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英

　　《蒙学十三经》是由张圣洁主编、多位古籍专家共同编辑的系列蒙学读物，它将13部经典的蒙学著作按内容及语言特点进行划分，分为识字类、训诫类、韵语类以及典故、知识类四部分。识字类蒙学读物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训诫类蒙学读物包括《论语》《小儿语》《弟子规》《朱子家训》和《名贤集》；韵语类蒙学读物包括《千家诗》和《声律启蒙》；典故、知识类蒙学读物包括《蒙求》《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蒙学十三经》借用了儒家“十三经”之名，以“经”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蒙学著作在童蒙教育中的地位，其中除《弟子规》和《朱子家训》较少含有音乐内容外，其余蒙学著作中均包含了古人对于“乐”的理解、态度和观念，对其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的音乐内容，更有助于思考当代儿童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蒙学十三经》中的音乐观念

在《周易·蒙卦》中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我国古代十分重视童蒙教育，蒙养阶段的教育在儿童8-15岁进行，其教学内容为“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中国历代选用童蒙教育教材各不相同，《蒙学十三经》所选读物横跨了从先秦至清代的历史时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我国不同朝代的蒙学思想，其中“乐”的思想主要包含在“礼乐”观念、“乐教”观念、“乐律”观念以及“乐器”观念等方面。

（一）《蒙学十三经》中的“礼乐”观念

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在周公时初步确定，后保留在《礼记》中。《幼学琼林》中“周公独制礼乐”以及《三字经》中“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内容。礼乐制度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特征是按照社会等级的不同对乐队和乐舞进行严格的区分，《千字文》中“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即体现了这种等级观念，而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责骂也反映了他对违反乐舞等级制度的态度。《论语·先进》中孔子“吾从先进”表明孔子在选用人才看中其是否先学习了礼乐，即《名贤集》中“人将礼乐为先”的观念。

（二）《蒙学十三经》中的“乐教”观念

《论语》既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也是《蒙学十三经》系列读本中的经典著作，其中包含了孔子大量的乐教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乐”视为教育完成的最终阶段，“乐则《韶》《舞》，放郑声”体现了孔子对“乐”的价值取向，而对《韶》乐的评价“尽美矣，又尽善也”则体现了孔子评“乐”的标准。孔子重视乐教，在“六艺”中，将礼、乐教育作为其教育的主体部分，其乐教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作为人格教育的“乐教”的理解与认识。

（三）《蒙学十三经》中的“乐律”观念

乐律内容在当代的音乐教育领域中是作为专家学问而存在于专业院校中，但是在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与乐律相关的内容却十分常见。《幼学琼林》中“律吕造自伶伦”和《千字文》中“律吕调阳”等内容涉及乐律的起源问题。同时，蒙学读物中还涉及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律学发展，例如《蒙求》中“荀勖音律”“京房推律”就包含了我国汉代京房六十律以及晋代荀勖笛律的乐律学内容。在童蒙教育中包含着极为专业的乐律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人普遍联系的世界观，音乐之律与天文、历法、政治、伦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即“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乐律中包含着古人对于天地之道的认识，因此在古代童蒙教育中乐律内容是儿童必须了解的常识性内容，其音乐教育中也暗含着对于天地之道的理解。

（四）《蒙学十三经》中的“乐器”观念

《蒙学十三经》中涉及乐器的内容十分繁多，一方面体现在对乐器分类的认识上，如《三字经》中“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另一方面也涉及大量具体的乐器，其中体现了古人对不同乐器的认识与理解。对于极具人文性质的古琴描述存在于多部蒙学著作中，包含着对“琴”这一乐器的认识，如《声律启蒙》中“书箧琴囊，乃士流活计”，“琴”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典型符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认为“不知琴者，号有所阙”，鼓励子孙将古琴作为一种人生境界，体现了作为文人乐器的古琴的特殊地位。《蒙学十三经》中还包含许多琴曲、琴家的记载，如《蒙求》中“伯牙绝弦”“蔡琰辨琴”、《千字文》中“嵇琴阮啸”等涉及到俞伯牙、蔡琰、嵇康等历史上著名的琴家；《名贤集》中“高山流水向古今”涉及琴曲《高山》《流水》，这些音乐内容不仅是历史典故，同时也包含着琴乐中的人生态度、追求和志趣。

　　《蒙学十三经》中涉及的乐器内容还多与景物的意境描写相关，例如《千家诗》中有17首诗歌涉及笛、琴、瑟、笳、钟、磬等乐器，而乐器的出现也总是与诗中的意境有深刻的联系，如“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军中宜舞剑，塞上重笳音”，诗人将乐器的音色、地域特征与诗中的意境相结合，赋予了乐器独特的韵味。

二、对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音乐观念的思考

虽然在《蒙学十三经》中的音乐内容往往以短小、押韵、便于记忆的形式出现，但是在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经典读本中体现的音乐观念却反映了古人基本的音乐态度和音乐教育思想，其中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乐”的理解方面，古代蒙学教育中不仅将“乐”理解为情感表现的手段，更将“乐”视为一种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周代乐教的内容包含乐德、乐语和乐舞，乐教与国家栋梁之才的道德教育、伦理教育、历史文化教育以及行为规范教育结合起来，对“乐”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当代美育的范畴。《蒙学十三经》中的礼乐观念以及乐教观念都反映出不同于当代的音乐教育观念。

　　其次，在对“乐”的内容选择方面，古代蒙学中“乐”的内容不仅包含乐人典故、乐曲介绍、乐器分类，更将乐律知识视为常识性内容，使儿童能够从更加深刻的角度思考音乐，探究“乐”与天地之道的内在联系。因此古代童蒙教育中的乐教内容不仅限于音乐学科内部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引导儿童关注“乐”的精神内涵以及与政治、历史、历法、伦理之间的关系。

　　最后，在对“乐”的教育方法方面，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对于音乐知识性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典故、格言谚语、诗词等方式进行，内容对仗工整，押韵流畅，篇幅短小，易于记诵，十分适合儿童的接受特点，使儿童在不经意间了解了音乐人物、事件、作品以及所秉承的音乐态度。

　　《蒙学十三经》中包含丰富的音乐观念以及乐教思想，其中对于“乐”的认识与古代童蒙教育所追求“大其心”的教育观念密切相关，虽然童蒙读物只是处于较为基础的认知阶段，但如同宋代大儒朱熹所言，这一阶段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对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中音乐内容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古人对于音乐的观念、态度、教育方法都与当代音乐教育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当代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时期，对于古代蒙学著作中音乐观念的认识和思考，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理解，更为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改革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显然，宁德城关方言三套鼻音韵尾，最早消失的是[n]尾，其次是[m]尾消失，[m、n]最终归并为[?]，这是总的发展趋势，目前宁德城关方言只有一套鼻音韵尾[?]。从附表2、附表3可以看出宁德城关方言原来读作[m、n]尾的字现在读作对应的[?]尾，多数是韵尾直接转换，韵尾转换时少数字音韵腹、韵头也会有变化。

　　注释：

　　[1]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54.

　　[2] [22]（宋）朱熹，（清）高愈注，沈元起译.言文对照小学集注[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2.

　　[3] [11]邓启铜，诸泉点校.幼学琼林[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253，205.

　　[4] [5] [12] [15] [19]李逸安、张立敏译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141，130，14，165.

　　[6] [8] [9] [10]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论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181，136，273，55.

　　[13] [18]陈书.蒙求译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116，255，103，374.

　　[14] (汉)刘安.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60.

　　[16] 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声律启蒙[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137.

　　[17] 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2011：314.

　　[21] 张立敏译注.千家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2：41，249，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