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政策的深入推进，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一进程中，木雕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性的冲突与矛盾持续凸显。本文基于学界的研究基础，结合对木雕艺人的深入访谈，使木雕发展的困境更加具体化。同时，旨在打破长期以来“静态保护、地区划分、市场主导”的思维局限，解决木雕发展的困境，延续和发展好优秀传统文化。文章认为要立足于木雕传统文化的基础，注重延伸其当代意义，开展不同地域间木雕的文化对话与合作，同时充分发挥木雕艺人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中的主体作用，推动木雕进行适应现代性的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保证一个国家文化多样性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数次在重要场合发表有关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日常生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性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1]。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晶, 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变中与某些传统的承接或者断裂是其主要特征[2]。现代化是传统与现代性相遇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力量，渗透到不同传统的传承、保护，不同文化内容、制度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变动等诸多方面中。现代性与不同社会的传统之间发生的碰撞、冲突，使不同文化的现代化各自呈现形形色色的矛盾与困惑，影响着不同社会和文化人群的心态与选择[3]。木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在遭遇现代化进程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因此，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应该立足于现代化进程，着眼于文化自信，理清木雕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一、相关研究回顾及问题提出
从2001年我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开始，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加强，关于木雕文化研究的文章也在逐年递增，2016年“CNKI中国知网”相关文章达到303篇的收录量。不过，在对2001年至2019年2月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关于木雕的文章大致有两个主要方向，且有明显的时间段区别。一方面，从2001年到2008年，以强调木雕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主，关注对地方特色的阐释和区分，且偏重于木雕著名派系的研究。如通过对剑川县狮河村白族木雕的发展现状、自然人文环境、工艺、类别和美术图案、承传等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有学者尝试对狮河木雕工艺的保护与发展进行分析（黄静华，2002）[4]。这一时期，有学者还关注到从历史文脉、历史成因以及艺术特色来揭示地方性木雕发展规律的重要价值（陈汉波，2004）[5]，通过研究仔细记录当地木雕的生长环境、文化艺术特色，将民间经验转述成文字，也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发展状况进行探讨（李新华，2005）[6]。这一阶段学者的研究地方特色鲜明，注重对历史脉络、艺术特点和工艺流程的详细记录，并开始关注文化内涵。此外，强调以“抢救第一，保护为主”为理念，注重对木雕地方性传统文化资料的调查、搜集、整理，强调保护地方特色与文化根基，体现了学者对木雕传统文化现状的担忧以及对保护工作的谨慎态度。虽然其中也有部分学者就木雕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建论立说，但毕竟是少数，而且部分研究提倡的批量化生产模式（丁灿剑等，2007）[7]，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是有待商榷的。
另一方面，真正以木雕的现代性为着眼点进行的研究集中于2008年之后。《云南剑川木雕的发展与保护研究》一文从保护与传承的角度出发，针对云南剑川木雕工艺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发展与保护的建议（李纶等，2009）[8]，研究内容不仅仅是对历史、地域特色、艺术形式的记录，也着眼于云南剑川木雕的现代性特征，从材料、意识观念、传承方式、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研究则关注到了旅游业对木雕发展的价值，认为要借助当地良好的旅游业开拓市场，搭建发展桥梁，强化体验，注重协同发展，以实现当地木雕的可持续发展（苏晓萍，2014）[9],文章充满时代气息，游客本位、市场导向的思想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将逐步凸显出来。也有研究指出在当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室内设计过于依赖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认为传统木雕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实际应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0]，这是一条新的产业道路，强调了木雕文化的室内空间生产，富有新意。