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静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电影《我不是药神》，分析该片如何围绕“药”构建了三重神话，即印度格列宁神话、药神神话以及产业创新神话，继而讨论这款“爆款电影”是如何以想象的方式治愈了跨阶层的健康焦虑和国产电影的产业创新焦虑，最终旨在探讨国产电影反思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

　　盛夏时节，经典剧集《西游记》一年一度回归小银幕，孙悟空西行取经的故事也宣告着暑假的到来。与此同时，另外一只“猴子”（即坏猴子影业）却凭借电影《我不是药神》引爆大银幕，上映10日票房已经突破20亿元，豆瓣评分高达9分，引发公众的持续热议。与同样关注海外代购（或走私）药品题材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The Dallas Buyers Club，2013）相比，《我不是药神》没有像前者一样关注性别政治（恐同者与同性恋合作走私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而是描绘了白血病人为买药而付出的诸种心酸。作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的十位新人导演之一，文牧野尝试在国产片的叙事框架内，用喜剧讲述沉重的社会题材，让观众在悲喜间反复切换，亦收获了不少好评。

　　之所以《我不是药神》的票房与口碑齐飞，是因为多数观众认为该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书写了现实社会，不仅触及到了当下生活中存在的医药问题和病人的生存境况，而且还在电影制作方法上有着很大创新，将国产类型片推至新的高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评价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一方面，电影表面上以“药”为核心，关注了底层人的生活艰辛，但实际上却建构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药神”形象；另一方面，导演使用的“新类型”更大程度上源于对国外同类电影的借鉴和拼贴，反而极大削弱了电影的反思功能。本文旨在解码本片建构的三重神话，分析这款“爆款电影”是如何以想象的方式治愈了跨阶层的健康焦虑和国产电影的产业创新焦虑，进一步探讨国产电影反思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

一、药之神话：无处不在的格列宁

简言之，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程勇（徐峥饰）为给父亲筹集手术费，意外开始了“海外代购”白血病治疗药物的故事。程勇原本是个保健品小店的老板，主打产品是从印度走私来的壮阳药，名为“印度神油”。一天，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王传君饰）拜托程勇利用走私通道购买印度产的仿制药“格列宁”，后者与瑞士正版药效果相似，但价格却便宜不少。急需用钱的程勇无奈前往印度，不仅拿下了中国地区的药物代理权，而且还通过药物帮助了许多买不起正版药的病人，其中就包括吕受益。然而在此过程中，瑞士正品药厂和假药贩子却因为利益受损为程勇施加了双重压力，促使他不得已结束了代购生意，去开了一个小工厂。直到有一天，程勇发现病人由于买不起药而处境愈发艰难，曾跟自己把酒言欢的吕受益则因为无药可救而选择自杀。这促使程勇重操旧业，并用工厂赚来的钱补贴药品巨大差额。最终，程勇虽然因为走私药品坐了牢，却收获了病人们的认可及家人的理解，影片以他出狱的场景而结束。

　　从电影的名称上看，导演似乎在强调，该片的核心并不在“药神”，而是“药”本身。从开始的壮阳药到后来病人的救命药，主人公程勇一直都在跟药打交道。此外，“药”还是连接程勇与病人、病人与病人之间的关键。更值得深思的是，针对慢粒白血病这一种疾病，同一个时空中居然出现了三个版本的药，分别来自于瑞士、德国和印度，进而与病人构成了三种关系。

　　瑞士版格列宁来自于诺瓦公司，是正版抗癌药，其专利权受法律保护。它原本应该起到救死扶伤的作用，亦应与病人具有紧密联系。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37000元一瓶的正版药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在镜头中，只是以言语的形式被病人和医药代表提及，前者谴责药价不合理，后者则一直在以法律的名义在各种场合进行“维权”。可以说，正版药与病人之间总是被公司医药代表赵立忠（李乃文饰）隔绝开来，其使用价值由此完全被交换价值所代替，最终成为制药公司的盈利工具，也成为很多病人眼中的天方夜谭。

