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亚娟

　　论衣柜空间和服饰博物馆空间的文化记忆

　　史亚娟

　　过去，中性的空间似乎符合每个人的想象与理解，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中后期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空间与政治》等学术著作才得以改变，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也标志着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的开始。多年来人们心目中一向淡然的中性空间概念、以同质性和从属性为特征的传统空间概念不仅受到了挑战，而且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根据种族、民族、国别、性别等各种因素划分和区隔的异质性空间的研讨和论述。同时随着空间理论更多地为理论学界熟识和认可，时尚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将时尚与空间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如美国时尚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 and Culutral Studies)一书中就专辟一章论述了时间和空间的交叉作用下“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时尚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塑造与建构。此外，对于文化记忆的研究几乎与空间转向同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另一个学术热点。文化记忆的相关理论是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该理论以哈贝马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不同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及时空交叉条件下文化记忆的形成、功能、活动机制及其与各种记忆载体（如文字、仪式、视听等）的关联，尤其探讨了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的连续性（或称传统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该理论认为，信息无法直接传播，必须经过信息外化为存储物、存储过程和存储物重新转化为信息等环节，我们的记忆与回忆实际上就是这种信息的存储和异时空的重现。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本文将运用比较和对照的研究方法对衣柜空间和服饰博物馆空间中的文化记忆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试图在此过程中揭示衣柜空间和服饰博物馆空间对于个体及群体身份认同及传统文化的延续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衣柜的空间属性与个体记忆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书中将记忆的外部维度分为四个部分：模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其中对物的记忆表明了人与物的密切关系。人总是被日常或具有更多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从床和椅子、餐具和盥洗用具、衣服和工具，再到房子、村庄、城市、街道、车船。在所有这些与人密切相关的各种物中，衣服由于与人体的最紧密接触而格外受到重视，也承载着更多的记忆，能够最快地将人从所生活的当下迅速指向过去的某个时刻。文化记忆就是对意义的传承，个体人生中的一些重大时刻和重要阶段所穿过的衣服，如学生时代的校服、个体服兵役时的军装、婚礼上的礼服或婚纱、孩子满月时的衣服、成年礼上的服饰等等，对个体而言这些服饰都超越了简单的对物的记忆的范畴，具有某种象征性或者明显的身份认同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服饰已经超出自身的实用功能，拥有了等同于圣物（如纪念碑、墓碑、神像等）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扮演了新的角色，成为一种具有某种时代印迹和文化意义的符号。

　　但是，虽然服饰在人生中可以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空间一部分的衣柜（或衣橱），却极少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幸运的是，有关空间和文化记忆理论的出现为人们打开这一私人空间并深入思索该空间的存在意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首先，从功能性方面来看，衣柜空间是一个储物空间，里面可能悬挂、摆放、堆叠着主人家男女老幼一年四季的衣物，或是某个家庭成员从小到大再到老的衣物。其次，从归属关系来看，衣柜空间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空间尤其是家庭空间的一部分，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私密性及局部性。但另一方面，服装从生产车间到百货商场（或精品店、专营店等）再到个体衣柜空间的转换过程正是一个完整的消费链条。在这一系列空间转换过程中，当各种服饰被个体频繁穿着外出的时候，衣柜空间只是服装的临时居所。一旦衣服不再频繁被个体穿着，而是成为衣柜空间中的“永久居民”的时候，这时的衣柜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功能——个体记忆的空间，这时的衣柜空间包含了时间、浓缩了时间、也节约了时间，是一种工具性的空间，自我封闭，成为了个体储存记忆、自我确认的一个空间。前面已经谈到，个体衣柜空间中大量没有任何实用功能的衣物的存在意义在于保存个体的人生记忆。衣柜空间中存放着服饰主体对于过去时光的深刻怀念、对于逝去岁月的难以割舍以及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感喟。这个空间中的某些衣物对个体来说是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生体验和境遇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其纪念意义、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用价值，同时也每每让这些物的拥有者从这个空间联想到“我曾经是谁，我现在是谁”这样的问题，从而强化个体的身份意识、自我认同及自我确证。因此，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向私人空间的延伸，衣柜空间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这一空间不仅是储物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储存着各种记忆、具有抽象性和精神性的记忆空间。