自2008年实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以来，学界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看到了传承人的现代发展困境，对于木雕的研究也集中于如何实现其适应现代性的问题上来。这一时期，就木雕究竟怎么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生命力，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广泛探讨，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但不难发现品牌创新、销售拓展、旅游带动等“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是其主基调（龚垚奔，2017）[11]。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在强调对木雕传统的研究与保护时，存在偏重于著名派系的倾向，可长期如此难免会使社会成员将眼光仅仅锁定在享有盛誉的地区上，从而在无意识间忽视了其他地方木雕的文化与技艺价值。比如甘肃、新疆、河南等地，同样有着非常灿烂的木雕文化，它们同样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过于强调地方特色，缺乏必要的借鉴与交流，既不符合当今文化交流与互鉴的趋势，也会造成墨守成规的问题，使保护与发展面临瓶颈。此外，随着“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政策的深入推进，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木雕的发展，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实体效益上来，因为谁也没有权力阻止木雕艺人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他们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来维持生活。但长期将注意力放在市场上进行“快餐性”的生产与“商品化”的运营，也难免导致木雕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技艺受损。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这些逐渐凸显出来的问题，我们在分析木雕发展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路径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思考。
二、木雕发展的困境分析
（一）在传统与现代性的调和中迷失自我
山内昌之曾这样描述过传统与现代性的适应问题：人们通常将自己生长环境中孕育的文明理解为最具广泛性意义的文明,也是最普遍自然的文明。但是接触其他文明所引起的困惑和思考往往使人们的此类信念发生动摇[12]。就木雕传统来看，此观点同样适用。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已出现了木雕文化，发展至今已有千年的传承嬗变，中国的木雕风格多样、精彩纷呈，发展出不同的工艺流派，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通过调查，笔者也了解到河北武邑县明清时期一直专注于制作宫廷家具，讲究手工化精细加工，风格典雅，在20世纪80—90年代享有“雕刻之乡”的美誉。但是90年代之后，武邑县木雕受到机械化制作的冲击，大部分手艺人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恶性竞争，导致木雕质量下滑，产品千篇一律，口碑受到极大影响，市场惨淡，从以前老少皆会、家家有匠的繁荣景象转变为目前老匠零星、户户转行的尴尬局面。追求现代性的发展，应该是趋势所在，难以避免，可为何还是步入如此尴尬的局面？乐清黄杨木雕在保护传统特色的同时，受地域文化的限制和成本上涨的影响，发展困难，而且在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年轻人很难静下心进行木雕制作，很多的大学生选择了室内设计、广告等专业[13]。强调传统保护，守住文化根基，应该是值得提倡的，可为何专注于传统保护却还是不得不将“衰落”挂在嘴边？传统保护举步维艰，追求现代性又容易丢失本心，导致恶性竞争、质量下降，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这便是目前的困境之一。（二）地方特色与多元发展成为“一元论”束缚发展形式
地方特色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突出地方特色容易形成“品牌”效应，让人留意与铭记。当今社会有这样一种趋向：如果某个地区能成功打造出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质，那么便可认为其是保护传统文化的优秀范例，媒体的聚光灯也会随之而来，渐渐地在人们心中就会为这种文化打上专有的地方烙印。时间再久一些，其他地方的此类文化便会被人遗忘，无法发声，而且该地区的木雕艺人也只有将传统以“更传统”的方式坚持下去，才能“问心无愧”。来自河南社旗的陈风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社旗陈氏木雕”的第六代传承人，一直秉持初心钻研社旗的古建筑木雕技艺。社旗木雕以方汉纹与圆汉纹为主，侧重香草、花鸟、龙凤，做工精细。但是据陈风军表述，目前古建筑雕刻市场惨淡，需求量较小，他想借鉴其他地方的木雕技艺、文化特征以及发展模式将古建筑木雕的手法和文化内涵附加在目前比较看好的家具和工艺品上，以此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出路。不过，他也担心这么做会不会失去社旗古建筑木雕的特色与地位[14]。