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楠

　　不论是观影人次之众、将达3个月的院线放映日期之长，还是引发的话题讨论之广，吴京参与编剧、导演和演出的《战狼2》都打破了近年来国产电影的纪录。“动作精彩”“爱国”“燃”，是观众热爱这部电影的显著原因，而相较于《战狼》，这部电影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之上，以“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带入了以往国产影视作品中鲜少涉及的广阔视野，由此呈现或反馈的精神内核令人尤其注目。

　　2017年8月4日，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在对《战狼2》的报道中，直接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战狼2》：民族主义动作电影席卷中国。有意思的是，国内很多批评《战狼2》的声音与BBC的导向不谋（谋？）而合。从电影宣传方改写制造的口号“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BBC还别有用心地将程度极为严重的“犯”转译为程度很轻的“冒犯”：offend），到主人公冷锋徒手刃反派、手臂擎国旗等情节，都使得媒体评论有意无意地将《战狼2》理解为一部民族主义电影。由西方定义的民族主义，更为严格的翻译应该是“民族极端主义”或“主体民族沙文主义”；一旦被戴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战狼2》就显得浅陋、粗暴了许多，似乎仅是利用无理性爱国和煽动民族情绪来赢得了票房。对于电影本身的误解或扭曲，也许首先来自出品方“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宣传——这句口号并非对既成语句的直接引用，它改写自西汉名将甘延寿、陈汤在攻灭匈奴郅支单于后上报汉宣帝的奏章，原话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片方把未免带有华夷之辨的“强汉”改为“中华”，确实调动了爱国情感，但却容易让人产生“民族主义”的联想；更何况这个口号虽“燃”却并不准确：《战狼2》的故事主体，并非本国对于外国侵略者的诛杀。

　　如果说《战狼2》仅仅简单地讲述一个前中国特种兵和他所代表的国家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故事，最终成为“爱国主义小粉红”的拥趸，那么它所部分取材的网络军事小说《弹痕》（2007年）即已承担了所有的言说任务。刻薄地说，这部挥洒军事猎奇和爱国意淫的超长篇特种兵故事，包括当年作为“票房黑马”出现的电影《战狼》（2015年），更多还是吸引了用阅读和观看保家卫国的铁血故事来发泄荷尔蒙的“小镇青年”，显然不能承载和成就《战狼2》的格局。剥离了《弹痕》《战狼》之外的《战狼2》，远有更多的面相和解读空间，也为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更多表达的诉求和诠释的可能。

　　

　　电影《战狼2》剧照

　　

　　电影《战狼2》剧照

　　暂且抛开吴京可待商榷的超级英雄大难不死的情节设置不谈，彰显中国国力的情节基本源自近年的事实。回顾仅有的几次可能涉及民族优劣之分的情节，不难发现，《战狼2》中并没有咄咄逼人地体现“Nationalist”的思想，并且尽可能地进行了回避：于谦所扮演的钱必达以利益为驱动，对于自己从“不是中国人”到“是中国人”的指认，获得了会心一笑的理解和宽容；撤侨登舰的过程中，黑人小男孩土豆和在国籍问题上首鼠两端的钱必达都能够顺利登船；在华资工厂里，一度出现中国人和非洲人分列两边的混乱场面，最后冷锋提出颇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建议：“妇女儿童上飞机”，成功化解了工厂危机；瑞秋被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陆战队抛弃在非洲莽原，这是基于现实真实而非有意虚构，而况美国政府和军队在非洲战乱中的撤离，还牵涉更为复杂的大国博弈；电影最后冷锋与反派“老爹”边打斗边进行的对话，则从某种意义上概括了两百年的中国近代史。“老爹”说我们是“劣等民族”，冷锋没有继续民族优劣的争辩，用斗争的胜利和“那他妈是以前”的台词，以个人实力和国家实力表明：我所追求的，正是不再以“民族主义”之名遭到蔑视。如果说十五年前“冲出亚马逊”的中国特种兵王晖在国际特种兵训练竞赛的获胜，是与美国人一同分享认可和荣誉，那么十五年后的冷锋，则要在国家实力增长的基础上，自信得多。虽然影片中的非洲场景是经过艺术加工拼合的，冷锋是黑人男孩土豆的“干爹”——字幕英译为“God Father”（教父），使得影片对非洲多少仍有些东方主义式的打量，但在世界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今天，这样的打量无可厚非。对待非洲大地和人民，冷锋的故事视角和镜头的全知视角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平视与温情。

