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颖

　　[内容提要]《革命之路》这个电影文本适合于被作为一个波伏瓦视角中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案例。本文尝试从体制、身体和自由这三个困境的角度进行解读。在体制上，婚姻体制以不同形式对夫妇二人造成压迫，而对妻子一方压迫更甚。在身体上，传统从身体功能的角度为女性规定了“天然”的家庭角色，以此规训了女性的认知和自我认知。在自由方面，巴黎计划实质上是一个逃跑计划，掩盖了惠勒夫妇真实的不自由。在这三重压迫之下，女主人公必然走向死亡。

　　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由萨姆·门德斯导演，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等主演。该片改编自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于196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生活在美国郊区“革命路”的中产阶级夫妇无法忍受生活的庸常虚无，期冀以实现巴黎梦为人生意义的依托，然而在男主人公获得升迁机会和女主人公第三次怀孕后，巴黎梦碎，女主人公堕胎而死。

　　两位主演曾经联袂出演《泰坦尼克号》，以致不少人在看过《革命之路》后，很自然地将其戏说为杰克生还、眷属终成之后的中年悲剧续集。不过，若要认真从这两部电影的主题上考察，会发现其连续性、相似性极其之少，异质性则十分明显：《泰坦尼克号》中，爱情的敌人是外在的和可见的，诸如门第、财富、天灾、人祸；《革命之路》中，幸福家庭生活的敌人则是内在的和不可见的，诸如意义的缺失、激情的黯淡、梦想的遥远等等。二者属于不同的电影类型。因此对于《革命之路》而言，外向型的解读往往行不通，我们需要挖掘叙事的内在驱动。

　　笔者在此意义上赞同把这个电影文本看成一个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案例。有人指出，虽然并无迹象表明原著耶茨曾经阅读萨特或波伏瓦，亦无法证实他有存在主义或女性主义倾向，但“由于其对惠勒一家的日常生存的荒凉描写，很容易将《革命之路》一片看做人类生存境况、尤其是女性生存境况的一种存在主义注解”。类似地，也有研究者指出，该电影以波伏瓦的手法，描写了一场针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战争。援引存在主义、尤其波伏瓦的理论来讨论该片是恰当合理的，但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在深度和主题上挖掘得远远不够。鉴于此，本文将尝试从体制、身体和自由这三个困境的角度进行解读，必要时还将就该电影文本与其原著小说稍作比较。

一、夫妇之间：体制困境

《革命之路》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的美国。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50年代的世界各地笼罩在暂时的平静之中。美国郊区的日常生活同样波澜不兴。女房屋中介驱车带惠勒夫妇看房的途中，车窗外掠过的镜头告诉我们，这里有着城区难得一见的宁静氛围，比旁边的社区更加富有、整洁，绿色植被也更多。惠勒家所购买的房子是一幢敞亮的白色大屋，坐落于一处布满青草的斜坡上，紧邻一片繁茂的树林。不久，女主人在此房中接连诞下两个孩子。同当时大部分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惠勒夫妇分工明确：丈夫弗兰克平日外出工作，妻子爱波操持家务、抚养儿女。这种家庭状况很难与“革命”二字联系起来。按一般的理解，革命发生于体制内部最脆弱的部位，该部位在某些极端情境下断裂、离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治上占据最劣势的无产阶级，倘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剥夺、人身的尊严底线被践踏，则较易产生革命的要求。然而，一个衣食无忧、稳定恬静的四口之家，何以萌发与既有状况一刀两断的变革意愿呢？

　　根据波伏瓦，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性压迫不止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和政治的，而是以否定个体的超越性的方式进行。在这种非唯物主义视角看来，政治权利、经济状况等外部方面并非最直接的反抗动机，因为在一个层层压迫的体制内部，这种压迫发生在任何一个阶级和层面上。要害之处在于，当个体萌发了超越的要求时，该要求受到体制的满足还是压抑。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阶级里都可能萌发革命意识。《革命之路》的主人公拥有充足的外部生活条件，其超越性的需求是内在的。内在超越是一个主体脱离单纯的自在存在而向自为存在的跨越，通常表现为对自身生存之意义的寻求，其革命意愿正是在寻找已丢失的意义的过程中出现的。

