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潮

　　管弦乐创作以纯器乐语言为主，属于纯音乐艺术的范畴，是音乐创作技术涵量最为集中的音乐体裁所在。它的创作繁兴与否是衡量国家音乐创作水平的重要评价技术参数所在。西方维也纳古典时期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所代表的管弦乐创作的巅峰及其对之后音乐发展的影响即是例证，其后，各国以民族音乐为题材而展现出浪漫乐派时期色彩斑斓的民族乐派是其发展，如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门德尔松等。我国的管弦乐创作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黄自《怀旧》等是早期探索的代表。由于郑瑾文、聂耳、刘天华等以西方管弦乐对声响为基础而进行的民族管弦乐建构以及由此而改编的《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等成功作品，所以，后来人们在讨论管弦乐时也将其纳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或民族的管弦乐创作更是呈现出勃发之势，题材与风格层出不穷，《梁祝》《黄河》《红旗颂》与朱践耳的“十部”交响乐、刘文金的《长城》、赵季平的《和平颂》等作品已深入人心。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管弦乐创作的四年来，从外在文化环境的营造、内在文化自信的激励上对管弦乐创作予以促进，被资助的项目包罗万千，西方管弦乐有53部，民族管弦乐有54部，申请者既有专业乐团的作曲家，也有专业院校的作曲教授，年龄结构也涵及老中青三代，可以说是最大范围地影响了中国管弦乐创作。从2014年资助的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印象·国乐》、舞台创作项目交响合唱《木兰诗篇》等7个项目以来，2015年有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交响乐《七阙西湖》和民族管弦乐《丝绸之路》、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和民族管弦乐《巾帼三部曲》等25项，2016年有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交响乐《王羲之》和民族管弦乐《黔韵华章》、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室内乐《五行》等21项，2017年有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交响乐《原野》和民族管弦乐《山水重庆》、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民族管弦乐《国之瑰宝》境外巡演和交响曲《人文颂》巡演等28项，整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尤其是随着资助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加入到国家艺术基金申请的行列中。从项目种类来看，有以优秀创意为资助对象的“舞台艺术创作项目”，有以成形的优秀作品为资助对象的“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在新创管弦乐中，近年来还增加了跨界融合类，打破中外音乐体裁间甚至古今音乐种类间的壁垒，使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大众的理念更为深入，“舞台创作”与“传播交流”是2种主要资助的对象，此外，从2014年的交响乐青年指挥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开始，以后逐年增加人才培养项目，涉及中外乐队指挥、合唱指挥、二胡和古琴乃至室内乐演奏人才的培养领域，是实际解决演绎人才的具体之策。资助对象有着题材与体裁多样性，种类与风格丰富性，高峰精品创演的前瞻性，并有资助与激励、引导相结合，切实盘活中国管弦乐发展的良性机制。其中，尤为值得点赞的是对古琴艺术的资助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如下古琴项目：由临沂大学申报的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诸城派”古琴表演人才培养项目，由洛阳师范学院申报的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中州派古琴艺术表演人才培养”，由诸城市文化馆申报的201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丝竹古韵遍华夏——诸城派古琴展示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古琴音乐展演”的单独项目，从人才和演绎两个视角对这一中华传统优秀经典文化予以鼎力发扬，此外，还有 2015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民族器乐三重奏《琴赋》——为古琴、笙及打击乐而作”，2016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工艺美术创作《漆艺古琴》及工艺美术创作《金漆错古琴》，2016年度传统古琴制作技艺传承项目工艺美术创作《古琴》，201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乘物游心——中国古琴艺术与当代生活展演”，2017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打谱项目《古韵新释》及工艺美术创作项目《古韵今声》，2018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古琴交互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莲语》等创作类项目，而像有些项目中牵涉有古琴的，如2014年度传播交流推广《印象·国乐》、2015年度跨界融合作品《又见国乐》、2018年度的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等，也都助力了古琴传扬，这在同类民族乐器中是没有的！可见，国家层面的发扬政策对经典文化自信心营造的侧重所在，也可见基金管理者用好资金的全局观、调配度之所在。