　　实际上，与唯我独尊式的狭隘相反，《战狼2》中更多呈现的是不同肤色角色间的平等相待，融洽共处：电影借冷锋之眼、老何之口，展现了非洲人民富于热情的可爱一面；陈博士也不是简单地用“中药”治愈病患，而是从非洲女孩帕莎身上发现抗体，从而研制疫苗；中美混血的瑞秋先与陈博士、后与工厂里的男性一起救助病患，赢得了包括反叛军人在内的广泛尊重；瑞秋和冷锋一致认可非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他们也正是在帕莎的启发指导下，用最原始的非洲“土法”制作武器，并依靠这些武器重新杀回工厂救人。同时，不论是陈博士和华资医院援助非洲病人，还是瑞秋和冷锋一起在遭受拉曼拉病毒洗劫的村庄发放食物，不论是瑞秋父女两代投身非洲医疗，还是冷锋与瑞秋一同在墓地纪念那些将热血洒在非洲大陆的国际友人，不论是中国大使为保护中、非同胞正面对话反叛军，还是冷锋带领中、非同胞一起战胜反派势力、回到写有“中国维和”字样的大本营……《战狼2》都用了相当多的故事情节和镜头语言来包蕴、展示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元素，而且试图将这些元素整合到它所想要表达的“民族主义”当中。相较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影片更多展现和强调的是对本国国民的保护，并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式的逻辑和关怀，延伸至对其他国家国民在危急时刻的救助，却并非是以武力侵犯他国或炫耀国威。而举着国旗通过交战区的情节，也的确是2011年利比亚撤侨过程中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只不过在电影中，吴京进行了更加艺术化的处理，通过手臂擎国旗，让“国家”道成肉身。

　　前文提到，《战狼2》的故事主体，并非本国本土对于外国侵略者的诛杀。电影的故事核心，或者说核心之一，正是探讨（中国政府）在海外使用暴力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理由。基于现实真实，影片中大使出面、军舰参与护航撤侨的理由，是保护侨民、外加一部分当地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避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战争状态下受到暴力波及。这使得中国国家暴力的使用合情而合理。而与国家暴力使用的推进和思考一直相伴的，是非洲国家内部由红巾军叛乱挑起的政治军事斗争，西方雇佣军的步步紧逼，还有拉曼拉病毒的扩散和正反两方对陈博士—小女孩帕莎的争夺。我们不妨可以这样理解：除了保护自己同胞与救助当地民众，《战狼2》还难等可贵地叠加了一重反抗霸权的色彩。从这个意义而言，影片开头反映地方强拆的情节，似乎也可以被容纳到反抗霸权的诉求当中。

　　电影中的反派势力表面上看是红巾军，实际上则是由红巾军所雇佣、却操纵着红巾军和非洲国家政局走势的雇佣军。雇佣军看似是虚构的横空出世，但从人员组成到来历，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西方背景：电影字幕提示他们来自某“军事资源公司”，它的现实暗示则指向全球最大的雇佣兵公司“军事职业资源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orporate），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均是美国五角大楼的高官。从以“老爹”为首的雇佣军身上，能看到霸权势力介入他国内政的惯常姿态：强调自己的实力雄厚，借口帮助、宣示自己介入他国的正义性。反派“老爹”（BIG DADDY）与“大熊”（BIG BEAR）的代号里都有“大”，大熊的情人、异常凶狠残暴的女反派被命名为“雅典娜”——希腊神话中代表正义的战神。反派人物的命名本身即构成了对霸权的反讽；雇佣军头领“老爹”为了找到拥有病毒解药的陈博士而滥杀无辜，并能轻易杀掉反叛军的头领、为所欲为，也昭示了西方大国用资本和军事力量操控、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事实。而他们的劣迹与最终战败，都构成了对西方霸权的反讽。冷锋、钱必达、卓亦凡等华人华侨群像，则都是在非洲打工兼斗海盗、做生意、开工厂的建设者的形象；冷锋和中国使馆、中国海军、华资工厂、瑞秋及非洲小女孩帕莎的里外配合，最终表明的不仅是“中国威武”的胜利，还暗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反抗霸权相辅相成。冷锋在陈博士、帕莎和瑞秋的帮助下战胜了拉曼拉病毒，反叛军更没能取得病毒疫苗配方，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非洲人民将能够脱离拉曼拉病毒和反叛军的双重威胁；影片结尾，政府军和反叛军仍在交战，也意味着失去雇佣军支持的反叛军并未如影片前半部分那样占据压倒性胜利，局势有很大的转机和希望……可见这样一种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非洲人民的和平发展、独立自主及反抗外来势力压迫。

