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评选引发的争议谈起，批判了由粉丝文化生产出的社会文化景观对文化产品创作者、旁观者的主体性遮蔽，进而指出粉丝文化在超真实、超美学的表象中，给主流文化带来的挑战，呼唤更为积极的审美行动者参与文化建设，更好地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主体性。
涤荡奋进了60年的中国电视艺术，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复苏摸索，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发展繁荣，时至今日电视文艺面对的生态环境、政策规制、行业认知、创作队伍、观众群落、理论研究、美学风格等均已形成了引领时代风潮的中国气派。始终以现实题材创作为主、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我国电视剧在题材内容、类型样式、导演编剧以及其他专业技艺方面已经日渐接近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正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进程中，体现出中国当代大众艺术的民族魅力。
2018年10月，创立于1983年的“金鹰奖”已经走过了25年。“金鹰奖”最初是由一本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大众电视》杂志创立、根据读者和观众投票评审的中国电视艺术奖项。1996年，“金鹰奖”更名为“中国电视金鹰奖”，由中国文联和中国视协主办，2000年开始落户长沙，由湖南广电永久承办，且评奖形式变为专家推荐和观众参与相结合，投票方式扩展为信函、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有更广泛群众基础的方式。作为一直面向电视剧艺术开展以电视观众参与评奖为主的国家级奖项，“金鹰奖”在电视剧作品、导演、编剧、摄像、美术等专业评价方面无疑具有行业标杆的价值引领作用，“中国电视金鹰奖”被誉为与“中国电视飞天奖”并称的两个中国电视剧艺术最高奖。
在社会文化学的意义上说，这类举足轻重的影视评奖、影视节活动，正在成为媒介文化、影视经济、社会表征等各领域交叠共振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实践文本，也日益成为一类独特的文化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思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发现以互联网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时代人类文化活动的情境，以批判的姿态反抗或改造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伴的文化资本流动对民族文化建设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尝试寻找文化建设的驱动力，揭示文化主体的存在状态，促进民族文化艺术更好地保持和发展自身主体性。
一、参与主体转型带来的舆论事件
正如人们当下谈论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电影节如戛纳、威尼斯、柏林、圣丹斯、多伦多等等，都会指认它们在艺术圣殿、交易平台、人才发掘、供需调节、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价值存在和意义生产，在其背后实际上存在一种从传统的艺术价值理论离散的倾向。毕竟，特定的影视奖或影视节的主办者们，日渐认识到只有超越自身存在的空间地域、民族影视、社会经济等因素，将这些影视奖/影视节放置在与之相对的互文文本所形成的网络中来审视时，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来建构出鲜明的自我身份，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强的传播动力。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12届中国电视金鹰节）在这个意义上，恰恰形成了上述效应。根据官方网站公布的评选细则，它凭借由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在爱奇艺开设的官方投票通道进行两轮投票，再综合评委打分，最终产生“观众喜爱的女演员”/“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各两位。在颁奖晚会当晚，凭借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获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最具人气演员奖”“金鹰女神”三项荣誉的迪丽热巴开始引发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自媒体（主要是微博、热搜、微信朋友圈转发等）的广泛质疑。不过，有两组数据刚好显现出微博用户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对立。颁奖当晚，在微博热搜榜上，标题为“迪丽热巴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的文章获得152万人次点赞列热搜榜第2位，标题为“金鹰奖水”的文章获得62万人次点赞列热搜榜第4位。搜狐娱乐、新浪娱乐、腾讯视频、凤凰网等均发表了“迪丽热巴获金鹰奖惹争议”的报道，而中新网首发的《李易峰迪丽热巴获奖引争议 金鹰奖也要看流量？》被其他新闻类网站大量转发。
这一舆论事件，将成为2018年中国文化新闻中无法回避的现象。如果简单地将其理解为，金鹰奖在关乎“演技”和“眼缘”的“观众喜爱的演员奖”中调和、平衡了表演艺术的高级性与明星作品市场价值之间的矛盾，或许无助于破解文化价值和资本运作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事实上，这一现象只不过是在评选规则的设定中，面对互联网时代，传统受众转型为分散的、隐秘的，或社群化、或分离孤立的参与主体时，呈现出的一种新的文化秩序景观。而作为传统媒体的影视行业，在面向全新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时，或多或少有些束手无策而遭遇尴尬。我们将深入事件的缘由内部，探寻其演化逻辑，描绘出涉及其中的不同文化行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有助揭示这种融入了粉丝文化的景观悖论，为摆脱现实困境寻得可能的途径。
二、超真实和超美学化的景观表象
