的民间音乐“活”在当代音乐会舞台上。音乐会的下半场运用专业作曲技法重构《放驴》，无论从结构、配器还是其他作曲技术的角度来看都十分具有新意。尽管这台音乐会尚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但这种艺术探索的精神可以给大家以启迪。她认为刘健的作品是让民间音乐活跃于当代社会的一种方式，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河北大学的吴艳辉认为，刘健的这场音乐会对冀中笙管乐这一乐种的传承保护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长期以来，在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支持下，在学者们持续不断的研究中，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局内人的努力保护、传承下，冀中笙管乐在当代呈现出了复兴的趋势。现在在作曲家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以冀中笙管乐为基本材料的作品，这对冀中笙管乐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刘健的作品里，能感受到她作为年轻的作曲家，在经过了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后，领会了冀中笙管乐的乐器配置、音响特点和音乐风格，再通过当代的作曲手法把这一乐种“拙笙、巧管、浪荡笛”等一些灵魂式的特点表现出来，把冀中笙管乐的“念曲”“摸家伙”等基本要素也囊括进去了，这一切都浸透着创作者独具的匠心。

　　韩峰、史军平、吴保君、任伯五等民间乐师也都谈了所在乐社的生存现状、他们为克服传承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感受，以及为适应音乐会场面所做的种种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调整。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传统与现代、民间乐师与学院派乐手走到一起时所产生的文化碰撞，而民间乐师在这种尝试性的碰撞中仍努力地维护着自己的文化本色。这些传统文化局内人可谓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臣。

　　宋谨教授在作最后总结时认为，这场音乐会是在资金紧缺、时间受限的情况下筹备举行的，所演奏的作品比较完美，民间乐师与专业乐手的演奏技艺精湛，音乐会应该说是十分成功的。中央音乐学院早有把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融合进行新创作的传统，郭文景等作曲家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刘健作品音乐会的成功举办又增添了这方面的一个优秀案例。宋谨以福建南音为例，认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应当“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原样保存，传统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历史悠久的音乐文化不但要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更要活态传承和保护；另一方面，传统音乐的发展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其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自然发展，另一部分是作曲家大胆发挥、勇于创新，让传统在当代做变异发展，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结语

刘健的“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是一台以民间乐师和传统音乐素材为主角的音乐作品的集中呈现，让饱含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髓的笙管乐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民间乐师从偏僻的乡间走进了京城，走进了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彰显了对民间传统文化尊崇和弘扬的态度。在传统音乐有机会被更多人接受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传统文化局内人和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这种来自外部社会的关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强烈支持，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活力。

　　在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的这片热土上，先人们在劳动、生活、创造中为我们积淀下了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一代代百姓的口口相传，使这些传统文化珍宝得以穿越千年而现于今日，这些最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民间音乐文化，留存了中华民族珍贵的基因。当代的中国音乐创作要想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虚心向民间学习，在继承民间音乐这笔丰厚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真正能够让世界瞩目的作品来。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让中国传统音乐走向更宽广的舞台这个角度来说，刘健的这场音乐会创作和创新性的艺术探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