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和我国社会的快速变化，特别是各种新媒体文化的涌现，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例如本土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数字文化、文化记忆、新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等各种不断翻新的媒介与文化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化研究在我国朝着注重本土性、注重新媒介、注重新文化的纵深方向不断拓展。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引入我国以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日益渗透到社会学、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并逐渐改变这些学科的研究格局，其自身也日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和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除了对西方经典文化研究理论的深入考察之外，本土性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媒介、新文化现象正成为文化研究格外关注的新热点。下面我们就从重访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回到本土的发生立场、多维度地探讨当代新媒介与文化现象等三个方面考察我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新趋向。

一、文化研究经典理论的“重访”

立足于当下对伯明翰学派经典文化理论和代表性人物思想的“重访”“重返”和“再解读”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学者经典回顾的重要路径。通过“重访”“重返”和“再解读”，学术界希望能够对威廉斯、霍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和文化理论有一些新的发现。

　　徐德林的《重返伯明翰》是近年来深入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的贡献在于从知识考古和系谱学的角度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展开了重新梳理。通过仔细爬梳，该书不仅重新阐释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理论的独特价值，而且还特别对被忽视的卡迪夫学派文化理论和莱斯特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徐德林看来，贝舍尔（S.L.Bethall）、霍克斯（Terence Hawkes）等人以卡迪夫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The Cardiff Institute of Commu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为大本营的大众文化研究其实跟伯明翰学派一样都强调“现实介入路径”，注重选取“通俗/大众文化作为关注对象”。只不过卡迪夫大学因为地处偏远而遭遇了文化遮蔽，这使得伯明翰学派成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卡迪夫学派遭遇遮蔽，不仅关乎伯明翰学派在学理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与它在文化地理上偏处大不列颠边缘——威尔士——不无关联。”这一论述无疑对人们重新认识英国文化理论很有帮助。李艳丰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的《重返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也是以重返之名重新评估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价值，该文认为正是受到葛兰西等人文化理论的影响，西方马克思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逐步抛弃经济政治和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向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革命，形成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视，最终使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演变为知识界的文化批判、艺术批评、大众文化研究等学术行动，文化政治模式代替了阶级革命模式”。

　　王庆卫在2018年第2期《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化主义、共同文化与情感结构》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从大众文化到共同文化”和“从文化领导权到情感结构”等三条进路探讨威廉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将文化研究从阶级理论转向情感结构的研究；黄典林在《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重审霍尔所提出了“意义结构”概念，他认为霍尔的“意义结构”观将新闻、媒介分析与意识形态及宏观政经形势分析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媒介社会学路径。

　　在对文化研究进行回顾时，如何认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成为新的关切点。谭好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境遇与挑战》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的创新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回应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社会的传媒化、技术化和产业化，以及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问题等三个方面的时代性新命题。《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推出的吴之昕、袁久红的《〈多元文化论〉、“文化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站在当代社会立场，探讨伊格尔顿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形成其“多元文化论”思想。

　　另外，近年来还有不少文章对费斯克、阿伦特、本雅明、莫利和詹姆逊等人的文化理论进行回顾和再思考，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都是站在当代社会对经典理论展开新论述，努力阐释经典文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二、回到本土的“发生现场”

除了回顾和重审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并试图通过对本土文化实践的思考，建构出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文化研究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陶东风和周宪等人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等文章中，陶东风不仅详细分析了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背景，而且深入反思了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与中国本身的大众文化实践之间所形成的“错位现象”，他认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回应西方大众社会的文化问题而产生的，其诞生语境、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批判目标等等，都与中国的大众文化存在错位”。因而在他看来，“一味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十分有害。为此，陶东风希望能够回到发生现场，通过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深入的本土化研究丰富和发展文化研究理论。他自己则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作为研究个案，深入思考当代流行文化与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以及新启蒙文化的关系。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地——粤港澳地区的本土化实践，陶东风强调文化研究要走出法兰克福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研究范式，建构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周宪从文化研究本土化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实践的系列个案进行深入考察。例如在《王广义的中国波普艺术图像学》一文中，周宪深入探讨王广义所开创的“政治波谱”是如何将本土性的“文革”图像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图像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具风格的中国当代波普艺术图像。周志强则在《紧迫性幻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近30年中国大陆之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一文中检视了30年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发展，该文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到了必须告别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范式的时刻，继而开拓新的批判意识基础之上的急迫行动的理论和思想”。这种“紧迫性幻觉”其实是主张文化研究重新“介入现实”，也就是希望知识分子要重新回到“当下社会政治中去”。李莹的《从异域到本土：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引入与改造》一文介绍了曾一果、鲍海波等学者对于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上所作的积极思考。

