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聪雷

　　[内容提要]国企体系的崩塌，使得巧巧和郭斌等人成了被放逐出去的江湖儿女；江湖社会虽然能够提供慰藉，却无法给主人公以安身立命的归宿；这些人进入新主流体系失败后就成了底层飘零者；巧巧对江湖道义的坚守，体现了底层社会的坚韧和顽强。

一、原国企体系的崩塌与“告别革命”

影片开始为我们呈现的就是一副社会转型的场景：曾经辉煌的国企，如今已经呈现为一种废墟景观。大量空置的厂房，内外一片丛生的野草都在表明着“没落”，表明着昔日繁荣的一去不返。与这种景观相对应的是，曾经让工人们引以为傲的工人文化场，如今也变成了赌博、卖淫、黑社会犯罪活动丛生的地盘，成了底层社会霉菌大量滋生的地方。

　　主人公巧巧和郭斌，就是这个体系崩塌后被放逐出来的人，巧巧的父亲、巧巧周围那些人也是。国企的困境对他们造成的困难显而易见：“上万工人发不了工资，去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她父亲作为老一代职工的典型代表，开始不愿意面对现实，绝望地固守着激进年代的“革命”话语，试图以此挽救旧体系免于崩塌。他用豪气干云的旧话语，来跟那个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厂长刘金明作斗争，看似信心满满实则自欺欺人。他的话语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甚至连那个厂长都不把他认真地看作一个对手，连电源都懒得给他掐断。当巧巧上来把父亲广播的电源断掉时，父亲颓然趴在桌子上，几乎抬不起头来了，只留给我们一个凄凉的背影。最终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放弃了徒劳的斗争，和老伙伴一起打牌去了。

　　这契合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路线，“到了九十年代步伐更为激进”，通过生产、流通、金融等改革，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同时“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社会过程最终要求用市场法则规划整个的社会生活”。巧巧掐断电源与父亲的顺服低头，都是在告别，既是告别曾经的旧体制，同时也告别与之对应的文化实践。

　　作为子一代国企职工，巧巧和郭斌对旧体系显然没有父亲一代那么有感情（巧巧曾经也有幻想，幻想矿务局真能迁移到新疆重铸辉煌，但遭到郭斌嘲笑后她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他们从原有体系被放逐后，主动顺从了社会转型的逻辑，接受了来自市场社会的文化体系，看起了黑帮电影，跳起了迪斯科，唱起了流行歌曲，甚至拜起了关二爷，其中看不出丝毫的不协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脱离了原有体系，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江湖儿女”。

　　父亲的失败和巧巧对“革命”话语的拒斥，既是主人公们的态度，也是创作者贾樟柯等人的意识形态显影——对旧体系崩塌中沦落的人们有着强烈的同情，又坚决排斥旧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它所附带的“阶级”“革命”等宏大话语。这正如前辈学者所言：“缘自在80年代仍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常识系统的昔日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意识在渐次褪色。重组中的阶级现实日渐渗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关于阶级的话语却日渐成为一份深刻的禁忌；对阶级现实与话语的明确拒绝，仍继续成为中国知识界‘告别革命’的历史选择中一份重要的文化实践。”

二、江湖生涯的中断与主人公的沦落

从旧体系中被放逐出来，同时也是自我放逐的巧巧、郭斌等人，从此过上了“江湖生活”。

　　江湖生活有着光鲜靓丽的表征。郭斌带着大批“马仔”，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作“大哥”，巧巧也被称作“嫂子”。他可以一句话让老赖把欠账还给兄弟，也可以轻易帮人“铲事儿”，受到所谓江湖兄弟们的热烈追捧。郭斌和巧巧作为“大哥”“嫂子”，开着车、叼着雪茄四处受到瞩目，无疑也从这种文化象征系统里，获得了绝大的心理满足。