　　对于爱波来说，意义丧失的节点是婚姻。她曾是颇有天分的表演专业学生，迫于婚姻惯例不得不放弃事业。随着儿女渐长，家庭负担略减，她迫切希望重回舞台。但在习俗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愿望只能在兼顾家庭的前提下以参加业余剧团的形式部分地实现，即非本质地实现。影片开始于一场失败的演出。爱波个人的表演普获好评，但各种舞台事故以及演员们的经验不足、水准不齐拖垮了整台戏，也影响了她的发挥。她失望透顶，极端的坏情绪引发了与丈夫间的一场激烈争执与冷战。登台表演对她而言是对日常的超越，是对别样人生的体验，但并不是实现意义的唯一形式。当爱波萌生举家迁往巴黎生活的念头后，她非常乐意在巴黎做一个政府职员以供养丈夫和儿女的生活，这说明她真正想要的是选择（以及放弃）的权利，而当下的生活是无可选择的唯一一种。她之所以产生被压迫感，恰恰出于这种无可选择的境况。

　　对于弗兰克来说，意义丧失的节点同样是婚姻。与对爱波的塑造相比较而言，影片开始时的弗兰克形象极其脸谱化。在车站，在办公室，弗兰克不是他自己，而是着装统一、表情一致的千万个为家庭奔波的男人中的一个。他们气息奄奄地出门乘车，低声下气地服从上级，消极疲沓地应付工作。他曾在年少时作为战士，在巴黎体验过激情的岁月，也曾话语风趣、与众不同，引起少女爱波的爱慕之心。但如今，他再没有什么不同。唯有在发生婚外情时，弗兰克的类型化脸谱才发生短暂的、有限的改变。餐馆中的他似乎重新变得有趣，他开始表现自己，重视自己（比如重视自己的生日的意义）。情妇的崇拜的眼神令他暂时忘记妻子厌弃的神情。然而，弗兰克自觉地将这场婚外情框定在一个婚外情感寄托的范围内，不肯也无力寄予更多的感情涵义。

　　波伏瓦在《第二性》里曾提到弗兰克这类雇员的被压迫状况与家庭主妇的近似之处：“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商人、办事员像女人一样，注定要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只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他整天要服从上级，穿活硬领，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看起来，弗兰克所生活的那个外部世界，也正是卡夫卡所描写的那种官僚世界，一个“充满繁文缛节、荒谬的动作和无目的行为”的男性世界。

　　婚外情之于弗兰克，正如社区剧团之于爱波：它们是无望生活里被抓住的一棵虚弱的稻草，但救不了命。无论婚外情还是社区剧团，都是体制的组成部分。体制是他们的框架，它是安全的，同时也是隔绝的；它提供庇护，同时也限制自由。突破体制的代价，是变成女房屋中介的儿子那样不为社会所容的疯子。维持现状的愿望，成为二人内在超越的阻力。当然，婚姻也只是体制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标明时期的事件，它不构成夫妇受压迫的全部原因。那么，家庭内部是否存在压迫呢？