　　重新审视、评价法兰克福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切实拓展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不过，在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研究未来时，朱国华等人也指出，“思想的原创性”的缺乏体现了中国文化研究与西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距离。除了回到中国本土研究之外，近年来，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开始关注西方之外的整个亚洲文化研究图景。亚洲文化研究受到了汪晖、王晓明、陈光兴、罗小茗等人的青睐。特贾四维莉·尼南贾娜、王晓明和罗小茗分别主编了Genealogies

　　of

　　the

　　Asian

　　Prsent:Situat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反击一戈》，努力阐述“亚际”文化研究的意义。在《反击一戈》一书中，罗小茗认为“亚际”的概念在文化研究学术界虽然并未深入人心，但是在中国崛起，世界和亚洲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的语境中，思考何谓“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流动现象十分频繁，理解中国或韩国的某些文化现象就不仅需要放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加以思考，也需要放在全球和亚洲的文化交流语境中加以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流动，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无论是早先的‘哈日’‘哈韩’、如今印度电影在中国院线的傲人战绩，还是中国游戏业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渗透，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相互牵制、彼此支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使得当代的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一国之内的事业，而势必隶属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基于既有的体制磨合而成的一套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庞大的国际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一方面使得‘丧’和‘小确幸’这样的命名，通畅地流动在亚洲文化圈内，引发新一轮的商机，另一方面，这些命名也经由这一机制，在流通过程中被持续地填充、改写和进一步传递扩散，引导不同社会状况里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状况，做出判断和思考，遥相呼应。至此，如何把握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年轻人的力量、视野和新的可能？对于这一点，‘亚际’的‘彼此看见’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解释框架？”罗小茗认为这些凸显了“亚际”研究的价值。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推出了黄宗仪的《面对巨变中的东亚景观——大都会的自我身份书写》一书，该书聚焦于东京、上海、香港等东亚城市，探讨在全球和东亚巨变的背景下，东亚城市之间的政经和文化互动如何影响东京、上海和香港等城市的自我身份书写。

三、新媒介、新文化和新趋势

随着全球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体、新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具体而言，我国的当代文化研究界正围绕着“视听文化研究”“数字与媒介文化研究”“文化记忆问题研究”和“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研究”等前沿议题开展丰富多样的学术思考和研究。

（一）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研究

新媒体的日新月异让视听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文化研究》杂志第33辑刊就开设了“视觉影像与城市空间”“视觉凝视与主体性”两个专题，集中讨论视觉文化问题。曾一果、霍胜侠、杜安等学者围绕着视觉与城市、视觉凝视的主体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刘涛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所发表的《图绘“西医的观念”：晚清西医东渐的视觉修辞实践》一文是视觉文化研究结合中国问题的典范，该文通过对《点石斋画报》等材料的视觉修辞分析，探讨晚清西医观念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视觉之维，该文强调，考察晚清西医的话语观念及其合法性过程，不能忽视图像的生产及其视觉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一直很少受到重视的“听觉文化研究”（Sound Studies）近年来正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不少学者都开始探讨现代听觉对于人的主体性建构的意义。周志强的《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王敦的《当人文研究遭遇“听觉”课题：开拓中的学术话语》、曾军的《转向听觉文化》、王缨子的《何以走向听觉文化》、刘欣玥的《“邓丽君热”文化研究：私人经验与现代听觉变革》等文章围绕着声音文化、听觉文化展开了大讨论，这些讨论虽然存在着很大分歧，比如周志强倡导恢复声音文化，反对“听觉中心主义”，而曾军和王缨子都强调“听觉中心主义”日渐形成。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新媒介时代，文化研究有一种朝着听觉文化研究转向的发展趋势。

（二）数字与新媒介文化研究

新媒体时代数字文化和各种各样新媒介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杨国斌在《转向数字文化研究》（Turning

　　to

　　Digital Cultural

　　Study）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数字文化的基本概念，介绍何谓数字文化，而且指出当代新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也有转向数字文化研究的趋向。他还指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涉及的领域及其范围，“视觉文化，抗争文化，网络视频、博客、微博客、手机、客户端、数字劳工、数字鸿沟、隐私、网络审查、监控、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网络公共参与、游戏等等，从媒介和传播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应有尽有，都在数字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内”。《文化研究》辑刊也专门组织了“数字人文研究专题”，发表陈静的《数字人文知识生产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突围》、但汉松的《朝向“数字人文”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路与反思》等文章，对数字人文发展的问题开展了深入思考。这几篇文章都看到“数字人文”研究有助于提升人文社科研究的精确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也意识到“数字人文”研究也可能出现将数字人文归约为“计算”和“工具”的现象。媒介文化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过，近年来，媒介文化的研究已经逐渐从电视电影和报纸杂志的传统媒介文化逐渐转向对网络小说、微信、电子游戏、网络恶搞、网络短视频等各种各样的新媒介文化现象的关注，关于新媒介文化研究的各种论述很多，值得关注的有邵燕君主编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一书，该书探讨了各种各样流行的网络文化，被誉为“当代网络文化的百科全书”。曾一果在《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发表的《符号的戏讥：网络恶搞的社会表达和文化治理》对网络恶搞文化现象给予了充分关注。2017年中国高校影视学会还专门成立了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凸显了学术界对媒介文化和新媒介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另外，由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媒介文化研究》杂志也于2019年正式创刊推出，该杂志将深耕媒介/新媒介文化的各个领域，每年分两到三期集中推出这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三）文化记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文化记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近年来在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成为新兴的前沿领域。不仅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回忆空间》、阿斯特莉特·埃尔的《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等关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特别是创伤记忆的理论著述不断被重新提及，而且我国文化研究学术界关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政治记忆、社会记忆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实践也深入开展起来，一些著作因为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广受关注。例如周海燕关于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集体记忆研究颇受好评。赵静蓉则从学术和理论层面对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她特别探讨了日常生活的记忆、流动社会的记忆和身份、创伤记忆等各种记忆的理论问题，在她看来，无论哪种记忆，都是与“我”的身份认同是密切相关的。但她指出，记忆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成为我’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它也将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

