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场域中，行为主体（意义制造活动的参与者——包括编码者和解码者）、世界（意义索引和指涉的外部机制、环境和条件）和媒介（意义的载体及互动性结构单元）形成交互、相互逐力并互相建构。在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下，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内容本身，使得原先作为单纯意义载体的非独立单元的媒介，在延续这一功能的同时，其作为意义生成主体的性质，将媒介自身从内向、封闭的语义环境（即由行为主体、世界和媒介组成的语义环境）中解放出来，与其他语义环境中的媒介之间形成跨媒介的外向关联和信息交互。由此，媒介及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网络，成为了意义生成的新的能动空间。如今，跨媒介实践与理论话语已然成为当代人文学科视阈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当代知识生产的一个新兴方向，涉及哲学、美学、艺术史论、文化研究、社会学、传播学和视觉文化等诸多领域。

　　在此，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y）作为一个新的核心概念，其本身具有语义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由此揭示了跨媒介研究内具的多样性和关联性特征。目前，跨媒介研究已广泛延伸到社会和科技的各个层面，涉及艺术与技术、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等多重关系，因而包含了现代科学技术如何重塑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诸多深刻问题。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不但是人的延伸，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建构了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跨媒介”既是文化和艺术实践中的复杂现象，又是一个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艺术学领域中的跨媒介研究，旨在通过不同意识及价值层面上各异媒介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经由以媒介特殊性定义的艺术多样性关系进入跨媒介的艺术统一性，进而把握艺术的共性原则和共有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媒介间所结成的已然或或然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即媒体间性），探究不同艺术门类在不同的媒体环境和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的刺激下，相互移植、转换、共存、融通与整合的可能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跨媒介研究是重构艺术理论和美学的一个有效路径。跨媒介艺术和文化的研究，日益成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团队深入钻研的重要领域之一，且团队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就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019年10月3—5日，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与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瑞典林奈大学跨媒介与多媒体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medial and Multimodal Studies，Linnaeus University）合作举办了“穿越媒介边界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

　　across

　　Media）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11—12日，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携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又举办了以“跨媒介艺术研究”为主题的三校博士论坛。此次“艺术/文化跨媒介研究”国际研讨会，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此领域开展的又一次富有理论成果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本研讨会旨在回答一个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至为重要且基本的问题，即艺术学理论如何可能？自2011年艺术学作为单列的学科门类从文学中脱离出来以后，便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诸多质疑。其中最迫切且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解答是否存在一种我们称之为超越各具体艺术门类的、具有总体性和纲领性的“艺术学理论”？它与各门类艺术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在何种意义上又具有差异？在以媒体特殊性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框架中，各门类艺术之间所结成的关系是苏珊·朗格所谓的各独立艺术幻象之间的关联，强调其存在论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和自为规律。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艺术学理论”？这是一种出于理论学者的虚拟构想，还是基于对艺术本质和现象认知之上的智性创立？如果说“艺术学理论”是华人世界对于世界艺术学领域的独特贡献和重要理论视角，那么关于“跨媒介”的研究可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倾向，为有关具有超越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艺术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某种可能和有效的思考和通途？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参会学者从“跨媒介的理论和方法论”“艺术史的跨媒介书写”“技术与跨媒介”和“跨媒介个案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不同面向的阐述和讨论。

跨媒介的理论和方法论

在有关跨媒介理论与方法论的讨论中，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周宪教授和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姆斯大学波恩分校（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Bonn）的詹斯·施洛特（Jens Schr?ter）教授，主要从宏观上对跨媒介概念及其性质和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

　　周宪教授的《艺术跨媒介性与艺术统一性——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建构的方法论》一文，从学科立足之本的高度阐述了艺术的跨媒介性与艺术的统一性问题。其发言主要以学理性的角度从三个递进的方面切入跨媒介研究与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构问题：第一，跨媒介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在跨媒介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类型；第三，跨媒介研究对于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旨在呼吁从跨媒介的角度介入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构和理论探索。在《有关跨媒介性的四种话语模式》（Four

