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林

　　谈起明清紫砂器的鉴定和断代，一直都是个比较冷门的话题，其一是宜兴紫砂器在中国广泛而又漫长的陶瓷史中只属一隅，没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二紫砂研究的史料有限，真正进行专业系统的研究史料只有如明代和清代的周高起、吴骞分别所著的：《阳羡名录系》《阳羡名陶录》等古代文献，更多的则是一些茶文化文献和杂文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很难形成系统的学术观点。近年以来，随着茶文化的普及和繁荣，茶事则必谈壶事，关于紫砂器的拍卖更是风起云涌，屡创价格高位的奇迹。然而，紫砂鉴定和断代依然是走的“小米加步枪”路数，基本还是靠传统经验和推测进行判断，其中也不乏一些滥竽充数的学术观点和仿品研究，本文将探讨对古代宜兴紫砂器的鉴定和断代上的几点问题，归纳总结出新的看法并综合传统经验已经形成的观点，主要在时代文化背景等方面作一些有意义的探究。

一、传统经验鉴定和断代的片面性问题

传统经验鉴定紫砂器在圈内一直是包浆、砂、工、款等几个方面：

（一）包浆说

“包浆”一说来自古玩行，所谓包浆即是岁月使用痕迹、风化摩挲痕迹以及历史残留物的积累；但是包浆也不能和古器划等号，使用和保存方法不一会导致包浆的有无，或者不一致。经把玩泡养几年也可将新壶包浆如旧，更有甚者用化学方法瞒天过海，包浆厚重以至于难于清理，气息难闻，业界称为“鞋油壶”。所以，靠包浆鉴别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包浆只可作为鉴定的侧面佐证，但不能作为基本条件。

（二）砂料说

紫砂矿料的处理在古时要经过碎化研磨、风化和炼泥沉腐几个工序，这些工序一路走下来得历时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当代很多情况下是机械化快速处理，甚至使用化学添加料，二者肯定有很大差别。不可否认，泥料的鉴别是可以很大程度上辨别器物的，但是砂料的储存量是惊人的，据宜兴紫砂业界人士透露，宜兴各紫砂世家在民国期间就有存料，而且存量不小，所谓宜兴紫砂矿料“封矿”的炒作更是商业行为。据老一代大师顾景舟先生的经历，民国时期他在“朗氏艺苑”谋生，底款陈鸣远的天鹅樽是顾景舟当年仿古之作，另据资料记载民国期间上海古董商聘请当时更多的紫砂名手入府仿制古器，型料兼备。可见，砂料也不是完全不能模仿，而且古时便有遗留，取出备用即可。所以，片面的以砂料作为鉴别标杆是不成立的。

（三）工型说

至于成型工艺一份为二来讲，古时制作紫砂器也不一定完全是手工成型，利用模具成型壶嘴壶把，以及仿生器比比皆是；围泥片、打身桶自古有之、推墙刮泥之法也不一定是贯穿明清的修型工艺、装饰工艺也需要明确的年代界定才行，工型之说自然也不能独立存在。

（四）款识说

款识是问题最大的地方，中国自古重文轻艺，而且没有很强烈的知识产权意识，古人仿古人、当代仿前代，比比皆是，美其名曰为“怀古”，实际上是仿古，甚至做旧，以求牟利。仿刻一章便可使普通之“万货”升值几倍、几十倍，何乐不为呢？民国著名的紫砂名家程寿珍之子程盘根沿用寿珍之印款“冰心道人”就是实证。

　　综上所说，传统的鉴定紫砂古器的方式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各个方法不仅不能独立使用，而且存在极大的缺陷。

二、文化背景属性的研究

研究文化背景的意义就在于文化背景的无法逃离性，而且作为鉴定的重要的参考。文化背景的无法逃离性更多的是指制作器物的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构思无法逃离，每个历史文化时期都有每个历史文化时期的背景因素对其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潜意识的，很难逃离。每个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产品都具有其强烈的时代背景文化属性，对于鉴定来说是横向比较的共性较强，而且是唯一可以定性的。

　　大凡谓之为文化主要可以分为精神和物质二大方面，具体到宜兴紫砂的文化可分为功能、审美、工艺等几个方面：

（一）功能方面

文化背景对器物的功能性影响是巨大的，是占绝对地位的。前文所讲紫砂在诞生之初即非偶然，而是有很强的功能性的，这种功能性是时代和文化所赋予它的，是不可逃离的。明代紫砂器从烧水器发展到泡茶器在某种程度上不可以不说是一个进步，这让文人雅士品茗活动从繁琐的流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轻装简行，更多的寄情与山水之间，品茗成为一种闲适、惬意的活动，适合泡茶的紫砂器自然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主角。