　　德国版格列宁实际上是药贩子推销的假药，并没有疗效，可导致病人因延误治疗而病情恶化。它在电影中仅出现了一次，即药贩子张长林（王砚辉饰）组织的卖假药活动。此类活动通常发生在礼堂式空间中，包括专家报告范儿的舞台设计（如“热烈欢迎医学院国际著名专家张院士莅临指导”的横幅和德国格列宁的商标），穿着白大褂的伪专家（即“张院士”），台下座无虚席的观众，以及身着正装的礼仪小姐和安保人员等。该场景还极为生动地还原了现实生活中假药骗子所使用的套路：与药托互动，强调疗效（身子轻快了，斑也褪了，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专家”评论（“我们彻底消灭了慢粒白血病”）后，马上公布刚接到的优惠通知（单价由3000降至2000）；病人排队购买。这样的设定和流程为卖药赋予了强烈的仪式感，尤其是当张长林结束互动跑回舞台时，他就像夺得金牌的奥运冠军一般，举着双臂，台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而药本身则成了仪式中的道具，被精心地布置在舞台前，为病人编制了另一个可以负担的“药到病除”之梦。

　　印度格列宁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它与正版药效一样，但价格却远远低于前者（印度零售价为500元，程勇卖到5000元），常常以特写的形式频繁出现。在运输环节，它出现在旅行箱里，走私船上，集装箱内，保健店中，甚至垃圾筒里，被几位卖药的病人及家属来回搬运。吕受益在车里吃药，分药，在穷街陋巷中与黄毛（章宇饰）抢药。药出现在夜店舞女刘思慧（谭卓饰）的化妆间，从标有“王子神油”的面包车到了黄毛仗义相助的病人床头，也到了刘牧师的教堂里。在从开始被病人扔来扔去，到后来被抢购一空，印度仿制药一直就与病人紧密相连，与前两个版本产生了极大的反差。

　　可以说，“药”是电影的核心意象，三个版本的格列宁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电影中，链接了电影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戏剧冲突，构成了一个矩阵。显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说，印度版的格列宁才是“正确”选择，因为它既有效又便宜，还带有浓郁的人情味。当程勇第一次运回印度格列宁时，对面的吕受益兴奋得像是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宝物一般，用手颇具意味地摸了摸程勇的大腿，似乎这些药比店里的印度神油还要有效。在教堂中，刘牧师站在布道坛后，将药逐个分给排队的教众，他们交换的仿佛是基督的面包与葡萄酒。它让人们认为，有了印度格列宁，疾病就可以被治愈；而让病人顺利买到它，亦能改变卖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这种观念在电影插曲《药神之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病人来说，药就是命，“有药我就想闹/看我影子都在笑/下巴一直往上翘”；而对于药贩子来说，药就是钱，“我是贵族金钱豹/大把大把的钞票/感觉good我很好”。因此，印度格列宁成为了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仅能治生理疾病，而且还能极大缓解“穷病”。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格列宁还在道德维度上发挥着作用，最终将程勇塑造成了“药神”。

二、“药神”神话：用英雄传奇治愈现实焦虑

如果说“药”的意象以碎片的方式散落在电影中，那么电影的主线则讲述了程勇从“路人”到“药神”的养成过程，进而在叙事维度上构建了另一个神话。在一开始，电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作为失败者的程勇。他邋遢的形象与壮阳药广告上强壮的肌肉男及老虎之间、糟糕的婚姻状况与隔壁的“情缘旅馆”之间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反讽式的张力勾勒出程勇的一事无成。从某种程度上说，销量和效果都不怎么样的“印度神油”隐喻了他当时的现实困境：走私来的药卖不出去，拖欠房租，父亲卧病在床，妻离子散，还因为打老婆被小舅子鄙视，仿佛就像自己店里的壮阳药一样没用。

　　有意思的是，程勇的保健品店中同时供奉着中国本土的财神和印度的卡莉女神（Goddess Kali），分别指向了世俗和信仰两个维度。同样，从印度版格列宁进入程勇生活的那一刻开始，电影通过四个具有仪式感的片段，展现出程勇世俗意义的成功（赚到了足够的钱），进而到信仰意义上的成功（自我道德的升华以及社会名誉），将其逐步塑造成名副其实的药神。