　　江湖生活还能以情义作为支柱。郭斌可以帮二勇“铲事儿”，而不收钱财。在二勇被杀后，郭斌很快就去安慰其家属，并答应寻找凶手，还不顾危险带着小弟前去祭奠，自己也险遭不测。巧巧在郭斌对自己始乱终弃后，仍然接纳落魄回乡的他，这也是对江湖道义的坚守。在这里，江湖道义成了抗衡这个流动不居的市场时代的心理支撑，也成了底层社会赖以持守的情感纽带。

　　然而这个江湖世界又是危机重重的，无法给主人公们提供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昨日还风光无限的二勇，今天已经成为他人刀下之鬼，他所喜欢的“国标”舞在他葬礼上再度上演，其中的荒诞意味是相当明显的。究其原因，就像郭斌自己所言，新的小混混们已经崛起，他们对旧江湖规矩丝毫不再遵守：“不知道深浅”“下手没轻没重的”“最可怕了”。而郭斌这个看似风光无限的大哥一再被人袭击，显得特别疲于应付，最后居然依赖巧巧临危救命。郭斌哀叹着江湖的凶险莫测：“咱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在这鬼地方成了炮灰也没人知道”。终于在那次几乎让他丧命的斗殴后，他和巧巧都被判刑了，结束了自己的江湖生涯。

　　郭斌们眼中的江湖不再如以前，新人也完全不再遵守规矩，这一切都是社会转型的写照。都市市场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着过去的一切，当然也会裂解过去的社会纽带、江湖规矩，摧毁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江湖不再如过去，老江湖们再也无力应对，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弥漫着整个影片，这是人们无力应对这个大变动社会的心理折射。这种虚弱无力感，在管虎导演的《老炮儿》中也有体现，实际表达的是“资本洪流裹挟下社会阶层的矛盾对立与社会秩序分崩离析”。

　　郭斌再次遭遇袭击，几乎要丧命的时候，巧巧鸣枪一声解救了他，但也把两个人的江湖生涯中止了——他们因为非法持枪、打架斗殴分别被判处几年徒刑。在这里可以看出，威胁除了来自江湖内部不守规则的挑战者，还有来自国家权力的规训。国家权力虽然平时可以悄无声息，但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裁判者、惩戒者，它强行中止了郭斌和巧巧的江湖生涯，给它画上了一个停顿号。

三、难以成功进入的新主流体系

巧巧独自面对几年的牢狱生涯，郭斌先行出狱后再也没有来找过她。出狱后身无分文的巧巧为了寻找郭斌千里迢迢来到重庆，找到了富丽堂皇的“潮州商会”，发现珠光宝气的林家燕已经抢走了自己的男人，把郭斌据为己有。“商会”“林总”以及鞠躬弯腰的女服务员，时刻展示着对方的企业家身份。作为资本力量代表的林家燕兄妹，不仅收割了郭斌的身体，而且收割了他的感情，收割了他的江湖身份，就如郭斌在和巧巧表示分手时所言“我已经不是江湖上的人了”。在会谈中，林家燕尽管不失礼貌，却高高在上，完全胜券在握；巧巧虽然不卑不亢，却也难免失落无助。可见摧毁巧巧和郭斌的江湖生涯的，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来自市场新兴主体资本的力量。

　　在国家权力的规训和资方力量的引诱下，郭斌断然抛弃了自己的江湖生涯，也抛弃了相濡以沫的巧巧，开启了进入新主流体系的征程。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江湖，郭斌昔日的“马仔”都已经开着豪车四处炫耀了。这一切都给郭斌以巨大的刺激，他不能赶不上昔日的“马仔”，他要重新找回尊严并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促使他脱离旧的江湖体系，并力争成为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者，即拥有惊人的货币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那种人。

　　郭斌与巧巧的告别毫无霸王别姬式的悲壮色彩，也没有梁祝分离时恋恋不舍的纠缠氛围。这个曾经幻想自己像港片里的黑帮英雄那么壮烈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十分平庸卑微。他连举行告别仪式“过火盆”用的脸盆，都是招待所的旧盆。仪式之前，郭斌一度错拉了巧巧的左手，认为是这只手救了自己。然而巧巧明确宣布自己不是左撇子，这一举动看似平凡的左右之争，实际却是两人形同陌路的形象演绎。