　　Discourses

　　of Intermediality）一文中，施洛特教授首先追溯了作为概念的“跨媒介性”的历史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在承认“跨媒介性”复杂多义的语义基础之上，施洛特教授进一步区分了跨媒介性的四种基本模式，即综合型（Synthetic Intermediality，集中几种媒介融合成一种新媒介）、形式转移型（Formal or TransmedialIntermediality，一种媒介被制作为其他类型的媒介）、媒介转化型（Transformational Intermediality，一种媒介被其他媒介所呈现）、作为本质实体（Ontological Intermediality）的存在型（认为跨媒介是媒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使我们得以理解跨媒介性所存在于其中的不同语境和由此产生的多向度的语义关联。而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的沃尔夫（Werner Wolf）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的杨向荣教授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孙月老师，则从门类艺术的视角，讨论跨媒介性在具体艺术体裁中的理论观照和意义创新。沃尔夫教授的《文学与音乐：跨媒介领域测绘》（Literature

　　and

　　Music:Mapping

　　an

　　Intermedial

　　Field）一文，主要从文学与音乐两个门类的关系角度出发，从多媒体、媒体内部对主体的指涉和媒体内部对模仿的指涉等三个方面，探讨媒体间性的两种表达方式，即跨媒体的和媒体内部的换位。其中，媒体内部对模仿的指涉的三种形式——复制和挪用、唤起以及正式的模仿，是其讨论的重点。杨向荣教授的《图与词：重读马格利特与福柯——图文的断裂叙事及其话语深渊》主要从“图与词的博弈：马格利特的话语隐喻”“再现的颠覆：福柯论马格利特”和“话语的深渊：断裂叙事的图文隐喻”三个方面展开。在他看来，通过重温马格利特的作品以及福柯对其的解读，可以看到视觉图像并非单一的透明形象，而是一个被建构的、有着特定文化意义的视觉再现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权力隐喻的话语场。在此，图的再现与词的叙事之间构成一种悖论性的断裂，而这一断裂叙事背后潜隐着复杂的话语深渊，值得我们对图与物、图与词的关系，以及图像符号指称功能背后复杂的话语隐喻进行反思。孙月老师的《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两种异质艺术的同构关系研究》一文，则以建筑和音乐为例，从文化与历史的持续性演化与继承性发展的角度，解析了不同媒介的居间共性与关系网络。她认为，从跨媒介的角度而言，异质同构说之下的媒介间性的特质，并非抹杀既定的媒介边界，而是承认迭代过程的形式变化，从而寻求跨越媒介和超越单一形式的文化同一性。然而，“跨媒介性”并非一个僵硬的、固定化的操作性概念，它自身便极具理论的创造性和与当代现实（技术发展）紧密结合的流动性。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及外国语学院的何成洲教授在《跨媒介的操演性及其理论旅行》一文中，分别阐述了跨媒介和表演性（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历史，创造出一个所谓“跨媒介的操演性”（intermedial performativity）的概念，并通过作为在小说和电影两种媒介间转换的《红高粱》文本，启示研究者关注在跨媒介的过程中的表演性问题。杜克大学James B.Duke荣誉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N.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在《作为进化首要动因的跨媒介：从浩瀚天际到电子诗学》（Intermediation

　　as

　　the

　　Primary Driver

　　of

　　Evolution:From

　　the

　　Cosmos

　　to

　　Electronic

　　Poetry）一文中，从一种广义的跨媒介角度讨论了媒介从低阶状态转变为高阶状态的作为跨媒介现象的进化本质，并以约翰尼斯·海尔登和哈肯·约翰逊的电子诗《进化》为例，预测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人工智能，能够在未来跨媒介和革新时代的进程中超越人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阎嘉教授的《文化空间和艺术空间生产的观念问题》一文，则从跨媒介概念出发，将空间概念与文化、艺术具体的空间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并具体落实到了哲学构想、文化记忆、生活经验和技术操作四个层面，以此理解媒介空间的生成、拓展和内在交叠。