一、艺术基金以多元立体模式支持管弦乐发展

（一）多题材、多风格的艺术作品创作

国家性的创作选材有助于引领作曲家的艺术方向，通过四年来的基金资助工作推展，作曲家们将关乎国计民生的题材和风格纳入其创作的主要考虑之中。其特点之一是对国家重大文化策略主题的侧重，如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文化题材就在每一年的立项有一定份额，如：2014年的民族乐剧《印象·国乐》、民族管弦乐《丝路长安》，2015年的民族管弦乐《丝绸之路》、交响乐《海上丝路》，2016年的民族管弦乐《丝路草原》、交响乐《梵天净土》、跨界融合舞台剧《梦回敦煌》，2017年的民族管弦乐《丝绸之路的回响》、交响乐《敦煌》和《海路的交响》、音乐会《丝绸之路》巡演，2018年的民族管弦乐《意象丝路·龟兹盛歌》、交响乐《丝路追梦》巡演、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英国日本巡演等，不同角度的“丝路”主题展现了各具特色的音乐风格，是对国家文化主题的诠释。其特点之二是文化自信语境下的经典民族主题的眷顾，如2014年的交响合唱《木兰诗篇》和《朝阳沟》表现的是古今两个文学经典题材，2015年的交响乐《七阙西湖》《红楼梦音乐传奇》《霸王别姬》、民族管弦乐《孔子》《富春山居图随想》，2016年的交响乐《王羲之》《上善蜀水》、民族管弦乐《孙中山》、室内乐《五行》，2017年的交响乐《原野》《唐诗之路》、民族管弦乐《国之瑰宝》《孙子兵法回响》、跨界融合作品《中国十二生肖》，2018年的交响乐《中华神话交响曲》《良渚》《霸王别姬》、民族管弦乐《潇湘水云》、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跨界融合作品《九歌》等，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经典文化是民族长期以来的积淀，是文化自信生发的基础，以管弦乐的形式利于表现深层次内涵。其特点之三是地方音乐风情的展现，如2014年民族管弦乐《辽南畅想》，2015年的交响乐《土楼回响》《琴岛序曲》《云中君》、民族管弦乐《山西印象》《情醉关东》《巴渝风》、跨界融合作品《秘境云南》，2016年有交响乐《彝歌》《长白音画》、民族管弦乐《黔韵华章》《追梦京华》《丝路草原》，2017年交响乐《社戏》《家乡的花儿》《草原意象》、民族管弦乐《山水重庆》《高粱红了》，2018年的交响乐《金陵交响》《重庆组曲》、民族管弦乐《大河之北》《钱塘江音画》《黄河从草原走过》《长白美眷》《八桂音画》等，地方音乐的特色是管弦乐重要的选材，艺术基金对此投入较多的份额。不同的文化题材或地域风情会选择相应的音乐素材，由此而构建了题材多样的管弦乐风情画卷和风格多样的音乐情趣，装扮了申报人所在地，并以管弦乐而展开地方文化的影响。