　　金融机构参与易地扶贫搬迁要保证商业可持续性，避免政策性任务造成预算软约束，损害金融机构的自生能力。可由地方政府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金融服务评价体系。合理设计金融服务、机构经营绩效指标，着重从商业银行对易地扶贫搬迁相关信贷业务审批、信贷支持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合理测定金融机构业务成本及收益，在商业可持续条件下评价金融机构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支持力度。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风险监控，合理控制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中的相关业务风险。

　　其一，当病人群的群主们在夜店舞女刘思慧的引荐下来见程勇时，他们逐个走到后者面前握手。曾经的失败者如今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勇哥”，观众此时用群主的视角体验了这个具有仪式感的时刻。其二，当黄毛准备将抢来的药还回去时，程勇却对蜗居在那里的病人们动了恻隐之心，将几瓶药送给了黄毛。与此同时，观众使用卧病在床的病人视角，先体验到将救命药片扔进药瓶时的无奈和绝望，接着又因程勇的赠药行为觉得后者极为仗义。此时，程勇成为了穷人中的侠义之士。其三，当印度格列宁的生意红火起来后，无论是大把人民币的特写，还是一箱箱的药，都显示出卖药团队的富足。此时的程勇坐在小店中，认真地读着通俗读物《做人的资本全集》。该书作者指出，做人的资本包括“宽容的心量、真诚坦率的言行、和谐的人际关系、成人之美的善心、与时俱进的积极心态等”。这个似乎在告诉观众，程勇成为“财神”之后，正在向更高的精神追求努力，病人送的锦旗更是锦上添花。其四，在事业稳定后，他决心冒着风险低价卖药，并用自己的钱补贴差价。如果说之前卖药是为了赚钱，那么现在则是出于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群体责任感。这种情绪在程勇坐囚车的场景中达到高潮。观众以程勇的视角望向车外，街边站满了送行的病人，人群中甚至还出现了黄毛（为了保护程勇而身亡）和吕受益（不想连累家人而自杀），两人微笑着为他送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该场景与之前程勇在印度街头围观的敬神仪式相呼应。彼时，有人抬着湿婆神和卡莉女神的神像走在印度街道上，同时还挥洒着刺鼻的消毒剂，似乎想在神灵的保佑下消除瘟疫。这种并置成功地将程勇封为“药神”，也回应了电影首个镜头中的卡莉女神像。

　　值得注意的是，程勇本人并不是病人，但电影让观众使用程勇的视角来体验整个故事，并因此完成了一个俄狄浦斯轨迹。所谓俄狄浦斯轨迹（Odeipal Trajectory），是指“古典好莱坞使用的一套惯例，凭借它，男主人公通过解决危机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行动，成功或不成功地完成这一轨迹。换言之，男主人公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取决于电影类型），找到一个女人，娶妻成家”。在本片中，程勇作为男主人公也遵循了古典好莱坞电影的“破坏/解决”模式，成功化解了个人危机，不仅包括经济与道德层面的双重危机，进而获得了家人的认同，只不过此处的家人并非是妻子，而是当警察的小舅子曹斌（周一围饰）。在电影中，程勇首次与曹斌的交集发生在派出所，彼时前者差点因为打老婆被后者暴揍一顿。当时的程勇站在窗前，脸上露出了懦弱又可怜的表情。然而当程勇出狱时，曹斌是唯一一个来接他的人。此时此刻，曹斌不仅代表着家人的认同，而且还包括病人及社会对程勇的认同。由此，整个俄狄浦斯轨迹得以完成，整个药神神话也被构建成一个闭环。

　　