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突出木雕地区性就不能从木雕界这个大整体里吸取其他经验了吗？怎样才能在融合众家的同时不迷失自我？其实“原汁原味”的保护是不存在的，每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木雕技艺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过某方面的改变或者创新，“原汁原味”的概念只能是相对的。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赤霞峪村的杨长祥，1993—1995年在蓟县旅游局雕刻厂学习绘画、木雕、竹雕、骨雕、核雕；1995—1998年在天津克运公司雕刻厂进行木雕设计和制作，并向尔士华先生学习花鸟雕刻技艺，同时还融合了皮影和戏剧方面的一些技巧和文化内涵。杨老师也曾四处求学，一直致力于促进木雕技艺与文化的整体建构，寻求文化融合的状态，并于2000年成立木雕工作室，从事木雕设计与制作，本以为融合众家，应该出路广泛。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杨长祥没有形成独特的地方“品牌”，缺乏稳定订单与有效的宣传，收入无法保证，很难吸引年轻人入行，空有一身技艺却无法施展，渐渐陷入困境[15]。融合众家就不能在“圈内”站稳根基、取得一席之地吗？有的木雕艺人以“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认为“原汁原味”的才是正统，慢慢地却陷入了保护的“死胡同”，缺乏必要的借鉴与融合。放眼文化整体，吸取各方知识与技艺的同时，如何形成自身特色吸引公众的眼球？地方特色与多元发展成为“非此即彼”的两元，彼此划清界限，这便是目前木雕发展的困境之二。（三）文化内涵和市场的关系失调阻碍发展前途
获得市场是生存的必须条件，市场化运营能极大地调动社会公众对木雕产业的关注，于是如何让当地的木雕文化在短时间内产生经济效益，获得实质性回报，渐渐成为部分艺人的追求趋向。通过调查和访谈，笔者了解到53岁的河南安阳市枣木根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合民，师承祖辈当地的枣木手艺，以前主要运用道教的文化内涵来制作手串、手镯、砚台、笔筒等，以雷击枣木为主，突出辟邪之用与淡泊雅致的之意，售价在200元左右，销售水平还算可以。不过，赵合民认为近几年家具产品才是市场主流，能卖高价，便在2016年注册了公司，用之前积累下来的资金开发枣木家具产品。没想到虽然家具产品在市场上前景可观，可社会公众却并不认可枣木产品，人们早就习惯了红木、梨木、松木等产品，枣木用什么来吸引消费者？光靠材质的不同是不行的，赵合民现在还在为厂里堆积着的枣木家具产品犯愁[16]。来自上海杨浦区46岁的木雕艺人曾圣伟说：“只有让作品具有文化内涵，让它自己向公众讲述故事，这件作品才会被人重视，渐渐地自身声誉也能出去。”他制作一件作品通常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与一个月销售百余件产品的其他木雕艺人相比，收入确实存在差距。虽然自2016年以来曾圣伟的名声在当地广泛传开，订单络绎不绝，但据曾老师所言，他现在因为保持“文化内涵与精巧至极”的初心，工期较长，收入仍然不能弥补工期内的生活开销，一味提高定价也不是办法[17]。应该如何处理好文化内涵和市场的关系，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是目前的困境之三。三、木雕困境的对策研究
（一）立足木雕传统文化研究，注重延伸当代意义
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和技法传承，而是最为根本的、与民众生活不可分离的文化本身。它因民众的需要以及使用而存在着。为了防止保护目的不清晰、对象错位，有必要加强木雕传统文化的研究，这是最为根本的前提。承载着民众记忆与情感的木雕传统是保护的落脚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保护对象的双重性。很多木雕传统文化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流变性。我们在保护中往往注重对其本身稳定性的延续和保护，忽略了其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的现实；如果仅仅维持一成不变的状态，也不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18]。木雕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实用性的特征，这种实用性不仅仅是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还承载着百姓的精神需求。千年以来，木雕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湖北武汉木雕市级传承人张静老师，在保持武汉木雕重历史典故、文人气息、佛教人物的地方特色上，一直在思考延伸其当代意义。张老师通过开设社会工作坊的方式，在创作的同时关注民众反馈，聆听他们的诉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认为不能将木雕仅仅摆在艺术殿堂上供人欣赏，应该关注木雕的实用性，开发出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又有实用功能的木雕产品，才能让武汉木雕在当下保持生机。目前张老师开发了汉纹香插、典故案台、文艺台灯等许多受到好评的木雕产品，也因此吸引了很多人来向张静老师学习[19]。木雕蕴含的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木雕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一块瑰宝，在关注对其延续和保护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本身也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我们很难说清楚，哪个阶段的木雕才是最为传统的；可能目前认为不是传统的木雕文化，几百年后或许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传统的部分。