（二）多手法、多情趣的艺术创新探索

在当前的管弦乐创作中，借鉴古今中外的音乐手法从而形成情趣多样的音色音响，是作曲家们探索创新之所在。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无调性、序列音乐手法在基金所资助的作品中已较为理性地运用，更多地则是依据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而进行调性手法的共性写作，这种理性尤其表现在学院派作曲家身上，而驻团作曲家更是以调性音乐写法而深入发展更易为大众所接受雅俗共赏之作。如中国交响乐团作曲家关峡创作的交响合唱《木兰诗篇》以《乐府诗集》中的《木兰辞》为戏剧性结构的连接部，将古代歌谣的简朴五声性旋律在咏叹、宣叙、戏剧或舞蹈等场景中予以不断展开，以抒情的单旋律为主的段落与以紧张的多声部叠置为主的段落交错发展。军旅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大河之北》以河北丰富的民间音乐为素材，以特色民族乐器为引领，从而构建了七个乐章错落有致的张弛布局，给人以音色音响丰富的纯音乐艺术的地域风情画卷。中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莫凡为表现有教无类、仁政大同的文化主题，并进而展现博大精深的孔子哲学思想，借鉴雅乐音阶调式而构成其旋律的特色，并以山东曲阜等地的特色性民间音调而表现，从而在音乐的历史特征与地域个性上展现出特有的音调。注重鲜明的音调也是学院派作曲家在基金项目作品创作中的主要手法选择，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许舒亚创作的《海上丝路》以时间的发展为脉络，站在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待海上丝路从古至今的发展延续，用音乐展现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现代、民族和世界的对话、交融，融合多种音乐技法和不同流派的音乐元素，如多调性、音块、音束、简约主义、电子音乐、流行音乐等，使其闪耀时代色彩，让更多的听众容易理解和接受（云亦云语）。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周湘林、叶国辉、张旭儒、赵光、尹明五联合创作的《丝路追梦》构建一条从长安出发而通往西方的音乐“丝路”，作品以“丝路”沿线的地域或历史音乐素材而构建了一个大美、动听的旋律，多声音乐为大开大合的旋律烘托了厚重的背景，这种古今中外音乐手法的融合，使所追的“丝路”之梦荡气回肠、恢弘大气。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张小夫以西藏文化为主题创作的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梵天净土》并未强调现代作品中旋律的碎片化，而是以母语的独特，展现了现代理念与传统原则的并存，现代音乐所擅长的神秘悠远意境描绘而强化的感官的直接刺激，女高音优美飘逸的歌声令人陶醉，中国音乐学院作曲家金平评价说：作品听不出所谓的现代或传统的痕迹，优美、顺畅的旋律听着很走心。四川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宋名筑以西南彝族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发展出的《彝歌》具有优美动听、色彩丰富的弦乐旋律，即使在普通中小学演出也一样深受欢迎，足可见这位擅长多调性的实验音乐写作的作曲家在艺术基金资助下的手法转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使作品充满了多样的情趣。

（三）多途径、多思维的管弦乐环境营造

正是由于参与的创作者众多，也就使作品的呈现形式多样，管弦乐中既有传统的四乐章交响乐、单乐章管弦乐，也有多乐章管弦乐组曲或交响组曲，还有小型编制的管弦乐甚至各种编制的室内乐，近来，还增加跨界融合类项目，以多艺术形式的综合而增加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从资助数量上看，各种艺术种类的比例份额也在不断变化，以多种管弦乐音乐形态的思维而来营造丰富的纯音乐艺术情境。如2014年的7项中，有2项是“传播交流”类，4项为“舞台创作”类，这其中，除了对已广为人知的《印象·国乐》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交流推广外，“中国民族音乐世界推广及数字化整理”是一种新的音乐推展途径，它的广度、深度及其由此而衍展的范围是国家性项目所应有的视野宽度。而民族管弦乐《丝路长安》由“丝绸之路”始发地西安所创意，它所营造的环境更是别有用意。在此管弦乐创作环境之下，2015年有17项“舞台创作”类立项，而艺术表现的途径则更为丰富多样，展现了管弦乐强大的表现视域。在这一背景下，更是催生了很多院团的创造力，很多没有管弦乐创作的院团发现了此中机遇与乐趣，如北京曹雪芹学会、广西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而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更是在此环境下催生《丝绸之路》这一已成名篇的单乐章民族管弦乐，山西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经过充分调研而创演的多乐章民族管弦乐组曲《山西印象》也已成为山西的文化名片，上演于国内外很多舞台。在艺术产生的途径上，除了管弦乐院团申报外（第一届全部是），专业院校、民办乐团或文化公司都参与到这一申报的队伍中，他们精心的准备，为精品的推出铺设了道路，并由此而良性循环，优化了管弦乐发展环境。艺术呈现途径的变化引发申报途径的多样，并进而营造管弦乐发展的良好途径，这是既往以专业院团创作主体背景下难以见到的情景，从中可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广泛影响力。