　　然而郭斌的新主流征程并非顺风顺水，他未能重复主流宣传中的财富神话。他由于喝酒过多导致脑出血，从此成了瘫痪的废人，也被林家兄妹抛弃，彻底丧失了一切。显然林家兄妹在主流意义上是更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看到郭斌丧失了一切价值，反倒成了完全的累赘，就坚决抛弃了他，没有丝毫的犹疑。

　　郭斌未能得到港片中老大那样悲壮的死亡，反倒被迫依靠巧巧而苟活。他尽管还试图摆出昔日的架子，但仍然无济于事。他在众人眼中丧失了一切尊严，连曾经最畏惧他的老贾都敢当众羞辱他，非要夺走他的轮椅。他想和巧巧重归于好，但发现已经完全不可能。巧巧和他重新走上过去那片相会的草场，说自己收留他是出于江湖道义，而不是还对他有爱情。尽管他知道巧巧不会嘲笑他的失败，但在主流逻辑上彻底成了失败者，他再也没有脸面呆在这个地方，于是拖着尚未复原的病体，艰难地出走了。

　　疾病是一种隐喻，既可以比喻成对道德上有过错者的惩罚，也可以用来比喻社会的“腐败”。这里郭斌身体瘫痪，既可以看作一种道德上的“惩戒”，惩罚他为了获取财富而背叛情义，也可以隐喻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即老江湖们和这个市场社会体系之间始终存在矛盾，难以亲密无间地融入其中。

　　郭斌的新主流征程及其失败，可以让我们看到新的资本市场社会的主流逻辑是何等强势。这套财富地位观念可以轻易粉碎巧巧和郭斌之间的情义纽带，可以肆意地摧毁以前的江湖体系以及附着其上的规矩道义，可以用未来的财富愿景让郭斌抛弃自己的救命恩人、情人，成为他并不喜欢的林家燕的男友。同样是这套逻辑，也让失败后的郭斌感觉无颜面对大同父老，他的摆谱和最终出走，看似反抗实际是高度认同了这套逻辑，即财富获取的失败者是没有任何尊严的，是应该被这个社会放逐的，他的出走实际是主动顺从这个逻辑而自我放逐了。

四、江湖废墟中的坚守者

主人公巧巧是这个电影中最为出彩的人物，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底层人的持守坚韧以及性格的多重维度。

　　首先巧巧性格勇敢果决，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如此。在郭斌被人袭击，快要有生命危险时，巧巧坚决拿出手枪朝天鸣放，震慑住了众多混混，救了郭斌一命。在船上被女乘客偷窃之后，她就一路跟踪，看到那个女贼被几个男人殴打，她又敢上去帮她解围。最终女贼在巧巧的震慑下，归还了证件。和郭斌分手后，她在火车上遇到新疆客，仅仅听他说得非常有理想，就毅然决定跟着他一起去新疆闯荡，展现了敢想敢做的风范。同样又是她，在发觉新疆客非常忌讳自己以前入狱的经历时，又再一次坚决地离开了他，孤身一人到了克拉玛依。

　　巧巧这个人也是机智从容的，甚至不乏底层的狡黠。她在遇到“摩的”司机想强暴自己的时候，心里也很害怕但又很快镇静下来。她假装同意发生性关系，提出让对方去小屋看看，当对方信以为真去小屋时，她立刻开起对方的摩托逃走了。遭遇盗窃身无分文的时候，巧巧想到了敲诈酒店客人的小钱，于是就冒充对方女朋友的姐姐试了两次，果然就成功了。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当然是不足取的，但展现了底层社会的多元层面，也使得人物更加真实丰富。