　　然而，这个空间并非完全自足封闭与外界隔绝，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提出，每一个“物品”(建筑的、动产的和不动产的)，都应该放入其总体中，都应该在空间中来理解，在空间中理解其周边的事物，理解其各个方面。意思是说，要把握理解空间中物体的重要性，需要随时把握空间的总体性特征。衣柜空间狭小私密、总是放置于私人居室之内，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作为家庭空间的一部分，与各种社会实践总也脱不了干系，尤其从现实层次上为人们满足各种服饰时尚需求提供了客观条件，因而成为一个大的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一个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甚至是一个建立在意识形态、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等基础上的构成性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空间中去把握和理解，将其视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这样对衣柜空间的存在状态和价值意义的理解才能更加全面深刻。这便是我们要讨论的衣柜空间存在的第二种状态：衣柜空间中储存的衣服部分已经被时代淘汰、没有使用价值，而且对个体的纪念意义也不是很大。这时随着个体年龄、身份、生活境遇等各种条件发生改变，衣柜空间终将变得狭小局促，有些失去使用价值或缺少纪念价值的衣物注定要被从中清理出去，由于材料的特殊性，有些面料很难降解，废旧衣服回归自然之路注定不会顺利，也不会十分美好。这也是那些曾经惊艳于T台、流行于街头的众多美好之物的尴尬现状。回归自然吧？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问题、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利用等问题都意味着自然中给这些旧衣物留下的空间并不多。时尚，一种在社会空间中被重新生产的和被改造了的自然，被纳入了一个时尚生产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打破甚至破坏自然的平衡为起点和终点的。因此衣柜空间，是时尚整装待发的大本营，也是时尚在社会上高歌猛进风光无限之后寂寥落寞、魂无所依的见证者和临时避难所。不过，为了更好保存个体衣柜空间中一些极具留存和纪念意义、承载着一定文化记忆的服饰，人们为之准备了另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收纳空间——服饰博物馆。

二、服饰博物馆的空间属性与群体文化记忆

服饰博物馆的出现意味着一些极为珍贵的，有着特殊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服饰通过各种渠道（如个体捐赠、购买等形式）进入博物馆，以另一种空间记忆形式留存下来，并逐渐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可以看作个体记忆的空间转移和汇聚，这时服饰所承载的私人个体记忆已经不再重要。服饰博物馆为服饰提供了一个新的居所，也为文化记忆的保存和传承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国内，人们熟知的服饰博物馆有位于上海东华大学的中国服饰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的民族服饰博物馆等，国外知名的英国巴斯时装博物馆（Fashion Museum, Bath）、美国的纽约时装学院博物馆（The Museum at FIT）以及希腊传统服饰博物馆（Greek Historical Costume Museum）、意大利服饰博物馆（Galleria del Costume）等等。

　　

　　图一：龙袍

　　

　　图二：传统蜡染织物

　　

　　图三：少数民族服饰

　　与衣柜空间不同，服饰博物馆不是家庭式私密空间，宽敞、高大，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藏有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服饰展品，是开放的、公共的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从功能性方面来看，与衣柜空间不同的是，服饰博物馆空间的服饰展品已经完全失去了实用功能。和其他形式的博物馆一样，服饰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人类服饰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与此同时，这些博物馆也承担着重要的展览、教育和宣传的功能。

　　博物馆空间超越了空间的具体性，除了具有一定体积、分隔组合性及可视性之外，还具有超空间的特点，成为一个超视距、多维度的记忆空间。这也是博物馆的另一个重要使命——保护保存人类的文化记忆，服饰博物馆保护保存的是人类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由服饰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因此，对于文化记忆的承载和保存是服饰博物馆空间的重要属性之一。例如，英国的巴斯时装博物馆（Fashion Museum）是世界上最大的服饰藏品博物馆之一，通过众多主题展览的逾165个盛装模特，展示从16世纪80年代直至现代的近10万件各式服装和首饰。北京服装学院的民族服饰博物馆藏有中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一万余件（如图一、图二、图三所示），还收藏有近千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极为珍贵的彝族、藏族、羌族的民族生活服饰的图片。

　　显而易见，服饰博物空间陈列保存的不单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而且是一段段鲜活的民族记忆、时代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一空间中的服饰织物承载着指向昔日和过去的文化记忆，成为过去的指涉，富含传统文化因子和传统与文明的符码，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关联。