（四）多领域、多视域的管弦乐机制探索

多方参与创演，必将引发多种表现角度的管弦乐创作现象，由此而促进管弦乐创演机制的探索。其一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前的创作是单位领导或上级领导下发创作任务，作曲家再进行管弦乐创作的情况居多，在这种机制下，常会因排演而赶工期，可能会掣肘创作质量，而那些专业院校中的创作之所以常比院团中的作品质量高，就在于其主动创作所致；而艺术基金机制下的创作都是已有成形的作品，并且经过专家的遴选及其立项后的指导修整，是优中选优，再优势互补，这就在变被动为主动创作中形成了管弦乐——这一高技术含量的艺术作品的有效机制。其二是变一元为多元，以前的创作主体以院团为主，文化管理者寻求创作时也想不到他者，在艺术基金资助语境下，只要有创作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不论官办还是民办的，均等同视之，这就为需要更多艺术创新因素的管弦乐创作奠定了精品产生的良好机制。而管弦乐发展所需的人才培训项目，也是只有这样的机制才能蓬勃发展，为青年管弦乐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基础。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以多元立体的模式资助那些乐于为中国管弦乐发展倾力奉献者，而优越的资金和优良的精品培育环境及其机制，为高技术含量的纯音乐艺术产生创造了条件。

二、艺术基金以高峰促高原的管弦乐资助思维

（一）大局观与特色观

应对管弦乐发展的不同领域，将创作的激励、作品的展演、新形式的探索及创演人才的培育等进行全局通盘考虑是国家艺术基金各申请类别设立的大局观所致。在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大型剧和作品类上，主要意在支持原创性管弦乐艺术作品，意在从源头上引导管弦乐创作，激发舞台艺术作品创作的热情。如201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交响乐《王羲之》，在立项成功后，作曲家叶国辉精心筹备，不仅在创作上精雕细琢，还在演绎上网罗名家，以亚洲第一男中音廖昌永、中国竹笛女神唐俊乔为领唱、领奏，并要求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捷克国家交响乐团，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平台上华美首演，使作品所表现的行书之父王羲之的飘逸、俊美的艺术风骨得以完美显现，这种大局观统筹下的资助思维，为精品的产生创作了条件。而对于像交响乐《长白音画》所展现的东北风情的十个篇章、“音乐素描”手法的《山水重庆》所展现八个篇章等，都是以特色而凸显了创作中对源头资源的挖掘，激发了创作热情。在传播交流推广类项目中，基金资助思维在于推动艺术品的传播交流推广，尤其资助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优秀艺术作品“走出去”，通过或能彰显深厚民族音乐文化或能突出特色民族音乐风情的作品而来影响观演者。如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国之瑰宝》在“2017年中澳旅游年”开幕式上特色呈现，使悉尼观众直面见识了《春节序曲》《金蛇狂舞》《渔舟唱晚》《牧民新歌》《看秧歌》《夜深沉》《梁祝之化蝶》《年年有余》等最具中华民族音乐特征的作品，领略了竹笛、板胡、古筝、二胡等乐器的风采，给予观者以极大的艺术美冲击力。上海交响乐团在具有80年历史的琉森音乐节所交流的中国声音，让国外同行见识了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首演于1933年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和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维奇《d小调第五交响曲》，显示了用世界音乐语言进行诠释的能力，引起了包括著名作曲家潘德列茨基及挑剔的德国观众的赞誉。在“艺术人才培养”上注意旨在提升艺术人才的专业能力建设，为艺术创作在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上培养创作人才，如2014年由中央歌剧院主办的交响乐指挥人才培养项目、2016年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中国民乐指挥人才培养等，在后者的结业音乐会中，曹波、肖超、高伟等18位青年民乐指挥逐一登台展现了培训后的艺术风采。在传统样式的创新性发展上，对跨界融合类项目的资助使些艺术性高、新颖别致的跨艺术种类的管弦乐作品得以突出，此类项目有逐年增加之势。如：2015年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申报的《秘境云南》，2016年甘肃省歌剧院申报的舞台剧《梦回敦煌》，2017年中央音乐学院申报的《中国十二生肖》、上海音乐学院申报的《笛韵天籁》，2018年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九歌》、上海音乐学院申报的《东去西来》等，不同艺术形式与管弦乐的融合并举，让观众看到了新颖之美，综合之美，使管弦乐的特色更为凸显。