　　在众多关于记忆理论的学术思考中，“创伤记忆”是当代记忆理论最受关注的话题。在这方面，李红涛和黄顺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二位合作的《记忆的纹理》对人们重新理解南京大屠杀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以历史为经，以不同的媒介场景为维，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理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与记忆文化”。《文化研究》辑刊也多次开辟了记忆理论的专题，陶东风曾在“主编的话”中强调，《文化研究》辑刊对于记忆研究的关注不是追踪前沿时尚，“而是对本土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多年抢救记忆这个时代呼声的学术回应”。并且，他希望中国的记忆研究一定要结合本土的历史和文化实践，做更多的、扎根本土的个案分析和文本研究。

（四）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研究

亚文化和后亚文化以及粉丝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文化研究》第32辑专门做了一期“后亚文化研究”专题，介绍了贝内特、麦克洛克等人对于后亚文化的理解。胡疆锋在“主持人的话”中也特别指出，“从事后亚文化研究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亚文化理论和后亚文化理论都是为了更准确地阐释亚文化而提出的，只要能够解决那些困扰着青年亚文化理论家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理论难题，使用哪一种理论并不重要”。在对各种亚文化的研究中，《探索与争鸣》所组织的关于微信文化、“佛系”文化等新媒介文化现象的圆桌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认为这些新兴的文化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和身份政治。譬如曾一果在探讨微信文化时将微信文化视为一种“新圈子文化”，陈龙在讨论“佛系”文化和“丧”文化现象时认为这些新媒介亚文化现象是社会工具理性的体现。蒋建国从消费社会的批判立场对新媒体表情包、“锦鲤”文化、微信文化等展开了比较丰富的讨论，例如他和李颖在《网络涂鸦表情包：审丑狂欢抑或娱乐的大麻》中将网络涂鸦表情包视为“娱乐的大麻”。马中红和陈霖在《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中也对COSPLAY、耽美、字幕组等新媒介亚文化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全球消费时代，粉丝文化大行其道，有关粉丝文化的研究也一直长久不衰。《文化研究》（2018）第34辑专门推出了“粉丝文化研究”，“紧扣当前中国偶像工业和粉丝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分析了传统追星的新变，以及由此展露出的中国青年的情感处境”。专辑中，高寒凝的《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分析了粉丝大众如何借助社交网络以虚拟化身与虚拟实在（偶像）之间建立某种想象性的“虚拟化亲密关系”；林品的《偶像——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及其政治转化》探讨粉丝如何在网络空间的互动中激活双向情感劳动合力，构建粉丝社群的情感共同体，并探讨这类粉丝社群共同体的情感劳动如何被主流宣传机构、跨国娱乐资本和文化工业及其代理人收编。

　　文化记忆、数字文化、新媒介文化、口述历史、赛博空间等比较新颖的文化研究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研究均牵扯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身份认同和转换问题，涉及当代文化的一些新趋势，这些研究议题和领域的拓展显示了我国文化研究正在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注释：

　　[1]徐德林.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2.

　　[2]李艳丰.重返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J].文艺理论研究，2017（9）.

　　[3]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境遇与挑战[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9）.

　　[4]陶东风.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个案的研究[J].学术研究，2018(5).

　　[5]周宪.王广义的中国波普艺术图像学[J].学术月刊，2018(1).

　　[6]周志强.紧迫性幻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J].文艺理论研究,2017（9）.

　　[7]朱国华.本土化文论体系何以可能[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

　　[8]罗小茗主编.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序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7—8.

　　[9]曾一果、颜欢.全球化语境下新都市电影的“城市想象”[J].文化研究,2018(2).

　　[10]刘涛.图绘“西医的观念”：晚清西医东渐的视觉修辞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1).

　　[11]杨国斌.转向数字文化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8（12）.

　　[12]陈静.主持人语[J].文化研究,2018(2).

　　[13]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14]曾一果.符号的戏讥：网络恶搞的社会表达和文化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8（12）.

　　[15]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273.

　　[16]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

　　[17]胡疆锋.主持人的话[J].文化研究,2018(3).

　　[18]陈龙.区隔、生产、现代性症候：佛系文化的三种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8(4).

　　[19]蒋建国.网络涂鸦表情包：审丑狂欢抑或娱乐的大麻[J].探索与争鸣,2017（1）.

　　[20]马中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1]高寒凝.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J].文化研究,2018(3).

　　[22]林品.偶像—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及其政治转化——从“鹿晗公布恋情”事件谈起[J].文化研究,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