　　表面看来，传统婚姻体制内的夫妇分工是公正而合理的，经济压力共担是夫妇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但波伏瓦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这种平等地位的虚假与脆弱。在丈夫的意识里，夫妻平等其实是一种抽象的平等，一种虽被提倡、却不被具体地履行的平等。在某些冲突发生的时刻，这种实际的不平等观念会暴露出来，比如吵架。吵架是两个主体的家庭权力与地位的争夺战。此时丈夫往往会喊出“没有我，你就无法生活”。在这一刻，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价值被彻底否定了。在《革命之路》里，弗兰克在与爱波进行最后一次争吵时说出了类似的话：“一直是我挣钱养着你！”“你那么恨我的话，为什么住在我的房子里？为什么给我生孩子？”因此，“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看似平等的家庭分工，其实蕴含着实质性的不公平，尤其是对女性的经济权力的剥夺。在父权社会的意识深处，“丈夫挣钱养家”被解读为“妻子坐享其成”，于是，不拥有财产权的妻子在某些情况下被驱逐出那个她所借居的处所。夫妇之间那看似天然的分工方式无法真正地保护女性，反而构成公然压迫女性的方式。

　　原著小说的叙述视角以弗兰克为主（虽然其陈述语气是第三人称的），这容易令人忽略故事中的女性处于更艰难的困境之中。相比之下，电影的镜头则明显向爱波倾斜，这更加利于将剧情引向悲剧性的结尾。波伏瓦认为，体制构成对每个人的压迫，但家庭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主要场所。在传统婚姻关系里，女性角色在根本上是非本质性的。男性期待于女性的，是作为整个他者的一切，而唯独不包括女性自身；女性只能作为男性自我的投射而存在，除此之外不可具有其他价值：“他期待她不仅是女仆和妻子，也是他的观众和法官……这是因为男人在她身上寻找整个自我，还因为她是一切。只不过她是非本质事物的世界上的一切：她是整个他者。”

　　这大概就是《革命之路》里的女主人公相对更加激烈、焦虑、极端的原因所在。故事的结尾，爱波以结束孩子和自己生命的方式获取了永远的解放，弗兰克则被迫独自抚养儿女，继续过着体制内的无可选择的生活。这个故事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女性的认知和自我认知上。由于传统上对女性的种种界定立足于其生理特性，故而这种认知首先是一种身体认知。

二、怀孕与堕胎：身体困境

波伏瓦说：“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社会角色，即在家中生育、养育和劳动等等，是天然形成的，是由其生理特性先天地决定的。换言之，女性所需执行的性别任务被先天地根据其身体构造而定下了，女性身份具有无可置疑的自然性和永恒性。这样一种身体观站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在后者看来，身体不是惰性的自在存在，不是器官和血肉的机械组合，而是主体意识的初步承载者和执行者，应当成为对既定境况的否定者和超越者，成全主体的自我实现。在身体理论上，波伏瓦较接近知觉现象学时期的梅洛-庞蒂。二人都将身体作为一种主体的处境来对待。在《第二性》中可看到这类庞蒂式的句子：身体“是一种处境：它是我们对世界的掌握和我们的计划的草图”。说身体是一种处境，指的是身体是人超越其既有的事实性（即主体那里无可选择的方面）从而介入世界的情境。

　　这样的理论在涉及女性身体时，会面对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女性的生育潜能问题。怀孕的身体如何把握世界并布置主体的谋划？它难道不是单纯的、被顺应的生理进程吗？生育行为是女性的创造行为吗？它难道不是天然的被动行为吗？在孕育与分娩的行为里，女性是完全的被动性存在吗？女性身体是被借用的容器吗？甚至，女性何以超越身体这一基本的、初始的处境？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外部观察与逻辑分析来获得，而只能以女性自身的体验为依据，并使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接近。比如波伏瓦的如下描述——

　　怀孕尤其是女人身上自己和自己演出的一出戏剧；她感到她既像一种丰富，又像一种伤害；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利用她的一种寄生物；她拥有它又被它所拥有；它概括了整个未来，怀有它，她感到自己像世界一样广阔；但这种丰富本身在摧毁她，她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是。