（二）人民性与艺术性

管弦乐相对其他音乐形式来说要稍微“高冷”一些，也难免使作品的艺术品位过高而拉远了与大众审美的距离。国家艺术基金在资助中特别注意雅俗共赏的视角，这就使创作既要有优美的可听性，也要有深远的韵味美，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下，将作曲家个性隐于艺术美的包容之中。当然，这也在四类不同类别中略有不同侧重。如：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的吕其明的《使命》基于共产党历史发展而写的纪录片配乐，在烘托画面感的基础上，作曲家将其整合出序、四个乐章和尾声的六个部分，作品注意颂歌主题的亲切可感性和交响性思维的厚重维度，以人民大众自己胸怀的梦想、弘扬的精神、凝聚的力量，以及排除万难而发愤图强的使命感为内容，主题鲜明，音响深邃，较好地体现了人民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正是基于此理念，作品鲜明的主题与切实可感的内容吸引了人民大众，如交响合唱《朝阳沟》《唐诗之路》《通道转兵组歌》、交响乐《七阙西湖》《云中君》《霸王别姬》《长城》《原野》《社戏》《家乡的花儿》《霸王别姬》、民族管弦乐《丝绸之路》《山西印象》《孙中山》《意象丝路·龟兹盛歌》《孔子》等。同时，也通过此类作品的资助，可以看出强调艺术个性与眷顾大众共性审美的关系是可以契合而非割裂的。

（三）区域性与民族性

区域性和民族性是管弦乐创作中常见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注重特色音调、节律、韵味等特定风格指向性，后者注重普遍的民族音乐语言特征，某些区域性风格的管弦乐创作中，作曲家常会注意特性音程关系、旋律线条、节奏律动等，如民族管弦乐《丝绸之路》在调式音阶上特别运用了西域特征的七声音阶与维族调式音程，还因“丝路”的向西延伸而加入了大弗里几亚音阶（弗拉门戈调式）、多利亚音阶（印度拉格调式）以及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七声音阶与中东波斯音阶的混合，在这一整体风格指向性的基础上而构成的旋律在节奏的渲染和演奏法的衍展后，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具有神秘东方气息的世界音乐风格特点，作曲家还以古筝刮奏而来表现印度西塔尔琴演奏前的调音效果，用不贴笛膜的笛子来表现羌笛音质，唢呐也以阿拉伯地方的音色为法。这些地域性的特殊效果的凸显，展现了作曲家的风格定位。民族性方面如《印象·国乐》同样以表现“丝绸之路”为音乐主题，但它站在乐器复原的角度，挖掘了壁画中的琵琶、阮、箜篌、筚篥、雷公鼓、龙凤笛、莲花琴、葫芦琴……其目的是旨在再现古雅华美的乐器、古朴苍劲的音色，为观众诠释民族音乐的全新体验（席强），作品中的民族性展现的视野要大，不拘泥于某一地域，而意在凸显更广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厚重感。

　　正是上述资助理念，才使所助作品展现出较强艺术魅力，除了在演出中深受欢迎外，还在参加国际国内艺术节中斩获大奖，如第十一届“国艺节”中有90%以上的获奖作品来自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而资助思维也促使创作队伍逐渐铺展开来，除了专业院团的主体外，近来有越来越多的音乐院校参与其中，而社会上的独立音乐家也开始涉入。

