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昆曲继承发展的丰沃土壤

　　陈四益

　　世界上，戏剧的兴起，中国并非最早。古希腊戏剧繁盛之时，中国是诗文、歌舞的世界。中国戏剧的起源，或曰在宋金之间，或曰在金元之间，或追溯到更加久远的时期，不妨继续探讨，但以戏剧的完整形式保留至今，历六百余年传演不衰者，其唯昆曲乎！

　　无论流传之久，作家之众，作品之多，曲辞、歌舞、舞台美术，乃至脸谱、服装、场面保存之完备，昆曲堪称世界之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将昆曲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良有以也。

　　但是，对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的这一瑰宝，我们的认识与研究，还很不够。

　　差不多一个甲子过去了。在我读大学时，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对古代戏剧（不只是昆曲）仅限于作家、作品的择要简介，称之为戏剧文学作家、作品论，或可勉强，若论戏剧全般，这样的讲述，不免偏枯。

　　

　　戏剧作品若不能继续活在舞台上，只能算一种戏剧的“化石”。如元曲关、马、郑、白诸大家，虽然剧本仍存，可供研究，可供悬想，但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已无法重现。元曲的演唱，现在大概只能从昆曲中的北曲，得到一些消息。昆曲之所以能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不但因为它流传久远、作品众多，而且因为至今它还活着，完整地活在中国的舞台上，活在中国的民众中，焕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从古及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国人重视的是诗文。一方面固然因为它们历史久远，名家辈出，另一方面也因为长期以来诗文被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帝王选拔官吏、读书人晋身政界的“举业”，而戏剧只是“小道”。“官方”对戏剧家 ，向来“俳优畜之”。这是对戏剧家的冷落，也是对戏剧的蔑视。对于这样的“小道”，历来多为零星的记述而鲜有认真的研究。李笠翁身为清客，未入庙堂。他的《闲情偶寄》中，对于戏剧创作的结构、词采、音律等均有论述，但也仍不免只当它“文人之末技”，偶寄之闲情。直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出，才有了现代意义的中国戏剧研究专著。然而，宋元时期的戏剧，到王氏著书时，已经不是能够在舞台上搬演的活戏剧了。此后，研究中国戏剧的名家代有其人，但大多仍重在案头剧作的研究，对于中国戏剧，尤其是南戏、昆曲以降，作为一种综合的立体的艺术，从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场面、剧场以及剧团组织等作综合考察、研究者，虽然已经有不少专门家筚路蓝缕的开拓，得到不少创获，可惜依旧进展迟缓。所以然者何？以一人之力要通晓戏曲艺术的各个门类诚非易事，何况资料散见，分存于不同机构或私家，欲以个人之力勾稽扒梳更是困难良多。

　　令人高兴的是，昆曲进入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后，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便开始启动。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便是《昆曲艺术大典》（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编纂，王文章主编）。这项“工程”，集大陆及港、台、澳百余位学者之力，历时十二载，终告成功。

　　《昆曲艺术大典》包括有关昆曲的重要文献校点整理2230余万字，影印文献396种（套），图片六千余幅、录音一百二十余小时、录像三百余小时，总计成书149册，迄今分藏于各种机构或个人的有关昆曲之最重要的资料，几乎尽收其中。这些资料，是前人积六百余年心血，留与今人的遗产，也是今人研究、承继、发展昆曲艺术的基础材料。

　　戏剧，首要当然是剧作。先辈有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昆曲的剧作究竟有多少？未见有精确统计，但有明一代的传奇剧作，见于记载的并留存至今的，恐怕就不下三百余部，更遑论清代以降迄至于今的创作。清点剧作，是昆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几十年来，一般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传奇剧作，大多知道十来部名著。这些名著，经专家整理、校点、注释、评介，不断再版，获取甚易。课堂上讲授、舞台上搬演的，也大多是这些剧作的全本或散出，流传既广，耳熟能详。但若仅止于此，对于繁花满树的昆曲之了解，就仅窥一隅。那时，大学图书馆能借到的传奇剧作，除新校、新注者外，毛晋所编《六十种曲》，因有开明书店于1935年排印在先，1954年、1958年又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重印于后，尚能得到。其余作品则一般图书馆都少有收藏，借取不易。

　　现在，情形虽有了一些改善，但大体仍是如此。同昆曲尚存的大量剧作相较，较易寻觅的不过十得二三，这就为昆曲的研究与发掘带来困难。这次《大典》编就，在《文学剧目典》中收有古代剧本82种，现代剧本18种，总计100部，再加《群音类选》《南音三籁》《缀白裘》等折子戏选辑，至今留存在昆曲舞台上的剧目可称大备。未收入的剧作，也有《目录汇编》详细著录，可供查寻。这无疑给昆曲剧目的发掘和作家作品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昆曲在其发展过程中，戏剧理论、评论、作家作品论的内容也相当丰富。由于中国戏剧评论的特点，较为完整的理论作品（包括创作论、作家作品论、表演论、音乐论、欣赏论等等）虽有，但不多，历来更多的是中国式的戏剧艺术评论——多为一人、一事、一曲、一句的记述或点评，散见于各种笔记杂录之中，扒梳整理，殊为不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选辑校录了48种有关中国古代戏剧的专门著作，已称洋洋大观。这次昆曲大典在《历史理论典》中仅昆曲的专门论著便有五十余种（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戏曲史、昆剧史的主要著作），还收录了在昆曲发展过程中重要人物的传记、重要作品的序跋、重要演出团体的记述、重要作品的评点，乃至吟咏昆曲的诗作等相关材料。昆曲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研究著述、评论资料，这样集中展现，也称前所未有。