　　这种复杂的矛盾体验，时而令女性觉得她拥有自己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从而拥有一种真正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时而却又觉得自己并未进行任何创造，只不过被动地顺从了自然的进程。波伏瓦不认为这些模糊性需要被赋予固定的涵义并加以清除，因为对于每一个进行此类身体经验的女性个体而言，这些身体状况都是具体的，对它们的超越同样是具体的。重要的在于认识到，就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揭示出来的一样，女性角色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被所谓的“本能”所决定的。因此，女性应当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支配权，包括避孕权或终止妊娠权。但在父权制之下，这项权利并未如生育“权”那样被天然地赋予女性。波伏瓦尖锐地谴责道，资产阶级社会在堕胎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虚伪，超过了其他所有问题；这个社会一方面在告诉人们堕胎是令人厌恶的犯罪，即连提到它都是不体面的，一方面却在以更不人道的方式发动战争。

　　正如主妇是家庭体制压迫的主要对象一样，女性身体是道德压迫的主要对象。正是由于存在主义哲学反对被视作天然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女性主义才得以从其内部衍生出来。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否选择成为母亲，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提问。堕胎尚属违法行为，它也同避孕一样被视作是有违道德的。《革命之路》里，对爱波而言，怀孕是非选择的意外结果，它干扰了巴黎计划的顺利实施，于是她主动选择了堕胎。当弗兰克发现了爱波所藏的用于流产的橡胶吸液器时，顷刻怒火难遏，指责爱波“冷酷无情”“不是一个好母亲”。就像波伏瓦所说的那样：“男人倾向于轻率地对待堕胎，他们把堕胎看做是凶恶的大自然要女人注定忍受的许多事故之一：他们不去衡量其中的价值。当男人所确立的伦理受到最彻底的质疑时，女人否认女性的价值。她的整个道德未来都为此动摇了。”无论爱波如何辩解自己对一双儿女的疼爱，也无论她是否曾经完美履行作为母亲的责任，她也难以撇清此刻的道德责任。

　　在与丈夫若干次吵架当中，这是她落败得最惨的一次。她不可能具有还手之力。身体困境已扭转为道德困境。爱波顷刻间变得彻底孤立无援，即便她有权以妻子的身份要求弗兰克的忠诚、体谅与支持，仍无法要求获得整个社会的道德支持。向前一步，是道德的万丈深渊；退后一步，是灰色人生的重复性继续。前方是自由，后方是自欺。

　　那么，她是好母亲吗？她是好女人吗？对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无法参考某个现成的定义。根据存在主义的主张，存在的意义是由主体通过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超越而创造出来的。这正是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真意。女性的本质并不存在于道德律条里，也不存在于习俗和惯例当中，它不是一个普遍化的永恒判词，而诞生于女性的自由选择并为此主动承担代价和责任的过程里。最终，爱波选择自行堕胎。这是以卵击石的准自杀行为，也是她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的唯一自救之路。

三、巴黎梦：自由困境

以上是从身体角度对“为何必须杀死爱波·惠勒”的回答。但表面看来，爱波原本不必死去。她似乎同丈夫共享过一段本真的生存经验，那就是在巴黎计划诞生的初期。告别眼前无法忍受的平庸生活，居家迁往巴黎重新开始一切，是改变了惠勒夫妇生存状态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像一个伟大的雄心壮志，照亮了革命路的黯淡死寂。有梦之后的弗兰克，这个曾经灰蒙蒙的小雇员自觉变得高大、有力、超然；有梦之后的爱波，忧愁烦闷一扫而空，热切、欢快、不再抱怨。二人都相当得意于这个了不起的创想，仿佛从中获取了高级人类的特权身份，有资格俯视和嘲弄周围邻居和同事。继婚外情和业余剧团之后，巴黎成为新的救命稻草，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它。

　　剧情很快发生急转。弗兰克意外地被升职加薪。父亲的影响，加之男性的自尊和野心，弗兰克愿意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企图说服爱波放缓巴黎计划，待有了更雄厚的经济保障后再徐徐图之。就在此时，爱波意外怀孕，赴巴黎后立刻投入工作的打算也将化作泡影。表面看来，是这两个事件合力促成了巴黎梦的破灭，但其实隐患一直存在。