　　《战狼2》所呈现的这样的民族主义观念，容易让人勾连起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坦赞铁路、亚非拉兄弟……电影也确实在寻找与革命前史的回应。尽管电影为了迎合观众取味而设置了情欲叙事，但次次挺身而出的冷锋表现出了如王成“向我开炮”一般的牺牲精神，他的心中也有非常明确的“敌/友”观念。不论角色、细节设置还是力图阐释的民族主义外延，这部有着“英雄儿女”的影片都在努力达成共和国两个“三十年”间的对话。于是有评论指出，电影结尾应该指向冷锋“领导非洲工友闹革命”。但冷锋在非洲的出场是由于他为未婚妻龙小云寻找仇人的情欲驱使，以及组织对他的放逐；冷锋在非洲的身份，原本也是中国货运商人。即便《战狼2》再充满理想地对话炽热的“前三十年”，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援建非洲的国家行为，其经济政治考量要比毛时代复杂许多；在非洲的华资企业，将近九成又都是私人投资。尽管以纯粹的国际主义精神指导极其复杂的非洲革命，早已被切·格瓦拉示范了失败案例，尽管第三世界的时代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故事”，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中国现在的“走出去”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解放力量。

　　身处资本逻辑掌控的年代，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冲突，何建国也将无法显露身手，无法亮明前史、戴上“高山下的花环”，而仅仅是一名为谋生而离家万里的华资工厂保安队长，言听计从地管自己儿子辈的老板公子叫“凡哥”。更为吊诡的是，作为“革命前史”，何建国（们）浴血奋战的这段历史，官方在今天给出的意义界定反倒暧昧含混，妾身未明；可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是被规约必须联结革命前史的军事文学所能触及到的、最近的共和国战争史。必须要交代、而又不能明确交代，仅仅一句“原西南战区十四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可能成了《战狼2》中最为“微言大义”的角色。

　　回到前文谈到的影片的核心问题之一：探讨中国在海外动用暴力的合法性问题。尽管这一合法性的探讨自洽了前特种兵战士冷锋孤胆出征的故事逻辑，扩展了《战狼2》所要呈现的民族主义的边界，但也有意提及了尴尬的现实逻辑，触及了被动而无奈的事实：舰长一直坚持强调我军“未经联合国允许不得出兵”，于是只能由在战狼部队练就一身本领、又被开除军籍的冷锋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人（如果没有冷锋存在呢？如果冷锋没有退伍呢？）；直至冷锋用手机视频直播自己同胞和非洲人民血肉之躯纷纷倒下的惨境，我军远洋舰队才终于发射远程导弹；导弹开火按钮按下之前，战士刚刚报告了上级“来电”，未及说出电文内容，舰长即眼含热泪怒吼“开炮”（在配音中改为表述更为严谨、似乎也更为温和的“开火”）。开火已然迟到，而“上级”又是否明确指示了开火？电影在激动人心的讲述之外，不忘为我们提示这样的事实：斡旋、撤侨、联合国范围内的维和甚至军事援助，“扬我国威”从来都是非武力的，或者在联合国框架内被动协助使用武力的；漂亮的斡旋和撤侨行动背后，是同胞和国家大量海外财产乃至生命的损失，一如电影中的钱必达所言：“数十年经营，毁于一旦。”

　　将近十年前，火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不高兴》曾提出“持剑经商，大国崛起的制胜之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又有人认为“持剑经商”的时代已然到来。可即便在一切困难都能够得到想象性解决的电影中，“持剑经商”仍是一个艰难的议题；而我们糅合了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与反抗霸权的民族主义理念，在世界性的（或者说，其他主要国家的）Nationalism面前，又将如何突出重围？《战狼2》带给我们对于民族主义叙事的惊喜，更留给我们对未来征程的宝贵思考，它让我们期待、但并非寄希望于《战狼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