　　但是，与衣柜空间中的个体记忆不同，服饰博物馆空间的文化记忆其功能已经完全从私人记忆的范畴转变为集体记忆，从个别物的记忆转变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这个转换过程是一个记忆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记忆凝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以最显明的形式呈现出来——一系列具有相同或相似性的服饰符码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意义，指向同一个过去或者同一个时代，表达出同一种政治认同和想象。因此，服饰博物馆一方面通过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服装、饰品、织物等将回忆空间化，另一方面也将传统、历史和自我定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特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服饰将个体记忆、文化记忆固化、物质化、形象化，凝聚成为人们心目中传统文化的象征或代表性符号。然而，记忆也好，回忆也罢，其主体仍然是人。其实无论记忆还是回忆，都是一种自我形象的建构和想象，或者说是在想象中建构了自我形象。回忆的过程也是自我想象的过程，我现在是谁，我曾经是谁，我想要成为谁？正如哈布瓦赫所言：“每个人物、每个历史事实在进入这个记忆时就已然被转变成了道理、概念、象征；它由此获得意义，成为社会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当然，服饰博物馆在保护展品的同时，也为群体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是群体成员身份和认同的象征，是他们回忆的线索。群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无形的，不会因为离开这个空间而失去意义，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确保他们在任何情境下都会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和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服饰博物馆和群体成员间的互动往来确保了记忆的鲜活和传统的延续。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服饰博物馆实际上也成为一个重构记忆的空间。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即使是新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传统只能被传统、过去只能被过去替换”。众所周知，和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一样，服饰博物馆中的服饰展品也经常会按照一定的主题更新展品、重新布展。其实，每一个布展主题都是对现有展品的一次重新组合，是对已有材料依据现实情境进行的选择性征用、分配和整理，使其转化为与当下构建自身的主体身份（包括民族、种族、国家、个体等）相关联、有意义的内容，换言之，是对这些服饰展品所储存的文化记忆进行重构，而每一次重构对参观者而言则是一次记忆的刷新、再认知，也是自我身份的再度确认。正如国内一名学者所说：“从记忆客体的角度来说，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过程。”因此，对于服饰博物馆空间中的参观者来说，首先不同组合（每种组合代表一种叙事方法）展出的展品为他们带来的是对自我所隶属的集体、民族、国家、文化等的确认和再次认同，其次则是对他者民族、文化、集体等各种身份的否定和排除。记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经历着重构。服饰博物馆空间的文化记忆也会随着展览主题的变换、展品的添加、更换或撤销而对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记忆进行重构，而参观者对于过去的理解和新的记忆建构、身份认同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微小，但是人类漫长的历史记忆也正是由这样无数微小的瞬间累积延续而成的。

三、结论

通过衣柜空间和服饰博物馆空间的不同属性的分析，可以看出衣柜空间为作为文化附着物的服饰建构个人记忆提供了空间和媒介，有助于个体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确证，而后者则为服饰文化记忆的保存及建构集体记忆提供了空间和媒介，有助于群体身份的认同和自我确证，是整个民族或及其文化记忆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们都是巩固个体及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个体借助储存于博物馆空间中的记忆来建立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合法性、权威和信任。正如扬·阿斯曼所言：“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其认同。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实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其次，作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衣柜空间的文化记忆和个人身份的建构与想象密切相关，而作为集体记忆形式存在的服饰博物馆，由于其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从而使这种空间记忆关乎一个民族的身份建构和文化想象。同时，相对于衣柜空间中个人记忆的零散性、不稳定性和随意性，服饰博物馆空间中的记忆基本定型，与民族记忆、文化记忆、正史息息相关，很多时候是严肃的、充满历史的凝重感和沧桑感。服饰从衣柜空间到服饰博物馆空间的位置转换，也意味着个体记忆的重新编码、再度刷新和改写，是个体记忆在群体记忆中的永生。

　　注释：

　　[1]Susan B. Kaiser.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M]. Berg Publishers, 2012. p172.

　　[2][3][7]（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94，47.

　　[4][5]Halbwachs,M.(1985 a), Das Ged·chtnis und seine sozialen Bedingungen, Frankfurt(franz·sisches Original: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1925).第389-390页.转引自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33.

　　[6]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43.

　　史亚娟：北京服装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蔡郁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