　　身边邻居、同事们普遍对巴黎计划持狐疑态度，唯有疯子是该计划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这个形象被塑造为智商超群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不懂得顺从现成化的人情世故，不顾及所谓的“道德安全”，一味寻找“有趣”的事情，这种对意义、对超越性的执着态度令他遭到37次电击的惩罚。他可能是这个故事里最奉行存在主义信条的人。影片改编者将原著小说中疯子的三次来访缩减为两次，准确地安排在该计划刚刚开始以及计划终止这两个时间节点上，让疯子的直言不讳对事件进程产生强烈的催化作用。

　　第一次来访时，疯子与夫妇俩产生了知音般的共鸣，由衷地称赞他们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交谈气氛融洽、愉快、坦诚。第二次来访时，疯子对于计划终止的原因表示不解：是钱的问题吗？钱是个好借口……是怀孕的问题吗？难道欧洲人不生孩子？他的步步紧逼激怒了弗兰克，后者几欲大打出手，会面在紧张的挑衅状态中结束。疯子的最后一句话是：“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我很高兴自己不是那个（指着爱波的肚子）孩子！”疯子说真话，既说出自己的真实所想，也戳中对方不敢正视的隐衷——巴黎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它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谋划，而只是一个逃跑计划；它不属于自主自由的主体，而出自于迫于困境而通过做梦来逃避的被压迫者。

　　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里指出，“说人有自由，并不是说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自由就是能够超越既成现实，向着一个开放的未来前进”。有两种超越既成现实的方式：接受它，积极地维持它的和谐发展；拒绝它，以否定的形式坚决反抗之。马克思所选择的是后者，那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心脏爆发，打破世界的连续性”。波伏瓦坚定地赞成马克思的路线，因为那是压迫体制下受压迫的一方获取自由的唯一出路。而逃跑是什么呢？逃跑既不是促进现实，也不是反抗现实，而与它们“有天壤之别”。诸如旅行，诸如逃离监狱，这些既不融入也不反抗的疏离方式都可归入逃跑。也就是说，按波伏瓦的理论，逃跑没有任何超越性可言，原因就在于这种行为放弃了与处境打交道的实践。所以，逃跑不是获取自由的方式，它的实质是“自我推卸责任”，而这样“一种致力于否定自由的自由，它自己就应该被否定”。

　　就惠勒家的情况来说，问题不在于巴黎或其他任何一个目的地，而在于梦想的存在本身给夫妇二人提供了一个自主选择的契机，让他们有机会扭转自身在重重压迫下被异化的命运，这就迫切需要主体面对现实作出实践。如若不付之于反抗的实践，仅仅寄望于逃避到遥远而安全的世外桃源，那就只能得到易碎的自由。在这个故事里，巴黎以梦的方式诱惑了他们，释放出一种自由的假象，延宕了重重困境的浮现，于是它也只能以梦的形式破碎，并变本加厉地彰显困境的难以逾越性。自由并非如此之轻，仅靠幻想就可召唤而来；自由有自己沉重的肉身，有难以摆脱的时间性结构；自由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不断向着无限的未来的积极扩张。自由是生成性的，有待于真正自主的主体的不断谋划、选择、超越和行动。

　　当既定的现实在实质上并不被主体当做超越的对象，而仅仅成为一个退缩的避风港时，巴黎计划充其量只能暂时掩盖惠勒夫妇一直以来进展得不够成功的自欺，甚至会加重这种自欺：它令他们相信，搬家这一举动可以将原本面临的重重困境（体制的、道德的、身体的）一下子清扫干净。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50年代的巴黎并不是父权制的飞地，对女性的种种压迫也并不比美国更少更轻。倘若这一家人意外事件的干扰并顺利搬迁到巴黎，可能会有一时的轻松感，但处境并不会有根本改变。对于现实而言，任何非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都是自欺：现实的困境只要未被真正地面对，就绝不可能得到解决，更不可能随着空间的更换而消失。

