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

一、中西对话的失灵与启动

故事要从电影《战狼2》与其前传《战狼》之间的一处细微差异说起。在《战狼》的结尾，男主角冷锋与白人雇佣军头目正面对峙。雇佣军头目用英文感叹道：“我必须得承认，你不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士兵，但你是最勇敢的。”冷锋听不懂英文，用中文回答：“你丫会讲中文吗？”对方也听不懂中文，回以：“What？”短暂的对话就此结束，两个人又扭打成一团。接下来，当冷锋被打倒在地、无法动弹之际，雇佣军头目继续用英文对冷锋展开说教：看看你自己，你想为你的国家而死，这改变不了什么，而我是为金钱而战。当然，冷锋依旧听不懂这一切，只有军装上贴着的五星红旗和英文字样“I fight for China”向雇佣军头目宣示着他的立场。

　　这是一次失灵的对话。在《战狼》里，中国特种兵冷锋虽然打赢了西方雇佣军头目，但他们只有拳脚功夫的近身肉搏，却无法在理念上形成正面的较量。《战狼》喊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一响亮的口号，但这一“保家卫国”式的口号仅仅面向中国人自身，而无法形成某种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主张。冷锋与白人雇佣兵之间对话的失灵，象征着《战狼》在面对“世界”以国家主义的方式表述“中国”时所遭遇的困境。

　　相比之下，《战狼2》的情况就大为不同。曾经对英文一窍不通的冷锋，在《战狼2》里却可以在英文和中文之间较为自如地切换，与白人和黑人进行几乎没有障碍的交流。与此同时，《战狼2》中的非洲人民和以Rachel为代表的无国界医生，也都或多或少地会说一些中文。在这里，中文成为了和英文一样的世界性语言。于是，《战狼2》结尾处的最后决战成为对《战狼》结尾的回应与升华。同样是子弹用尽之后以最原始的刀具进行搏斗，同样是冷锋一度被雇佣兵头目打得奄奄一息、命悬一线，但在《战狼2》里，当雇佣兵头目用英文说教“这个世界只有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你必须要习惯”之后，与《战狼》中听到英文时的一脸茫然不同，冷锋显然听懂了这句话。他突然绝地反击，杀死雇佣兵头目，并选择用中文做出了回应：“那他妈是以前”。不同于《战狼》中对话的失灵，《战狼2》里的中国人冷锋与白人雇佣兵真正有了理念上的对决。面对西方白人的逻辑，中国人不再失语，终于得以堂堂正正地言说自己所代表的新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战狼》系列导演兼主演吴京的特殊出身。吴京以全国武术冠军的身份进入影视界演出功夫片，并被视为李连杰的接班人。在中国电影文化史上，“功夫片”有着特殊的政治意味。从《精武门》《黄飞鸿》《霍元甲》到《叶问》，功夫片的主要宗旨就是“打洋人”，以此甩掉中国作为“东亚病夫”的身份。有人批评这种“打洋人”的功夫片是奴隶道德的极致体现。这意味着中国武术缺乏自足性，必须在洋人—主人那里才能找到合法性证明。而在《战狼》系列中，即使前面使用了大量新式武器，影片最后总是终结于冷锋与白人雇佣兵仅靠匕首和拳脚进行的打斗。这就与传统的“功夫片”有了相似之处。《战狼》里的“中国”只有国族身份的意味，这似乎回到了通过“打洋人”以弘扬民族自信心的表达模式。而《战狼2》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它跃出了“打洋人”的力量比拼套路，而是尝试在理念层面与西方展开正面较量。

　　《战狼2》创造了五十多亿票房的空前神话。与此前中国大片往往“墙内开花墙外香”不同，《战狼2》的中国票房和口碑表现得尤为出色。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战狼2》试图展现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逻辑”，则似乎可以认为，正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绝对实力使得《战狼2》无需迎合西方电影的主流逻辑，有底气正面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和理念。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中国市场是否一定欢迎讲述“中国逻辑”的电影？只需看看每年好莱坞大片的上映对于同档期国产电影形成的毁灭性打击，就可发现当代中国人的电影口味已经在对于好莱坞式西方主流电影的长期观看中已被同化。因此，《战狼2》中的“对话”不仅是“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对话，更是电影与当代中国人被好莱坞市场培养出的口味所展开的对话。西方主流电影创造了一套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表达模式，比如人性、爱情、个人英雄主义，《战狼2》既接受了这些表达模式又对其进行了改造。《战狼2》如何在与西方“普遍性”的对话中讲述中国的“普遍性”、进而将这种中国“普遍性”与人民群众的趣味对接起来？这是面对《战狼2》的票房神话时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二、“普遍性”的填充：人道主义与正义