　　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英国社会学家克莱夫·塞尔（Clive Seale）指出，大众媒体常常将疾病塑造成一种媒体景观，即聚焦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展示他们用超乎寻常的能力去面对病痛，以达到不让大众失望的目的。换句话说，这种普通病人与逆境抗争的超凡能力亦能够让观众在焦虑之后实现软着陆。虽然主人公程勇不是病人，但药神神话也起到了类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观众的双重焦虑。首先是健康焦虑。实际上，电影前半段呈现了一个跨阶层、跨性别、跨年龄的病患人群，进而引发了观众最大程度的共鸣，即“谁家还没有个病人”以及“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的健康焦虑。然而，这种焦虑却随着俄狄浦斯轨迹的完成，被程勇封神之路狡黠地置换，促使药神神话成为一种功能性替代物。这也是为什么观众在结尾更关心程勇是否坐应该坐牢，而不再是病人的状况。其次，该神话还为观众在现实中的诸多不满提供了疏解通道。例如，群殴假药贩子的场景让人们以想象的方式对这些骗子复仇。再如在夜店中，无论是程勇扔向男主管的钱，还是黄毛攥着酒瓶的手，亦或是舞女声嘶力竭喊出的“脱掉”，都是“药神”带领观众进行的虚拟抵抗。

三、影视创新神话：互文式影像拼贴

从当前影评来看，许多观影者都洒泪影院，并认为程勇散尽家财帮人买药的情节颇为感人。此外，电影引发了各大媒体在更大范围上讨论“格列宁”这一药物。这恰恰表明，有关“药”和“药神”的双重神话都在成功地发挥着作用。不仅如此，不少人也因此将《我不是药神》视作国产电影的里程碑式作品，认为它开创了一种用影像书写现实的新方式。诚然，作为导演文牧野的首部长片，《我不是药神》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试图用喜剧类型片来讲述沉重的社会题材。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此片打动人心的地方到底是社会现实（即疾病引发的健康焦虑），还是制作团队使用了更为讨巧的拍摄手法？实际上，一旦从笑点和泪点中平复下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与其说这部作品是创新之作，毋宁说它巧妙地调动了多个互文性的文本，尤其是韩国电影。

　　如果说《心花路放》是导演宁浩和主演徐峥的“双重奏”，那么《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混杂宁浩、徐峥和文牧野三位主创特色的三重奏，包括“灰色幽默”“系列结构”和“韩范儿影像”。谭笑晗曾指出，灰色幽默是宁浩的喜剧特色，即用圆融温暖的元素置换了黑色幽默中一部分的荒诞性及非理性，是“笑与严肃批判态度的混合”，兼具“讽刺力量”和“幽默态度”。在本片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刘牧师。他很容易让人想起《黄金大劫案》（2012年）中的神父（范伟饰），后者是一位世俗烟火味儿极重的传教士，因为无米下锅而偷拿募捐箱中的钱，前一刻还拎着米袋子，后一刻就穿上袍子坐在忏悔室中。神父跟那个往募捐箱中扔“欠上帝五块”白条的人一样，用最世俗的方式表达着最大限度的虔诚。与之类似，刘牧师身上显然也具有上述世俗与信仰的并置，尤其是他一直在重复的那句“上帝保佑你”（God bless you）。无论是在保健店通过电话跟印度药商谈代理权时，还是站在讲坛后将药分给排队领药的教众时，本身就是病人的刘牧师总是试图在世俗和信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促使人们哈哈一笑，虽可以体会到他的无奈，但也止步于此，无法对其内部逻辑进行深刻的反思。

　　“ 系列结构”是徐峥的鲜明特色。它指向一种刻板化的二元对立，即乐观淳朴的乡村草根/道德危机中的城市中产，最终前者总是促使后者解决危机的核心要素。无论是《人在 途》中的李成功，还是《泰