所以追求木雕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也是塑造木雕文化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离不开既有的土壤，也肩负着开拓未来的使命。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认为，想要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脱离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会是失败的[20]。回顾那些诉诸保护与追求现代性失败的案例，实际就是对木雕传统文化是否有清晰认识、追求现代性是否立足于木雕传统文化的问题。没有清晰认识就无法做到有效保护或有意识地保护，不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也只会造就千篇一律的机械化产品。
（二）开展不同地域间的木雕文化对话与合作
提到木雕，东阳、徽州、潮州、剑川、乐清、福州以及宁波等地便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显然它们已经成了木雕地区性文化的代名词。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木雕便少有耳闻。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所生存的地方烙印，这是不可争的事实，重视地区划分也是基于此种认识。提起木雕就让人们联想到这些地方，在突出地区概念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对木雕地方性文化长期调查、研究、传播的成功，这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不过，“我们所有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和理解都是相对的，所有的认识都可能是当事者、研究者的现在认识，尽管竭力保持研究的理性和公正，但研究者无法回避自身的局限”[21]。事物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的，现在已经确定的地区木雕是不是之前也不可或缺地对其他地方进行借鉴和吸收；而我们人为地将其强制划分是否存在主观上的偏颇？就拿笔者长期生活的云南腾冲来说，这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崇山峻岭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战乱的朝代中不少人逃到此处避难，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木雕艺人。他们在这里定居，依靠着高黎贡山原始森林所提供的多样原材料，接受着当地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并和少数民族的图腾相结合，突出田园题材和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木雕风格。但是提到木雕人们习惯性地便认为云南只有剑川木雕，忽视了其他地区同样精彩的木雕文化。每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单独发生和发展的，都会受到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创造的影响，每种文化也只有在不断充实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同其他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交流，才能得到继续前进的动力[22]。借助历史与文化演变发展的视角，我们不妨在现在已经基本成型的地区划分上开展更为广泛的木雕文化交流，在文化对话与合作中充实木雕发展的内涵与范式，厘清自身的定位与不足，让木雕文化充满生命力，而不是仅仅成为某一地方意识与行动的代名词。“保护”要成为“发展中的保护”。不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文化是令人害怕的，这也必将会是衰落的。历史证明，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文化间的对话与合作，将无法避免和控制冲突甚至是灾难的重现，真到那时地区的划分也将毫无意义。但同时，地区性的文化自产生之时就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我们也不能在对话与合作中随意否定自我。那种全盘皆弃或全盘皆收的做法已经被无数鲜明的例子证明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强调延续和保护木雕地区文化的同时放眼于木雕文化整体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在塑造木雕本土文化中开展对话与合作，在合作与对话中发展木雕本土文化，使木雕本土文化兼具地区特色与整体意识，探求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三）充分发挥木雕艺人的主体作用，关注木雕发展生命力，提升文化自信