　　巧巧更为难得的是对情义的坚守。当放枪解救郭斌后警察来审讯她时，她坚决把非法持枪的事情揽到自己头上，为此换来了五年的牢狱生涯。显然创作者对此事非常肯定，这里也能看出中国民间价值判断和官方法律认定之间的非常微妙的张力。当郭斌落难时，巧巧还能够不计前嫌地收留他，这不是出于爱情，就像巧巧自己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了，但为了江湖道义仍然要照顾他。老贾当众侮辱瘫痪的郭斌，巧巧上来坚决地打了老贾，这也是对道义的捍卫。巧巧对情义的坚持使得背叛情义的郭斌没有颜面再呆下去，自己选择了再次离去。

　　最为可贵的是，巧巧完全不臣服于资本市场的主流逻辑。她尽管曾经幻想郭斌能给她一种不同的生活，但并不像郭斌那样渴望巨大的财富和地位，更不会为了获取这些而不顾情义。郭斌为了财富弃她而去，她并没有选择同样的道路去追求财富。她也不以对方是否拥有巨额财富来决定自己的亲疏远近。面对拥有巨额财富的林家兄妹，她表现出了出奇的平淡，毫无自卑或谄谀之态。面对获取财富失败而落得一身贫病的郭斌，巧巧也没有表现出鄙视。在巧巧这里，他人是否拥有巨大的财富，是否获得了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不是决定她待人态度的标准，这些都是与她无关的。

　　重新回到底层的麻将馆后，巧巧生存的地方已经是原有江湖体系崩塌后的废墟。没有了郭斌这个江湖老大的撑腰，她也不再是“大嫂”，然而这都没有关系。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时代，巧巧决然地坚守着自己的江湖道义，任凭世道流变、白云苍狗，都不能撼动她的价值体系。在资本市场吞噬一切，一切都被主流财富逻辑所裹挟的年代，巧巧这个人物形象很显然寄托着创作者自己的理想。影片中唯独巧巧看到了众人梦寐以求的UFO，这显然是创作者的赞美与肯定。

五、结语

研究文学和艺术，都应该着意于其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着意于其传播和接受机制，这些对文学和艺术的面貌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从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告别了昔日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应该进入新主流意义上的财富神话讲述。然而贾樟柯对现实生活逻辑的尊重，又让他无法讲述这类神话，于是他的电影就注定是灰色的，其中人物也是艰难挣扎的，最后也是无法实现财富神话的。

　　贾樟柯过去是以体制外的制片获得了国际瞩目从而获得了名望的，因此是否能赢得欧洲电影节的肯定一直是他创作影片的重要考量。特别是这部影片，其试图冲击戛纳电影节获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戛纳电影节的主办方一直比较偏爱沉重迟缓的艺术片，这种传统偏好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贾樟柯的创作。

　　如今的贾樟柯也不再是体制外的独立制片人，他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副会长了。随着名声地位的提高，贾樟柯在国内也渐渐有了为数不少的观众群，这也是他在创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为了能够获得国内票房支持，贾樟柯不能不考虑电影检查的问题，因此这部影片相比过去平缓了很多。

　　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和传播者非常复杂，既有上影集团这种国家控股企业，也有民营的华谊兄弟公司，还有西方的MK PRODUCTIONS公司等等。如此复杂的制作方和传播方的参与，贾樟柯自身地位的变化，加上国内市场、国际电影节的因素，都会对影片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看出贾樟柯在这多重因素影响下，寻找着艰难的平衡：既试图坚持自己那种写实主义艺术片的固有格调，保留了一贯的凝重迟缓，又回应了体制的压力和国内观众的需求，减少了些许粗粝和尖锐，多了些圆熟，甚至使用了廖凡和徐峥这些知名影星，还添加了一些轻松的幽默和笑料。

　　注释：

　　[1]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2-43.

　　[2]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21-22.

　　[3]李宁.《老炮儿》的社会隐喻 身体隐喻 动物隐喻 [N].北京青年报,2015-12-29.

　　[4]〔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0-52.

　　[5]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M].北京：三联书店，2007:13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