　　》中的徐朗，皆是如此。同样，类似的桥段也出现在《我不是药神》中，开办工厂的程勇也是城市中产的一员，其诉求是不想做救世主，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只想安安静静地赚钱。然而，这种观念却因为弱势的白血病人而发生着改变，最重要的动因就是以乡村草根形象出现的黄毛。从当初抢药又还药的行为，到后来因为吕受益自杀而鄙视程勇，再到重新认同程勇，最后因为保护后者而身亡，他不仅促使程勇逐步化解了道德危机，使其愈发高尚，而且二人的互动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喜剧元素，很容易让人想起“ 系列”电影中的“王宝强/徐峥”结构。同样值得反思的是，《我不是药神》中的某些喜剧元素也沿用了“ 系列”电影。如在当印度船员要求加运费时，程勇一边握手一边笑着说：“印度阿三，你学坏了。死胖子，胖得像猪一样，比猴儿还精。”这与《泰 》中徐朗与人在电梯里讨论人妖类似，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恶趣味，幽默水准并不高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海报到配乐，再到电影叙事，《我不是药神》都带有浓重的韩影风格，这源自于导演文牧野，他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自己想要致敬《辩护人》（???，2013年）。就海报而言，此片采用了一种“全家福”式构图，这在韩国电影海报中极为常见，如《欢迎来到东莫村》（?? ? ???，2005年）、《阳光姐妹淘》（??，2011年）、《7号房的礼物》（7??? ??，2013年）、《国际市场》（????，2014年》、《海雾》（??，2014年）、《长寿商会》（????，2015年）等。实际上，无论是构图，还是色调，该片的海报都与宋康昊主演的《辩护人》极为相似。就电影的音景而言，本片插曲《药神之歌》的旋律更是与韩国犯罪电影《与犯罪的战争：坏家伙的全盛时代》（???? ??: ???? ????）的插曲《听到传闻》（???? ???）高度一致，以至于有些观众吐槽说此曲响起时，因为互文关系感觉非常出戏。

　　就叙事而言，电影中几位病人的现实困境与日常 事相互交织，造成悲喜交加的节奏感，这种套路也是韩国电影中常用的手法。例如《隐秘而伟大》（???? ????，2013年），该片以韩朝冷战为背景，讲述朝鲜特工元流焕，奉命潜伏在韩国的一个普通社区，化名方东九。电影在前半段强调喜剧性，笑点来自于这位军官如何一本正经地在小区中装傻，例如故意留着鼻涕滚下楼梯，甚至计算好时间当众大便，其隐藏的特工身份和东九的荒诞行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半段则突出他的身份认同焦虑，尤其是在他被祖国抛弃后，却发现房东老奶奶已经把他当成了亲儿子。《欢迎来到东莫村》《七号房的礼物》《国际市场》等韩片也都使用了同样的叙事策略，通过节奏感极强的悲喜张力，让观众既能开怀大笑，又能默默流泪。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宁浩、徐峥的国产电影，还是上文中提及的韩国影片，皆有不俗的票房成绩。因此，与其说《我不是药神》存在着创新，毋宁说它巧妙地使用了已经被市场检验过的成熟叙事方式，不仅将宁浩和徐峥的“作者”特色拼贴起来，而且还挪用了韩国类型片的套路，力图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海报和电影插曲皆引发了抄袭质疑。7月16日下午，官方微博针对海报抄袭《我的英雄学院》而公开道歉。此外，根据目前出品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药神之歌》的作曲为黄超，并没有说明此曲是否从韩国购买了版权，也存在着极大争议。如此一来，此片的商业成功恐怕会引发并鼓励后继者效仿这种快消品式的生产方式，让现实社会问题（此处为疾病）沦为大众娱乐消费的素材。

四、结语：我们应该如何书写现实？

毫无疑问，无论是美国的好莱坞，还是韩国的忠武路，两地都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方式，以讲述现实社会题材故事。前者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聚焦》（Spotlight，2015年）等，后者如《素媛》《韩公主》《熔炉》《杀人回忆》等。尤其是韩国同类影片，其特色颇为明显。学者彭涛曾指出，韩国现实题材作品具有极强的戏剧性潜力，通常“以受害人/ 嫌疑人的加害事件为叙事动力，以寻找嫌疑人或给嫌疑人定罪为展开线索，以事件后受害人及家属的痛苦、社会各方反应为情绪穿插，构成叙事冲突各方和逻辑线索”，因而具有极强的批判性。

