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钟

　　徐晓钟：著名戏剧家、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冲锋号角，全国话剧工作者正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使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话剧艺术界落地生根，为推动新时代中国话剧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一、中国话剧的战斗历程

我们都记得，19世纪末，我国爱国知识青年为了倾吐他们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开始引进话剧形式，把它作为表达自己政治情感的武器。如果不算它的孕育和萌发时期，而是从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话剧演出活动算起，到今年已是110年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们，以话剧艺术为武器，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从“左翼戏剧”“苏区红色戏剧”“国防戏剧”到“抗战戏剧”，奠定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中国话剧工作者为着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需要，将话剧这一外来的艺术样式进行创造性的移植、嫁接，努力形成它的民族风格，使话剧成为中国人民自己所喜爱的一种戏剧品种。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话剧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国统区的进步戏剧工作者和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汇集在一起，开始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新的进军，在全国建立起一大批专业话剧院团，建立了培养戏剧人才的戏剧院校。到“文革”前夕，我国话剧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在地方和部队，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话剧作品，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话剧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家和有责任心、有才干的戏剧活动的组织者。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笼罩着中国大地，在“四人帮”的压制下，我国话剧曾濒临死亡的边缘。

　　随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我国话剧工作者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掀起了一次探索、革新与创造的热潮。正当我们的民族处于新时代的门槛上时，人们要求对历史，乃至对人自身进行反思，也要求文学艺术从历史、文化的内蕴中既剖析社会，也剖析人自身。我国话剧与文学同步，加强了“人学”的研究，提高了戏剧的思索品格，这成为话剧艺术本体的内在原因，推动了新时期话剧艺术的探索和革新。话剧和我国的文学艺术发展一起，形成了一个我国文学艺术改革、探索、创新发展的新时期。我国话剧在经过“左”的思想禁锢，话剧美学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封闭之后，又一次敞开了自己的胸怀，于是，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再度被引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戏剧、贫困戏剧、残酷戏剧等现代主义戏剧理论，以及布莱希特等人的创作和演剧理论开始被认真地研究、吸收。

　　在中国话剧发展的新时期及进入21世纪以来，话剧工作者努力地追求“哲思、诗情与美的形式”。一方面，我们聚焦舞台形象，关注与“拷问”剧中人物的灵魂，并引导观众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与思索，在艺术上探讨如何向“表现美学”拓宽。我以为这是自新时期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话剧艺术家开拓、求新所积累的发展话剧艺术的财富。

　　另一方面，广大话剧工作者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心愿，不断开拓进取，创造了很多艺术思维的新观念、舞台呈现的新方法、艺术美学的新类型，使得我国的话剧艺术进入了丰富多元的、新的发展阶段。

　　110年来，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们和奠基人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话剧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家们，为话剧艺术在中国大地扎根、发展，奉献出了他们的才华和青春！他们是：李叔同、欧阳予倩、田汉、洪深、郭沫若、夏衍、阳翰笙、曹禺、余上沅、熊佛西、李伯钊、老舍、丁西林、应云卫、贺孟斧、宋之的、李健吾、陈白尘、焦菊隐、黄佐临、孙维世、夏淳、金山、刁光覃、李默然、欧阳山尊、苏民、刘露、孙浩然、还有香港的钟景辉、台湾的赖声川等，各个历史时期，在祖国大地为中国话剧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家，包括我没能全面提到的、为中国话剧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家们，在今天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我们大家深深地感谢他们，向他们表示我们的崇敬！他们创造的舞台艺术作品，培养的话剧艺术人才，他们为发展我国话剧事业在各条战线所作的贡献，回荡在我们的心中；他们的笔墨春秋，已经进入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他们的成就，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的基石，他们的名字，业已成为中国话剧的光辉象征！

二、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经验

中国话剧110年的历程，形成了有我国历史特点的传统即：战斗的传统；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传统；继承、借鉴、兼收并蓄的传统；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多元并存的传统。我们在这些传统滋润下推动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积累了发展中国话剧事业的宝贵经验。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文学艺术的“新时期”和进入21世纪后我们向西方现代戏剧的学习、借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话剧工作者冷静地总结了历史上“借鉴”的正、反面经验，对一切外来的戏剧美学和流派，既不盲目崇拜、全盘照搬；也不在尚未认识清楚前就轻易否定。在引入、借鉴的时候，一切通过研究与实验，思想方法比较辩证。话剧工作者们努力吸收其一切对“我”有价值的因素，坚持“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原则，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胸怀博大而辩证地吸纳、消融外来戏剧文化中一切对我国话剧有价值的美学财富，这是中国话剧百年来的探索、实践所总结的又一宝贵的经验。

三、中国话剧面临的新课题

党的十九大呼唤我们“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局面”！

　　今天，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的时候，历史在向中国话剧工作者发问：如何面对新时代？如何面对我们面临的新的语境和新的课题？

　　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中国话剧面临着的许多重要课题，如重视培养明天的话剧观众；又如重视青年话剧工作者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接过发展中国话剧的“接力棒”；还有，如何发展有原则的戏剧评论和戏剧批评，使我们的戏剧评论真正成为“戏剧的良心”，等等。

　　为了“拥抱新时代”，我们话剧艺术还面对着一个主要的课题是：我们话剧艺术、我们话剧工作者如何面对我们面前的新的语境。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代具有新的文化需求的观众；他们忙于现实生存，他们比父辈的艺术和娱乐视野更为开阔，他们受到影视、电脑、网络等“时尚”艺术的熏陶，侧重需要的是休闲、娱乐，期待剧场能给予他们“新”“奇”“怪诞”以及他们感兴趣的“爱情故事”等。

　　文艺体制改革把戏剧演出推向市场，用“市场”的规律激发观众的观剧需求，希望把观众吸引到剧场里来。当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我们的国家为扶植话剧艺术的创作和演出实施了许多“评审”和“资助”的措施。

　　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具体的戏剧艺术的组织者和经营者往往并不都自觉地具有健康的戏剧观和美学原则，而推动他们的常常就是“娱乐”“新”“奇”“怪诞”。比如，这常常很显眼地表现在一些演出的“剧名”上或“广告”上。为了适应剧场“新观众”的需要，部分戏剧的创作者和组织者着意迎合低级趣味、娱乐需求，存在着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等现象。有的话剧创作缺乏生活根基，文化蕴涵缺失；有的小剧场“快餐化”，也有某些大剧院“不接地气”，一味迎合大众喜好。

　　现实生活，形成了现代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观众）观剧的“审美准备”和“审美期待”的不同。作为戏剧工作者对这种现象是必须要正视的。对现代观众的这种“审美准备”和“审美期待”，我们当然要“适应”，也可能要“调整”我们的观念和艺术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适应”、只“服从”，更不能无原则地一味“迁就”，甚至对“非健康”“非审美”的创作倾向不做辨析、批评，一味“听之任之”。

　　面对新的语境，话剧艺术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在呼唤“发扬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时说：“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面对新的语境，我们的话剧艺术需要继续“开拓、创造、求新”，当然这需要我们有“开拓、创造、求新”的勇气和智慧。

　　同时，面对新的语境，还需要我们话剧艺术工作者有“开拓、创造、求新”的良知！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中国话剧诞生110年了，我们需要认真地继承我国话剧艺术的先驱、奠基人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话剧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前辈艺术家们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实际行动来响应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向我们发出的号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辛勤的劳动和出色的创造，推动我们新时代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使我国话剧艺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格局”中，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也对人类的文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