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落语类似于我国的单口相声，作品中存在地域性较强的俚语方言、历史性较浓的事件人物、导入率较高的双关指代等因素，如果翻译为中文进行交流或者移植搬演，会拔高译介难度，从而影响译文的旨趣表达及传达效果。本文以日本古典滑稽落语《青菜》为例，围绕原作的表达旨趣与中国受众的审美接受理解，进行译介平衡的文化符号“转借”式策略探讨，并强调应以受众审美为中心，将忠实于原文字面的理念移植、转换为相类形式及内容的传播交流实践，以期从更为切实的角度构筑“信实”与“达意”相统一的文化交流，即翻译格局。

　　落语是日本传统曲艺形式之一，发端于江户时期（1603—1868），至今仍广泛存在于东京、大阪等地的“寄席”（曲艺表演场所）之中，十分类似于我国的单口相声。

　　如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演变去看，落语有古典（1912年之前创作）与新作（1912年之后创作）之分；而从题材内容的横向比较去看，落语有滑稽、怪谈、人情等类别。若从纵横结合的角度审视，古典滑稽类落语在当下日本的演出市场中仍占据相当比例。考其缘由，与历史沉淀的稳定性与民众追求的娱乐性均有关联。如若向我国译介此类作品，并使之也能搬上舞台，就必须要打通历史底色方面的差异，将把握其旨趣和营造其共情作为核心策略。否则，其间蕴含的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的世俗风貌，是无法为中国听众所理解的。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在这个领域缺乏必要的艺术与学术交流，再加上相互间类属称谓的迥异，导致落语向中国的译介及研究步伐相对滞后，相关成果亦屈指可数且不成体系。同时，与我国的单口相声如出一辙，落语中同样存在地域性较强的俚语方言、历史性较浓的事件人物、导入率较高的双关指代等表达、表现因素，势必会在客观上抬高译介难度，从而影响译文的旨趣表达及传递效果。故此，本文拟以古典滑稽落语《青菜》（成型于江户到明治时期的大阪，作者不详，后由落语家“第三代柳家小さん”传入东京）之脚本的中译为例，重点围绕其原作的表达旨趣与中国受众审美间的译介平衡，展开策略运用的探讨。

　　

　　对照原文与译文，结合下划线标示的关键部分，可知该作的内容表达旨趣及修辞结构方式基本有三：声东击西、画蛇添足、将计就计。声东击西，体现在“名曰九郎（没青菜了）”与“义（得了）”的双关指代上；画蛇添足，显现在主人公妻子将谜面（鞍马寺出了个牛若丸，名曰九郎判官）与谜底（义经）和盘托出的口误上；将计就计，表现在主人公被逼无奈、急中生智的巧妙作答（还弁庆呢）上。

　　进一步讲，原文中主人公与妻子的隐语对白，实际是围绕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源氏、平氏两大家族争斗中的战神——“源义经”展开的。源义经（1159—1189）为源氏领袖源义朝第九子，幼名“牛若丸”。出生后不久，其父源义朝在平治之乱中为平清盛所败，后于逃亡途中遇害。其母常盘因貌美而被平清盛强纳为妾，义经才得以保全性命。义经七岁时被寄养到京都“鞍马寺”，16岁学成出走，数年后与同父异母兄长源赖朝联合举兵讨伐平氏家族，并在源平合战中所向披靡，遂被朝廷封为“判官”，又因其为源义朝第九子，故得名“九郎判官”。义经功高盖主，遂为兄长赖朝所忌恨，二人最终反目。1189年，迫于赖朝步步紧逼之算计围堵，走投无路的义经在衣川馆血战中自尽。自尽前的义经独自进入佛堂诵经，其如影随形、肝胆相照的家臣爱将——“武藏坊弁庆”见大势已去，便与义经诀别，随后重返战场，挥刀如舞。敌军无法近战，只得万箭齐发，可满身羽箭的弁庆仍不见死态，依旧横刀乱斩、状貌骇人。突然，弁庆大刀一收，傲然而立，一时间无人敢再上前探查，后被一匹马撞倒，众人方知弁庆已亡。