　　所以，结论依然同上：爱波·惠勒必须死去。爱波的失败属于所有女性，同样属于类似处境下的男性；正如巴黎梦的破碎，同样是美国梦的破碎。爱波用身体的死亡来否定既有的处境，中断世界的连续性，一劳永逸地实现了自身的超越。在此意义上，爱波走上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革命之路。

　　而革命者的身后总是凄凉。时隔相近五十年，萨姆·门德斯将这样一部家庭小说搬演到大银幕上，这说明他认定故事主题仍具有当代性，甚至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革命之路》的真正结尾不是惠勒家的悲剧，而是其他幸存下来的家庭对这个故事的细碎评语。郊区主妇的闲谈具有一种谋杀意义的力量，使得这件事变成一场惊险的消遣，一个血色的点缀。

　　注释：

　　[1]此说恐怕不确。其实，原著中仅有一处提及萨特：在遭遇爱波之前的虚无颓废的生活中，弗兰克自比为“让-保罗·萨特式的烟鬼”。（参见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I]侯小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1）这至少说明耶茨对萨特有所了解。

　　[2]Constance Mui and Julien Mur phy,“Revolutionary Road and The Second Sex”,in Jean-Pierre Boule and Ursula Tidd (eds.),Existentialism and Contemporary Cinema: A Beauvoir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12, p. 67.

　　[3]Daniel Shaw, Movies with Meaning:Existentialism through Film, London/Oxford/New York: Bloomsbury, 2017, Chapter Eleven.

　　[4]在此期的美国社会，传统思想势力还很强大，各种平权运动尚未展开。

　　[5]对此，电影的镜头表现比小说的大段心理描写更准确、直观、简洁、有力。

　　[6][8][13][16][17]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69, 20-21, 320,303, 312.

　　[7]可参见影片第一场争吵戏中夫妻二人相互指责对方让自己深陷陷阱的段落。

　　[9][10][1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M].2011:271-272, 24, 57.

　　[11]他们有关主体往往是身体—主体的观点有别于萨特，我们在《存在与虚无》里可看到意识与身体的紧张关系。《第二性》一书第一章里三次提及和原因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可见二者的思想亲缘性很值得进一步讨论。

　　[14]“她不再是顺从主体的客体；她也不是因自由焦虑的主体，她是这个模糊的现实：生命。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因为它是属于为她所拥有的孩子的。社会承认她拥有这个身体，另外赋予其神圣的性质。”（波伏瓦.第二性II[M]. 2011:321.）

　　[15]“她并没有真正造出孩子：孩子在它身上形成；孩子的肉体只从肉体中产生：它不能创立一个将要自行创立的存在；源于自由的创造，将客体设定为价值，赋予它必然性；在母体中，孩子是无根据的，仍然只是无动机的繁殖、粗具雏形的事实，其偶然性与死亡是对称的。”（波伏瓦.第二性II[M].2011:321.）

　　[18]原著小说中写道，此时的他开始以另一种视角观察自己曾经的被异化的生活：“他发现经过的那些男人那么渺小，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严肃得那么可笑。他们都留着夹杂着灰发的小平头，身上穿着拌扣领，脚步匆忙。他们源源不绝地涌现在车站里，在大街上，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才会停下来。到时，等候着他们的办公大楼会把他们一个个吞噬进去，包裹起来。”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109.

　　[19]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里将“资本、舒适和道德安全”视作自由共和党所要求的虚假自由。（波伏瓦.模糊性的道德[M].张新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5.）

　　[20]影片改编者对原著小说中重要细节做了大量删减，包括爱波的身世和童年遭遇，邻居坎贝尔先生的经历和心理状况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删减基本上是成功的，令影片的主题以更普遍化的方式凸显出来。

　　[21][22][23]波伏瓦.模糊性的道德.2013:85, 78-79,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