艺术史的跨媒介书写

从上述有关媒介的宏大叙事和门类艺术跨媒介转换的深入讨论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跨媒介”是一种具有本质性的、广泛存在于艺术现象之中的基本特征，艺术历史的发展历程，即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不断进行跨媒介实践的过程。对于这种特性的理解和指认，有助于研究者更为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艺术历史变化的动因和路径，并以此作出关于历史变化趋势的准确表述和判断。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张晓剑副教授的《视觉艺术中媒介特殊性理论研究——从格林伯格到弗雷德》一文，论述了艺术历史从艺术媒介的分化，即现代性语境下各门类艺术独立性的确立，到当代艺术媒介逐渐混合和融合的过程，即弗雷德所谓的当代转化。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刘毅副研究员的《从造型到视觉：跨媒介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则从跨媒介的角度，描绘了从造型，即强调媒介的特殊性和不同艺术门类的区分，到视觉，即以统一的知觉模式（可视的）消解媒介边界（跨媒介）的视觉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指出新媒体的出现将进一步使得视觉艺术的跨媒介性成为可能。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刘坛茹副教授的《总体艺术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态话语》一文，则从以跨媒介性为特征的总体艺术观念出发，重新思考了以之作为核心的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思潮。

　　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詹悦兰老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赵奎英教授、周计武教授和李牧副教授，则主要关注当代艺术领域中的跨媒介性。詹悦兰老师的《“虚拟幻觉”与当今艺术发展的跨媒介趋势》一文，主要针对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类可能深陷其中的技术困境，指出当代语境下艺术媒介作为意义载体的跨媒介性，及其有效帮助人类摆脱技术困境的可能性。赵奎英教授的《语言介入与概念艺术的跨媒介分析》一文，主要从一些概念艺术的具体实例出发，讨论其中涉及的诸如实物材料、摄影图像、文字语言等不同媒介的相互关系，阐述了在当代艺术作品的接受中，感官和心智共同运作的“共感知”问题。周计武教授的《现代艺术的张力：媒介纯粹性vs跨媒介性》一文，则讨论了从坚持艺术媒介纯粹性（艺术自主）的现代主义艺术到坚持艺术的跨媒介性（艺术介入）的先锋派艺术的发展历程，指出二者虽然存在差异，但作为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形式，二者均具有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共同价值观和使命。李牧副教授的《挪用的去还原主义批判及其跨媒介性》从对于后殖民话语下现当代挪用艺术的还原主义倾向的批判出发，试图从跨媒介的角度，将认识、理解和阐释艺术现象的视角，从关注外部的非艺术因素（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等）转变为重视内部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艺术要素（形式、主题等）。

　　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方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童强教授的《中国传统艺术的跨媒介性》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古代艺术本身的特质之一便是跨媒介性。这与当时艺术家的糅合身份（官员、学者和艺术家等）及其复杂多面的生活方式有关。同时，中国传统艺术的跨媒介性也与不同类型的艺术所使用的创作材料（笔墨）的相似性有关。例如，在绘画作品中加入题跋，便是传统书画作为跨媒介艺术的综合表现之一。但是，童强教授同时指出，在中国各传统艺术门类之间，除了本质上的跨媒介性，我们应该重视的还有其自身的独立品质。

技术与跨媒介

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物质现象的媒介的发生，以及媒介之间相互影响、关联和转化的可能，可以说均与科学技术的演化和进步紧密相关。在当今世界新媒体不断涌现的新技术环境中，对于科技本质及其相关运作机制、伦理等的认知和理解，成为我们理解与之相关的艺术、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必要基础和有效方式。跨媒介实践与技术革新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次研讨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除了对于新技术环境和新媒体的总体把握外，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白龙（Andrea Baldini）副教授、吴维忆副研究员、加布里尔·戈雷蒂（Gabriele Goretti）副研究员和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李肃纲（Kyle Li）副教授，分别从不同的个案出发，讨论了跨媒介视角下，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白龙的《墙壁与绘画：当代街头艺术中的跨媒介性》（Walls

　　and Pictures:Intermodality

　　in

　　Contemporary

　　Street

　　Art）一文和吴维忆的《再论触感与视觉之争：大卫·史密斯雕塑摄影的跨媒介研究》一文，均讨论了照相技术如何建构了以再现性为基础的、具有广泛传播范围的新的艺术形式。他们在文中指出，照相技术所提供和完成的并非缺乏本真性的、关于现有艺术作品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观看视角和方式，实现了新艺术形式的再造。加布里尔·戈雷蒂副研究员的《在用户体验过程中作为一种新故事叙述的数字化手工艺》（Craft