在《战狼》和《战狼2》最后的两场肉搏战中，值得玩味的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电影台词的互相呼应。在《战狼》中，雇佣兵的说教以“look at you，you are willing to die for you country（看看你自己，你想为你的国家而死）”作为开头；而在《战狼2》中，雇佣兵的说教以“look at them, you are gonna die for these people（看看他们，你将会为这些人死）”作为开头。这两句话的句式极为相似，很难仅仅以巧合视之，而可看做导演有意而为的设计。《战狼》中冷锋听不懂英文，没有做出回应。但在《战狼2》中，冷锋用中文正面回答了白人雇佣兵：“我就是为他们而生的”。在这句回应之前，电影镜头顺着冷锋的目光转向了地下室窗口的Rachel和Pasha，又转向了“富二代”厂长卓亦凡和老何。这也就意味着，冷锋所说“为他们而生”中的“他们”包括了白人、黄人和黑人，包括了男人和女人、也包括了资本家和工人。和《战狼》中的“为国家而死”相比，《战狼2》的关怀对象并不止于中国自身，而是指向全世界饱受战乱之苦的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战狼2》的诉求也就具有了普遍性。

　　这样的“全世界受苦人”并不具有阶级意味，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但这种人道主义排除了19世纪的白人中心立场，而是将包括着中国和非洲的第三世界阵营同样涵盖在内。《战狼2》的工厂撤离一段中，出现了泰坦尼克号式的难题：只有一架直升机，怎么走？电影《泰坦尼克号》展现了让妇女儿童先撤离、男子则坦然面对死亡的动人一幕，因而被视为人道主义光芒的惊人显现。不过，在电影之外，这样的人道主义准则并不会扩散到白种人之外的人群。不仅在泰坦尼克号的705名幸存者中没有三等舱中的任何妇女儿童、反而有着大量的英美男子，甚至还派生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著名谣言，即：几个卑劣的“中国佬”如何将自己伪装成女性而登上了救生艇。在泰坦尼克号的相关故事中，人性和人道主义是只属于英美上层阶级的，与中国毫无关系。而在《战狼2》中，老林原本选择放弃非洲人、带走中国人，卓亦凡则提出“都是我家员工，都要带走”，而冷锋最后确立了“所有人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依然是人道主义的，却使其涵盖范围超出了原来的白人中心主义，成为了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人道主义。

　　整部电影反复进行着对于何为真正的“普遍性”的质询。一种普遍性是传统的西方“文明论”。这种观念将“文明”奉为普遍准则，因而将世界各地划分为“文明”“半文明”和“野蛮”的不同等级，西方象征着“文明”，中国是“半文明”，非洲则被视为“野蛮”。这是《战狼2》首先挑战的命题。雇佣军头目将中国人（以及非洲人）视为“劣等民族”和“弱者”，正是这样的文明等级观念的表现。而冷锋则直接指出这样的等级是从前的旧观念，这正是对名为“普遍”、实为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论的挑战。如果考虑到此时冷锋正在同时保护着地下室里的中国人、非洲人和美国女医生Rachel，那么，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代替西方重新站在文明等级的上层，而是一种对于平等和公正的声明。另一处涉及文明等级论的讨论则出现在Rachel的口中。Rachel指出，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而以“文明人”自居的西方人却给非洲带来了奴役和战争。这也是对于自命“普遍”的文明等级论的有力批判。

　　联合国和国际法所代表的是另一种“普遍性”。这是一种建立在各国协商合作基础上的普遍国际秩序。然而，这种普遍秩序却常常面临着失效的风险。《战狼2》影片的开头，是马达加斯加海域上的船只受到海盗侵袭。有人问：“联合国护卫舰在哪儿？”旁边另一人答道：“直升飞机起飞了，三十分钟到。”与此同时，冷锋迅速跃入海中，与海盗展开搏斗并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同样，联合国虽然派来直升机救援华资工厂的员工，但直升机立马被雇佣军打下，最终的救援任务仍要靠冷锋、老何和卓亦凡们来完成。

　　冷锋身上融合了古典的侠客和现代的游击队员形象，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贯彻一种“法外之法”。在原有的普遍性原则——“法”——无法触及之处，侠客和游击队员以“法外之法”的方式伸张了正义。上文提到的那种彻底的、普遍的人道主义，本质上就是古老的正义观念。冷锋主动要求孤身参与撤侨行动，一方面是为了替心爱之人复仇，另一方面是为了替黑人男孩Tundu找到他的母亲。这两个原因都与国家政治的因素无关，而是关乎正义和人性、关乎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在工厂撤离中，冷锋之所以选择要带走所有人，也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已组成家庭的中国人和非洲人分离。这也是关于正义和人性、而非仅关于国别的考量。正义和人道主义构成了真正的普遍性，而承担这种普遍性的责任则落在了中国人冷锋身上。《战狼2》不是生硬地将“中国”塞入好莱坞式孤胆英雄的套路，而是在对于何为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如何真正施行正义的讨论中展现了中国的正当性所在。