市场和文化内涵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木雕艺人在经济效益与文化认同间的博弈问题。王宁宇先生对此有过较深的感触：“基于民众中志愿、平等、趋众和无利害冲突地参与创造性竞争的社会生活空间在日益萎缩，作为流水线上的‘菜鸟’及被动的消费者而被垄断资本和大市场‘格式化’的危险正成为普遍的现实。”[23]为了避免作为文化主体的木雕艺人被市场“格式化”，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明白木雕究竟为何能从历史延续至今。一方面是因为木雕精巧的技艺以及实用功能，最为根本的是人们希望借助木雕记史颂德、达情表意，它承载的是一种对国泰民安、家人安康、生活幸福的美好向往，在今日仍然如此。在老人过寿时会雕刻“八仙祝寿”“麻姑献寿”等图案；在祠堂庙宇会雕刻家族故事；文人用香草幽兰图案装饰门厅；商人用龙、龟、蝙蝠等图案祈求福气……每一种木雕都有其寓意。木雕已经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摆设，而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与“快餐性”的市场产品不同，这种精神需求与文化内涵是长期性的，依托中国千年的历史与浓厚的文化底蕴，它是经久不衰的资源宝库。所以错的不是木雕艺人对市场的追求，而是对市场追求的方式，传统的文化内涵之于现代确实可以创新，但不是舍弃根本的改造，应该合理地有所“扬弃”。木雕文化是经历了数千年而积淀下来的，木雕艺人应该将眼光聚焦于此，思索符合当下民众需求的创新形式，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木雕文化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不应该只依靠政府、学界亦或商界的开发，木雕艺人才是主体。不过，这必须基于他们对木雕文化的认同感，只有如此才能进行合理且自觉的文化创新。木雕艺人的木雕本土文化认同感除了基于对木雕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运用外，各界对他们的关注与支持也会为认同注入关键的情感因素。这一方面在我国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下称“研培计划”）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木雕艺人们的主体性、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在“研培计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增强。以“天津大学2019年非遗传承人培训班”中的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位木雕艺人为例，他们此前或多或少都有在追求市场效益和保持地方传统上的焦虑，但是通过以他们为主体的系统知识的讲授、技艺的提升、专家学者的建议、各界人士的尊重以及艺人间彼此充分的交流，他们表示自身获得了对木雕更深的认识以及认同，从以前的自卑变得充满自信，从以前的盲目追求市场变得懂得如何推陈出新，从以前的专注技巧和形式变得追求文化内涵。据目前的了解，现在很多学员都已经成功打开了市场，而且成为了当地文化传承的代表人物。这让我们可喜地看到木雕艺人身上迸发出来的生命力。他们是延续和保护木雕的主力军，是推动木雕传统更好地适应现代性、提升木雕文化自信的关键力量。
结语
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论辩中，约瑟夫·古斯菲尔德有过这样精辟的观点：“传统与现代性并不必然冲突，传统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并赋予现代社会合理性，现代性对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依赖作用，并且经常需要传统观念的支持。”[24]这个理论前提之于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背景下木雕的发展情况依然适用。木雕文化不仅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长远来看，木雕的有效延续、保护和发展有利于激发木雕艺人的创新能力，打破长期以来“静态保护、地区划分、市场主导”的思维局限，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活力，为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性的抗争之中找到出路提供借鉴。因此，在立足木雕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延伸当代意义，开展不同地域间木雕文化的对话与合作，突破自身局限，立足文化整体，充分发挥木雕艺人的主体作用，为木雕发展提供持续的生命力，提升文化自信，是解决木雕目前的困境，推动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长期、稳定发展的有效对策，也是国家“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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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访谈对象：陈风军，访谈人：常国毅，访谈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天津大学留园，访谈时间：2019年8月2日。
[15]访谈对象：杨长祥，访谈人：常国毅，访谈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天津大学42斋，访谈时间：2019年7月26日。
[16]访谈对象：赵合民，访谈人：常国毅，访谈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天津大学留园，访谈时间：2019年7月24日。
[17]访谈对象：曾圣伟，访谈人：常国毅，访谈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天津大学42斋，访谈时间：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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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访谈对象：张静，访谈人：常国毅，访谈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天津大学42斋，访谈时间：201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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