　　Digitalization

　　as

　　a

　　New

　　Storytelling

　　in UX

　　Processes）和李肃纲副教授的《多模式游戏：通过游戏式体验设计有意义的信息交流路径》（Multimodality

　　Play:Designing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through

　　Playful

　　Experience）两篇文章，均为相关理念（分别是用户体验模式理论和沉浸式游戏体验理论）指导之下的具体的设计实例。他们思考跨媒介的角度，并非单纯阐述不同媒体之间的互相转换和跨越，而是关注由此产生的新的媒体样态和在新情境下参与主体的新角色。

跨媒介个案研究

在本次研讨会中，由于跨媒介自身意涵的复杂性及其外延的广阔性，与会学者的研究所涉领域和媒体较广，呈现出个案研究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其中，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于作为综合媒介的电影影像，例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的《新技术时代的“复眼观看”：以徐冰〈蜻蜓之眼〉为个案》一文关注监控视频与电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裴亚莉教授的《李安电影〈情感与理智〉中三幅画的探讨》一文关注中西跨文化语境下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勇副教授的《桌面电影的叙事新变及其文化隐喻：以〈网络迷踪〉为例》一文探讨电影屏幕和电脑屏幕的物质媒介差异；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袁梦倩副研究员的《重新发现家庭记忆：跨媒介叙事、界定仪式与传播赋权——基于“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的个案研究》一文讨论纪录片文本和纪实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健副教授的《跨媒介叙事：故事世界中的“哪吒”以及当代发明》一文讨论古典时期（小说、说唱艺术、戏剧、绣像等）和当代世界（电影、电视剧、漫画、电子游戏等）的跨媒介改编实践，以及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林成文老师的《艺术史的跨媒介叙事》论述艺术纪录片如何通过影像方式介入艺术史的建构，等等。

　　另外，许多案例从不同知觉媒介的互动出发，阐述了“跨媒介”概念对于传统知识和现象的新认识和新理解，例如，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杜安教授的《被遮蔽的半生缘——侗族非遗“珠郎娘美”的跨媒介流变》一文梳理了一个侗族非遗事项从口传媒介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的跨媒介流变过程。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丹副教授的《20世纪50—70年代的口语艺术——以“故事员”为中心》一文，呈现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口语艺术与书面载体之间的跨媒介互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李铀老师的《格套与创新：从金陵胜景图看明清视觉文化中的跨媒介互动》一文，考察了同为视觉艺术媒体的绘画和版画之间的跨媒介互动。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莫崇毅副研究员的《从“气韵生动”到“神韵天然”：试论诗、画理论的交互关系》一文，从跨媒介角度重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诗画关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崔之进副教授的《国际科学期刊封面的中国元素研究》一文和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尉光吉助理研究员的《重影的历史：跨媒介视域下的魅影图像》一文，则从跨媒介的角度审视了图像媒介本身所蕴含的多层次性，和在不同语境之下所呈现的单一媒介的跨媒介特质。

结语

“艺术/文化跨媒介研究”国际研讨会，是国内艺术学界在此领域开展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它并非旨在挪用西方时兴的理论概念，来对本土艺术现象进行具有偏见性的阐述和判断，而是着眼于当下中国艺术历史变化和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时代召唤和理论诉求，所萌生的具有在地关联的认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在当今新媒体的环境下，出于其自身内部的适应性和策略本质，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新新媒体日益表现出较为强烈和明显的跨媒介倾向，这使得艺术的跨媒介研究成为或即将成为学界观照艺术现象的重要视角。在全球艺术共同体特征逐渐清晰的建构态势中，跨媒介的话语或可成为不同文化相互对话和博弈的权力场域和制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