三、“亲和性”的理想：“帝国”之后的个体想象

在《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等一系列经典的中国大片中，中国以古典的“帝国”形象出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帝国”对于“个体”而言是充满着压抑性的。古典的“帝国”在影像上被呈现为大面积的纯色或铺张繁复的装饰，那是对于同质化和集权的视觉表达。有学者指出，电影《英雄》让无名坦然面对被秦始皇的乱箭射死的结局，这意味着“天下”的理想要通过“个体”的献祭才得以完成。在以往中国大片的“帝国”形象中，只有风景和理念，却没有自由的个体。这些大片本质上迎合了西方对于中国的定型化想象。

　　《战狼2》的出现宣告了这种景观化帝国的终结。《战狼2》里的中国形象不是武术、儒学、皇权和禅等符号的组合，而是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并给出了一种集体与个人之间活泼关系的理想。在《战狼》中，“战狼”队长龙小云说“战狼个个都是刺儿头”，而副队长邵兵则强调：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战狼”既是“刺儿头”，又是“群体动物”，这是关于个体与集体的有趣悖论。《战狼》和《战狼2》的开头都是关于“打破规则”的故事：《战狼》的开头，是冷锋因看到战友受伤而不顾命令开枪射击劫匪。虽成功解救人质，但这是违抗纪律的行为，冷锋才因此从原来的特种部队转入“战狼”。《战狼2》的开头，则是冷锋为保护战友的遗属而打死了强拆的村干部。他因此再度被开除，才成为了非洲的游侠。首先，正如上一节讨论过的那样，这两个故事都体现出冷锋的正义感。更重要的是，冷锋形成了一种既处于集体之外、又仍属于集体之中、可以回到集体中来的位置。这意味着，集体对个体而言不是压抑性的，而是为个体留出了富有弹性的空间。

　　如果说，英雄和美人、战友和反派等角色都是此类动作片的固定搭配，那么，《战狼2》中的工厂主卓亦凡则是一个新鲜的形象。他是“富二代”和“熊孩子”，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冷锋这样的“刺儿头”。最后，他却以其正义感和血气成为了反抗西方雇佣军的主要力量。不同于以往中国大片中那种同质化集体与驯顺个体的固定想象，冷锋和卓亦凡这样的“刺儿头”代表了对于集体与个体关系的新型理解，或者说，期待。这样的“集体”是多元的、富有吸纳能力的，为“中国”展现出一种极具亲和性的面貌。

　　《战狼2》中并存着关于“国家”的两种理解。体现在暴力拆迁段落中的，是一个官僚主义国家机器压迫个体的故事。这与《英雄》等大片中那个压抑“个体”的皇权帝国形象一脉相承。但与此同时，《战狼》最给人以“燃”之感受的同样也是“国家”形象的出现。那就是片尾出现的“在海外遇到危险时，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是民族主义理念中的、别无选择的“祖国”。古人说诗可以怨、可以群，《战狼2》正是“有怨有群”：“怨”在于对内批判暴力拆迁等不良现象、对外反对战争；“群”则表现为在批判这一切之后仍复归于国家认同的统一和中非人民的友谊。《战狼2》既接续了集体主义的传统，又表现出集体之下的多元面貌。它的成功，正在于这种“有怨有群”。

结语

同为军事动作片，2015年上映的《战狼》票房超过5亿，2016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动》票房超过11亿。这已是不俗的战绩，但与获得五十多亿票房的《战狼2》相比依然大为逊色。《战狼2》在票房上对此前类似电影的超越，仅用上映时机的不同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必须看到，《战狼2》不是封闭在国家概念内部的，而是向世界敞开、在对世界负责的意义上展现“中国”。这就和此前的军事动作片有了不同的格局。《战狼2》尝试对美国大片所代表的逻辑进行对话乃至挑战，进而讲述一种包含了更彻底的人道主义和真正的正义的“中国逻辑”，因此具有了“普遍性”的抱负。同时，这样的“中国”也不是同质化的整体，而是有着生动活泼的多元属性，因此又具有了“亲和性”的面向。《战狼2》中的“中国”，是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亲和性”的中国。《战狼2》的起意并非要拍成“主旋律”，却完成了比绝大部分主旋律电影都有效得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战狼2》而言，真正构成核心吸引力的与其说是效仿美国大片的硬汉鏖战，不如说，更是这种结合了“普遍性”和“亲和性”的“中国”理想。

　　注释：

　　[1]王基宇.为大时代点灯，向大宗师转身——从后现代回归古典的《一代宗师》[C].哲学、科学、神学诸意识形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程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3]贺桂梅.重讲“中国故事”[J].天涯.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