不可否认，在最终进入本届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最终候选人提名中的其他演员如孙俪、刘涛、袁泉、殷桃在表演艺术方面与迪丽热巴是不可等量齐观的，这也正是这位创造了在同一届金鹰奖中独得演员类荣誉大满贯历史的90后“小花”被质疑之处。从被承办方指定为“金鹰女神”到两度登台双捧“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最具人气演员奖”再到媒体铺天盖地的质疑、转载，乃至网友通过自媒体的吐槽，发酵为颁奖前1万7千人通过豆瓣给《漂亮的李慧珍》评分4.6，到笔者行文时该剧豆瓣评分人数增加至10万人，评分跌到2.8。这一事件的发展和在场，俨然已经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社会景观。尤需指出的是，当更多观众怀着诧异的眼神惊叹“颜值型”的“小花”打败了传统意义上的演技法则，这一景观的在场已经形成了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景观（spectacle）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原意是观看、被看，亦有人译为“奇观”，实际上“spectacle”并非特指带有惊奇性的观看，而是一种具有可观看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存在颠倒为刻意的表象。正如德波在使用“景观”一词时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状况曾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的时代‘符号胜于所指，摹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他的判断已经完全被景观时代所证实”。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借用德波的景观社会思想来观察上述事件，正因为它已经完全溢出了讨论表演艺术价值评判的基本论题，在网民的吐槽狂欢中演化为一场景观性演出。毕竟，在媒介即是信息的时代，这一事件在演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系列的符号，经由编码制造出意义，供更多人观看解读，在意义生产和消费的同时，也在消解意义本身。“观众喜爱的女演员”网络投票截止时的一百七十余万张选票、颁奖晚会当晚“最具人气奖”投票显示的3263万张选票、热搜榜152万人点赞，相较于62万人吐槽、10万人豆瓣低评分，引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否关于艺术原本的价值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从这一景观的在场中累积的数字总和以一种表象胜过了事件本身的存在。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来自观众的自我表达，并非是一种带有科学性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表达，但是它极其容易被指认为一种关乎全体的想象。本文将在下文论证这些看似具有代表性的民意并非为真实的现实，恰恰来自于粉丝文化的作用。但是，它会在数字的表象之下，形成某种超美学的、超真实的景观，控制着人们对真实的、美学的思考。例如，在这些网络评论中，当一方列举出众多表演场景以质疑其艺术创造力时，即使来自粉丝微博号的反证也显得略有底气不足，但是就事件本身来说，在这里谈论“艺术价值似乎已经无效，艺术已经是零（null），无意义，转移到第二位的反讽，相反却是双倍的无效，其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商业策略”。于是，曾经被奉为真理的艺术法则，被网络时代的数字拟真建立的超真实表象悬置起来。我们善意地认为，那些未公开表达看法，一如对《演员的诞生》《我不演员》这类企图回归艺术传统认知的综艺节目具有高度认同的观众们，在内心是具有艺术鉴赏力的；但是，正如弗尔茨和贝斯特所言，在景观社会中“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多数人成为了被支配的观众，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由“少数人”制造和操控的景观演出。所以，波德里亚用“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痴迷的观众们。
如果追问“少数人”在社会文化生产消费中的身份，将其指认为唯利是图的文化资本控制者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文化资本的流动是受文化产品使用者的趣味所支配的，而在互联网时代，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文化消费者抽样调查，乃至大数据支持下的用户画像等等，已经将活动在不同群落中的各类粉丝无限放大，随着文化景观中粉丝社群的自我指涉，创作者的主体性、“沉默的大多数”的主体性正在被日益遮蔽。
三、粉丝社群参与的文化秩序重塑
我们以近几年的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评选活动为考察对象，发现每次评选和颁奖之后，都会有网友根据某位演员在某个时刻的选票大幅增长怀疑评选中有“刷票”行为。事实上，根据网络投票需注册账户、每个身份证和手机号只能投一张选票的规则，“水军”“刷票”的技术难度明显增加。我们暂且抛开这类没有证据的“无端指控”不谈，通过考察获得提名的候选人的新浪微博粉丝关注数与评选获得选票数，作出相关性分析。今年，迪丽热巴粉丝数5529万/观众票数170万、杨紫粉丝数4009万/观众票数129万、孙俪粉丝数3982万/观众票数6万、刘涛粉丝数4205万/观众票数8万、袁泉粉丝数3123万/观众票数2万、殷桃粉丝数296万/观众票数8931票；显然粉丝数与观众票数在全体提名候选人中不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是在迪丽热巴和杨紫两位候选人中呈现高度正相关性。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上述演员的官方后援会微博，发现迪丽热巴和杨紫的后援会微博更新活跃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演员的后援会微博。为了进一步验证“粉丝”参与文化实践行为的人群特征（主要是年龄和教育程度相关性），笔者对所在地区的15-25岁的高中、大学人群随机抽样了500份样本，其中有15位受访者参与了本次金鹰奖网络评选投票；而在35-55岁人群随机抽样的500份样本中，仅有3位受访者参与了网络投票。从上述采样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描述性结论，年龄偏低的观众群体对参与式文化实践的行动积极性明显高于年龄偏大的群体。上述分析似乎印证了媒体和部分网友关于本届“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明显向“流量”妥协的指责。事实上，这一事件只不过是在规则设定中，鉴于最终两位男女获奖者的“粉丝投票”得票数过高而选择的折中策略，毕竟另外两位获奖者并无过多争议。但是，这种极端的情状也进一步放大了如下事实：粉丝的参与式文化行为正在尝试着在原有的文化产品生产逻辑下建立起新的秩序和逻辑。