　　以上内容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依托此历史背景的书籍、戏剧、影视、游戏更是层出不穷。当然，该题材之所以能被落语收编，原因绝不止于妇孺皆知带来的可观“流量”，更牵涉到一箭双雕之言语表述，即“名曰九郎（没青菜了）”与“义（得了）”之双关指代。从历史到言语，欣赏者皆是基于表演者叙述，通过想象实现审美，但想象并非零起点凭空面来，而是以已知历史及言语事象为前提的对照想象。站在表演者立场上，同样会投其所好地激活欣赏者已知之事象，而非南辕北辙地挖掘欣赏者未知之事象。

　　而要正确理解并译介该作，译介者的立场应似另一个表演者，亦须因地制宜、把点开活，明确为谁而译。设定了此准绳，再以中国普通欣赏者的视角回顾前述译文中的划线部分，想必会因历史流脉不清、人物关系不晓、言语形态不明而生困惑，其结果无非是一头雾水的受纳、趣味全无的尴尬。或有观点认为，译介划线部分时，可利用注释加以完善，以便欣赏者知其所以然。问题在于，历史层面的意涵尚可简言概括，言语层面的意味实难长话短说。况且，笑本的构思，无不立足于眼观耳听后瞬时共鸣的反应生发，而中规中矩的解释说明，不但会压制旨趣的即时传达，还会加重欣赏者的娱乐负担。毕竟，大众欣赏者不是小众研究者。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划线部分译文进行相应的文化符号“转借”式置换，即可出现下表的情形：

　　

　　置换前 置换后鞍马寺出了个牛若丸，名曰九郎判官。宴桃园三豪杰之首，后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那就按义经办。那就按玄德办。“名曰九郎”是说“没青菜了”，“义”是说“得了”。“青梅”是说“没青菜了”，“德”是说“得了”。鞍马寺出了个牛若丸，名曰九郎判官，义经。宴桃园三豪杰之首，后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玄德。还弁庆呢。还翼德呢。

　　在这里，转借置换目的，恰如开头所讲，在于拉近原作旨趣与异域受众间的审美距离。而谈及转借置换的依据，必先考量目标受众对选材的知悉程度，再在此基础上斟酌“内容是否对应、形式是否相同”。

　　而在知悉程度方面，因大众对三国题材耳熟能详，故不必赘述。但在内容方面，前者强调“源义经”，后者突出刘玄德。因二位皆是日、中古代乱世之英豪、忠肝义胆之统帅，同为贵胄出身却筚路蓝缕，同建显赫功勋却大业未成，故存在相似对应之处。至于形式方面，前者与后者均以猜谜切入主题：日文原文“鞍马寺出了个牛若丸”即可推出“义经”，“名曰九郎判官”亦可推出“义经”；而借用“宴桃园三豪杰之首”则可推出“玄德”，“后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亦可推出“玄德”。简言之，前者与后者的谜面与谜底，存在“整句半句皆可推”的对称性。

　　此外，同步导入双关修辞，也是两者的译文形式统一的保证。如上表中的译文所示，“名曰九郎”和“青梅”都暗指“没青菜了”，“义”和“德”都暗指“得了”。

　　最后，两者形式的相通，还反映在攒底包袱的编织思路上。就人物关系而论，弁庆对义经的忠心耿耿，等同于翼德对玄德的肝脑涂地；就音韵美感而论，弁庆的庆与义经的经，翼德的德与玄德的德，均有同辙相随之特点；而就包袱意象来说，天生神力的弁庆与气吞山河的翼德确有形象气质上的相似与重合之处。如此这般，没了义经找弁庆，没了玄德找翼德，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类似日本古典滑稽落语《青菜》的中文译介策略，如把“绝对忠实于原文”摆在首位，固然会产生极似原文的作品，但却会因字表之形可译、字里之意难达而显突兀怪诞，也令目标受众不知所云，且易陷入结果论意义上不可译的窘境。反之，若以受众审美为中心，将忠实于原文字面的理念加以变通，移植转换为探寻相类形式及内容的审美交流实践，则稀释表层信实在先，兼顾里层信实与传递效果在后，无异于从更高境界促成了“信实”与“达意”双赢的格局，从而使某些由于文化底色的差异而存在着的不可译复归至可译的范畴。

　　注释：

　　[1]李博.源自《笑府》的日本古典落语[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8-99.

　　[2]吴文科.中国曲艺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27.

　　[3]立川志の輔，PHP研究所.古典落語100席[M].东京：PHP文库，2017：94-95.

　　[4]榎本滋民.落語ことば·事柄辞典[M].东京：角川ソフィア文库，2017：347-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