　　

　　图1：医学社会学视野下的慢粒白血病人

　　与之相比，《我不是药神》的确促使公众注意到高价药、假药骗子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引发人们针对药物专利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电影却忽略了以下脉络。

　　如图所示，在治疗过程中，药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决定疾病被有效治疗的关键因素。不管是哪个版本的格列宁，都需要病人花真金白银购买。因此，菱形框中的内容才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即钱和社会资源，否则他们每开始一次治疗流程，其得到有效治疗的几率就会减少。这也是为什么程勇在第一次见印度药商时，说“命就是钱”；同时，对于想要治疗的病人来说，“钱就是命”，这同样适用于程勇的父亲。

　　威廉·考克汉姆（W i l l i a m C.Cockerham）曾指出，“社会能让一个人处于幸福或陷入病痛”，影响健康的社会性元素包括“诸种社会实践（如生活方式、生活及工作的状态）、自身所处的阶层（涉及收入、教育经历和职业），以及从正反两个维度影响个人、群组及社区的经济、政治、宗教等元素”。因此疾病应该被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从医学社会学（medical sociology）的角度考察，才能将其复杂性揭示出来。

　　在此过程中，社会阶层是医学社会学所考察的重点，它决定着人们的寿命、健康水平以及疾病的治疗方式，与此同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等元素亦是极为重要的变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不是药神》模糊了上述变量造成的差异，只是标识出了“买不起高价药”的群体，进而将复杂的疾病话语简单化了。换句话说，电影使用了旁观者视角（非病人视角），强化了程勇个人的奋斗神话，在讲述疾病时模糊了性别、年龄、阶层的差异，极大淡化了上述冲突。因此，它并没有学到韩国现实题材电影的精髓。实际上，由于该片聚焦“药”和“药神”的神话，并以此为基础理解疾病，极易让人们有一种误解：仿佛有了药，有了程勇，疾病就能迎刃而解。与此同时，这部电影的创新神话也被拆解开来，这并非是我们理解疾病的最佳方式，其反思社会现实的有效性也值得商榷。

　　注释：

　　[1]在印度语中，卡莉意为“黑暗的人”。卡莉女神是印度教中最为古老的神之一，代表毁灭及暴力，通常被以肤黑、长发、红眼、垂舌的形象出现，脖子上挂着用头骨做的项链，腰间围着手臂做的短裙。她虽然外表极显得可怕，但也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保护神。详情见Reid-Bowen, Paul. “Kā Lī AND CA??ī”, in Denise Cush eds. Encyclopedia of Hinduism[M]. New York:Routledge, 2008:398-399.

　　[2]雅婷. 人的资本全集[M].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

　　[3]〔英〕苏珊·海沃德. 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44.

　　[4]Seale, Clive. Media and Health[M]. 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166.

　　[5]梁颐在讨论电影《心花路放》时，曾指出此片是导演宁浩和主演徐峥的“双重奏”，兼具前者的叙事特色和后者对地理环境的巧妙运用。详情可见梁颐.心花路放:二位“作者”电影风格的双重奏[J].电影文学,2014(24):102-103.

　　[6]谭笑晗.灰色幽默、笑与喜剧理性的衰落——宁浩喜剧电影论[J].文艺争鸣,2016(9):188-192.

　　[7]《听到传闻》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彼时，韩国乐队“咸重儿和洋基们”（???? ???）演唱此曲，后于2000年收入专辑《咸重儿精选集》中。在电影《与犯罪的战争：坏家伙的全盛时代》中，曹英沃（???）重新将其编曲，包括两个版本，分别由咸重儿和韩国著名独立音乐人张基河（???）演唱。

　　[8] 彭涛.中韩真实事件电影之改编观念比较”[J]. 当代电影,2016(4):166.

　　[9] Cockerham，William C. Social Causes of Health and Disease[M].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Polity Press, 2007:1.

　　[10] Cockerham，William C. Medical sociology(Thirteenth edition)[M].New York:Routledge, 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