“粉丝”（fan）是“疯狂”（fanatic）的缩写形式，在其拉丁语含义中，带有明显的贬义，认为具有“过度且不合适的热情”。时至今日，“粉丝”作为汉语中从网络语汇发展到日常生活中的高频用语，已经带有一种特定品味群落的含义。就像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那样，特定人群将特定品味视作理所当然，正是因为这些品味使他们作为特定文化群体中的一员，被最早接触的事实塑造，被社会交往加强，并从教育机构获得合理化的奖励和认同。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众传媒的产品生产开始引入以受众为中心的观念，那时媒体期待形成对节目享有忠实度的具有特定品味认同的观众群体，可理解为节目粉丝。新世纪，随着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拥有特定品味的人群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开始分化为以网络社群为基本形态的自主性存在。这就开始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认同的粉丝社群文化反向建构文化产品的趋势。以影视明星为例，更大程度上讲，粉丝的聚集在不断地选择、塑造、生产乃至压抑着明星的自我生长。另一方面，粉丝与媒体关系的历史更多时候表现为粉丝对媒体的抗争史，粉丝在以各种形式向媒体制作人申明，他们需要什么内容的产品。这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化秩序。
具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当下粉丝社群的特点：其一是粉丝文化中对自我身份的不断定义和差异化需求。不论是迪丽热巴还是杨紫，刘涛还是孙俪，在他们的粉丝中往往都会存在着有意区分彼此的强烈倾向，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在迪丽热巴获奖之后，杨紫的粉丝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这种情况在20世纪香港歌坛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之争中早有反映。事实上，不仅影迷，在网络条件下形成的任一通过共同志趣形成的社群之间，同样存在着不断强化彼此差异的文化行为。这便要求媒体文化产品在满足不同粉丝群体需求时，充分体现其差异性。其二是出于亚文化地位的粉丝社群带有明显的告别旧有美学价值的姿态。这方面，在一些当下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中流行的一句口号“送你出道”便折射出粉丝悬置固有美学价值的心态。在西方粉丝研究的主流学派中，约翰·菲斯克即认为，“日常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斗争，而粉丝对某一文本的沉迷是用来抵抗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战术”。在这些粉丝的参与式文化行为中，他们惯常地借用一些正在流通的文本来建构自身身份，并创造出新的文化文本，特别是将一些在既有的美学价值看来，无足轻重，甚至价值不高的文化材料构建出新的意义。这或许可以有助于理解为何一次又一次，那些粉丝们集体行动、参与生产的文化热点、“爆款”，一再地让对传统美学价值抱有虔诚信仰的人们大跌眼镜了。
四、结论
考察今年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引发的争议时，我们可以站在经典的审美立场上，批评由粉丝观众推波助澜的评奖结果拉低了这届表演奖的艺术价值含量。但是，从粉丝群体角度看，他们或许会为自身一次成功的自我表演、自我身份确认而暗自窃喜。他们认同的原本就并非表演艺术维度上的价值取向，他们选择、塑造了属于自身的偶像。但是这正是粉丝们的自我指涉，越挫越勇、迎难而上、毫不退缩，这些粉丝的自我身份设定便是对既有规则的反抗。事实上，我们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自媒体群落时，总会带有某种刻板印象。传播学先驱李普曼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从习惯、偏好、能力、心里舒适度、内心期待等角度实现对于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的充分适应。我们的刻板印象组接起来，就是有关这部分世界的一幅连贯有序的图景”。当我们的既有世界图景被撼动时，我们便会产生质疑，因为这代表着价值判定的重新确认，代表着孰为主导文化的地位，显然这关乎社会每一份子的未来文化图景。
如果我们尝试以粉丝们的身份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因，会发现粉丝社群在填补存在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缝隙。换言之，个体文化无法约化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也无法完全规约个体文化。对于众多粉丝群体来说，他们承认艺术家们的作者论产品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同时他们也乐于在自身所处的文化群落中保有自我。这便形成了一种粉丝文化融入的悖论。当日渐多样的景观文化被生产出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自身的文化身份又如何来得以确认呢？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将由谁来代言呢？在德波笔下的这些“大多数”是否还会“总在观望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不会行动起来”呢？也许到了“大多数”回应景观制造者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呼吁更多积极的审美文化行动者，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
注释：
[1]〔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M].梁虹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
[2]〔法〕让·波德里亚.艺术的共谋[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54.
[3]〔美〕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0.
[4]〔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
[5]Fiske,J.Fans:Mirror of Consumption[M].Polity,2005:12.
[6]〔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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