三、艺术基金以可持续性激励管弦乐创演机制

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强需要民族音乐文化的纵深发展，而管弦乐创作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也将民族音乐列入其中，这对可持续性地激励管弦乐创演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要想做到更进一步切合主题的发展，有以下建议可供参考。

（一）重点突出与新锐鼓励

从四年来的资助项目来看，对于那些能彰显民族音乐文化特质的，尤其是能重点突出民族音乐文化风格的作品，是资助的主要对象。如2014年中国交响乐团的交响合唱《木兰诗篇》、中央民族乐团的民族管弦乐《印象·国乐》，2015年上海爱乐乐团交响乐《使命》、上海民族乐团民族管弦乐《大音华章》、广西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交响乐《海上丝路》、新疆艺术剧院管弦乐团（新疆爱乐乐团）交响乐《跟着太阳走》等，这些作品凸显了国家文化的最特色之处，将国家语境纳入作品的表现视域之中。而对于那些新颖的项目，也有资助的侧重，如2015年中国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意象净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巾帼三部曲》，2016年贵州省黔剧院民族管弦乐《黔韵华章》、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梵天净土》、哈尔滨师范大学交响乐《风与诗》等，它们或有着新奇的音乐手法，或有着奇异的乐境，但都是管弦乐现代性表现中的领域之一，值得鼓励，代表着国家语境下的全局观照气度。

（二）规划布局与自主研发

既然作为国家资助的项目，宏观的规划布局自然必不可少，每年申报工作开展前，基金管理中心都会根据详细调研而推出申报指南，它们虽然较为宽泛，但却为申报者提供切实的参照。在此语境下，追求个性展现的自主研发也应在上述规划布局下展开，有些完全偏离的研发屡试不中，就要重新考虑一下创作的研发是否与规划偏离太多。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交响乐体裁方向五年来（包括2018年）共有53项，其中，舞台创作类有34项，传播交流类有13项，人才培养类有6项；民族管弦乐方向共立项54项，其中，舞台创作类有36项，传播交流类有11项，人才培养类有7项。

　　由上可见，民族管弦乐的立项数及立项率略高于西方交响乐方向，这与参与者多，研发得当有关。从规划布局上来看，总体上略侧重于民族体裁，这也使近年来像《印象·国乐》《丝绸之路》《山西印象》《山水重庆》等作品传播更广、深入大众程度更深，那些“雅”者能立于专家之案头、“俗”者可进入寻常百姓之家的民族管弦之声，是规划布局和自主研发协调发展的结果。

（三）针对性的引导与培育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以积极的态度进行针对性的引导与培育，有助于提升作品的质量，端正艺术品位，从而以整体性的艺术品质的普遍提高，而最终健康地发展管弦乐，资助只是手段和途径，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立于世界音乐史之林的经典与资金多寡关系不大。但整体艺术环境的构建，却是提升创作的必要氛围。作为创作者，也应针对性地迎合并培育管弦乐创作，将这一创作技术含量更大的音乐形式在艺术性、国家化、现代化的发展上借助艺术基金的帮扶而更好地快速发展，最终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凸显特色，占得地位。管理中心的领导和相关评审的专家应主动“走下去”，将申报策略与创作水平的引导，协调并举，切实推进，对那些有潜质成为精品者，还可以后期滚动资助的形式再行助推，而在项目前期、中期、后期的不同节点，都在节点上予以中肯的引导、指导、督导、检视，以可持续性激励机制来助推中国管弦乐的创演。这样，或能将基金资助的外力化为艺术创作的内驱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构更大的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此外，对于一些中华传统优秀经典文化或亟待帮扶的民间器乐体裁，基金的培育之功也是侧重而有效的，如前述所言的古琴，以及2018年立项的诸多民间乐种如西安鼓乐，而在一些创作项目中所隐含的传统器乐素材的项目，其立项本身就可看出培育的引领，这些必将引领管弦乐这一音乐体裁更加良性的发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贯彻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