（二）审美方面

谈到审美，每个时代的审美自然是有变化的，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明代在开国之初与宋代相仿，更多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文化，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士大夫文化的昌盛更多的是受到宋文化的影响，“少即是多”，简洁甚至是极简，儒雅化、闲适化的审美意趣也是极具代表性，宋代欧阳修、梅尧臣所提倡的文人审美“古淡”“平淡”被奉为楷模。

　　“简淡”的文人审美注重线条审美，线条一直是中国传统审美所重视的，可以说线条之美几乎囊括文化审美的绝大部分，在素简的要求下器型是线条的最佳体现，线条是经过千百年的抽象提炼和文化的融合的综合产物，同样是一种器物，在不同的时期因为大时代审美习惯都有不同的表现，也随着时代对功能的要求也发生流变。以壶为例：从大的几项来看壶流、壶身、壶把、壶盖的线条，从细节来看口沿、肩部、腹部、足部、装饰线等多个部位都有着很大的变化空间，即便是同一壶型，不同的作者在细节上的创作变化会带来不同效果，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清代康雍乾三朝，国力鼎盛，紫砂器自然也一副大国气相，出现了漆饰、珐琅彩、粉彩、贴泥、堆泥绘、描金等诸多方式，特别是乾隆一朝，紫砂器一改素雅简约的风范，各种装饰手段纷纷涌现，缤纷艳丽，繁复装饰或许和欧洲洛可可艺术风格有某种内在联系，进入清中期后，国力大不如前，再者受到物极必反以及审美疲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紫砂业界也开始“复古之风”，之所以出现曼生于杨彭年的千古佳话也是有着其时代背景因素影响的。

（三）工艺方面

明万历年的《茶疏》中述：“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较之锡器，尚减三分。”可见当时的紫砂器工艺已经基本成型，但文人雅士认为还有改进之处。“闲适”的要求对器物的功能性和工艺性在很大程度又提出了规范，下面我们以明器为例，从材料工艺、成型工艺、装饰工艺、装烧工艺等方面对文化背景影响略作分析：

　　1.材料方面，从出土的资料看明代的材料比较粗松，砂性强颗粒较大，还喜欢掺入熟料颗粒进行调配，这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挑炼工艺局限所致，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特点和时代认识和偏好，是故意而为之，更粗的颗粒具有更好的透气性，紫砂材料的双重气孔结构也更具有优势，但以当时的工艺而言，砂性强势必会增加废品率，烧制温度也必须相对调整。

　　2.成型工艺方面，明代成熟期的成型工艺也是在“拍泥片”“打身桶”的大范畴之下，从现有可以确定的明代器物可以看到明代工手的率真性，对器物的内壁修饰率性而为，泥片的衔接部位和内壁的表面，不过多地进行修饰处理，“推墙刮泥”的手法基本没有出现，这更多的可能是观念所致，一则是闲适率真的工艺理念，二则说是粗砾的器物内壁更利于发茶，不似后世对工手的追求达到细致入微的境地。

　　3.装饰工艺主要是在泥料变化装饰、线条装饰、雕塑装饰、刻铭印款装饰等几个方面，而这些方面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显然也是受到时代文化背景的规范和制约。明代崇尚素简，紫砂材料本身就是呈现古朴、素简的表象，材料的装饰自然是首选，胶泥、调砂之器经常有见；另外，印款、刻铭的金石韵味和自身带来的一定的识别性，以及壶上诗句字画切壶切茶的艺术品赏，这种全方位的装饰不仅仅停留在工艺层面，更上升到了艺术和哲学的高度。

三、结论

明清紫砂古器的鉴定和断代研究的应该借鉴传统鉴定方法并与时俱进，全面地站在器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鉴定才有意义。任何文化和器物是逃离不了时代背景的，在对明清紫砂器物进行断代时往往是没有参照物和出土资料的，甚至科学技术仪器也用不上，那么只需要“过眼”“上手”就能判断器物的新老、时代就是古玩行坊间所流传的“眼学”，这种“眼学”其实考验的是判断者的综合知识结构，以及经验知识的通晓能力，其实最为核心的考验是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的了解程度，如果能比较客观地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多问题就自然圆通贯穿了。明清紫砂的鉴赏当然也不例外，背景文化分析应该占首位，然后才进行功能、审美、工艺的分析，如果与文化背景不符，甚至违背，当然就要大大地打上一个问号了。鉴别器物时结合材料、工艺以及使用磨损、风化等方面后，升级到文化层面时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器物的“精气神”，用器物本身的造型语言去映证它是否符合当时的背景文化。这样，便可将鉴定、断代的“眼学”发挥到极致，远观其貌而判其物，神乎其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