　　对昆曲的研究，当然应当作综合的立体的研究，因为昆曲艺术本来就是综合的立体艺术。但过去综合性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对戏曲的讲授、研究，多限于文学层面，只有培养戏曲创作、演出人才的专门院校和研究中国戏曲的专门机构，才重视戏曲音乐、表演乃至服饰、化妆、舞台装置以及道具等等的研究与传授。这样，便造成戏曲综合研究的割裂，能够兼擅文学与演出两面的昆曲研究通才，屈指可数。

　　这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把握的割裂，也造成研究资料的分散。譬如，综合性大学古典文学专业中，即便有志于研究古典戏剧的学生，也多是做戏剧历史、作家和作品文本的研究，很少能涉及昆曲演唱与表演的内容，更遑论明调识谱、按板行腔、粉墨登场了。记得少时曾在一位老师的书架上见到一部曲谱，打开一看，满纸“上尺工凡”和各种记号。不明所以，请问老师，则回之以：“别动，天书。”这不但是因为曲谱难得，也因为曲谱难懂，三言两语难于说清，故索性以“天书”答之。至今回想，依旧哑然失笑。此后，就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类材料了。

　　没有舞台实践的昆曲研究者，不可能对昆曲有全面的认识与研究；专事昆曲创作与演出的实践者，又很少有余力对昆曲作艺术、理论的历史研究与探讨。大学时代为我们讲授文学史戏曲部分的赵景深教授，是小说、戏曲与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他又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的社长，本色当行，可以粉墨登场，可是课上也无法涉及部定教学大纲以外的内容。他的弟子中，不乏俊才翘楚，但也很少有全面承继他学术衣钵的传人。

　　对昆曲的研究，若离开了演出实践，终究只能在书卷中徘徊。陆放翁有诗论学问之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昆曲这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承继与研究，如果没有“纸上”和“场上”的结合，把作家作品研究与表演艺术研究结合起来，要使昆曲老干繁枝，新花竞放，只怕难矣哉了。承继与繁荣昆曲，不仅要不断开掘旧有剧目、不断有新的剧作产生，还要对昆曲的音乐、表演以及同表演相辅相成的化妆、服饰、舞台装置等等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从而在全面承继、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改良，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才能使昆曲之花开得更加艳丽，更加光彩照人。

　　《昆曲艺术大典》的编纂成功，为全面继承、研究、发展昆曲艺术奠定了材料汇篡的广博基础。除《文学剧目典》《历史理论典》外，《昆曲艺术大典》还包括了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和音像集成。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先前发掘最少、也最为分散的昆曲艺术材料组成部分。许多资料分存于故宫、戏曲研究机构、戏曲表演团体或个人手中。有些部分更往往是靠师徒代代传承，在流传过程中又有继承、有改进、有增减，才得以流传至今。若不及早细加整理，随着人事代谢，就有流散乃至散失的可能。

　　对昆曲演出艺术作综合的深入的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把相关材料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搜集、整理、编印出来。这项工作，《昆曲艺术大典》厥功甚伟。以声腔论，自魏良辅改革声腔，度为新声，转喉押调，转音若丝，形成昆山腔后，在传承中不断丰富，不断改进。但在没有现代技术支撑的时代，昆曲的声腔，主要靠师徒口传心授。曲谱起初只是填词者字韵声调的规范，后来又成为不同流派传承声腔的记录。身段亦然，起初也只是靠师徒传授，身段谱记录。这些记录，若没有师父口传身授，单靠曲谱与身段谱是无法探其堂奥的。所以许多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声腔和身段，由于没有代代传承，也就归于湮灭了。直到录音乃至录像、摄像技术的不断进展，声腔身段才得以直观的、立体的留传。

　　《昆曲艺术大典》在昆曲音乐、表演、美术等领域的的资料搜集工作是自有昆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音乐典》总计73册，收录影印曲谱29种、排印曲谱13种。《表演典》36册，不仅广收各种单出与全本的身段谱，而且编就了“表演论著提要”“表演资料汇编”，对散见的文献资料分类作了介绍。更为难得的是，《昆曲艺术大典》将自有声像技术以来百余年间的录音、录像资料广觅博收，并加以现代技术处理，使其尽可能还原当初声、像形态。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于声腔、于表演、于流派的传承和发展，都可称功德无量。

　　20世纪50年代，有“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说法。“一出戏”是指昆曲《十五贯》；剧种是指昆曲。起因是“浙江昆苏剧团”在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鼓励、支持、帮助下，进京上演了昆剧《十五贯》，一时名噪京华，好评如潮。这固然同那时反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需要有关，也因为已经奄奄一息的昆曲，仍以其独有的语言文辞之华美、表演艺术之精湛、唱腔音乐之悠扬、人物形象之灵动，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浙江之外，江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也纷纷成立昆曲演出团体，昆曲一时又有了复兴的气象。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虽未实现艺术界所期望的“复兴”，但也确实创作并演出了一些成功的剧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编、导、演人才，昆曲一脉才得以延续至今。在这个时期，对昆曲的传承与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只是，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文化批判，厚今薄古的提倡，“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部”贬斥。昆曲的所谓“复兴”，也只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

　　昆曲的再次重振，已是“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剧团重建，剧目缤纷，既有传统剧目的再造，也有新编剧作的登台，对昆曲的研究，也突破了戏剧文学的狭小范围，成为对昆剧的历史、理论、格律、唱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全方位的研究。但是，资料的极度分散，依旧困扰着昆曲的表演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也限制了昆曲的学习、传承、研究与发展。一个剧种，若无传承，即无创新；若无创新，即无生命。昆曲虽被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但要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仍有待于后继者的学习、继承、研究、创新。

　　《昆曲艺术大典》的编纂完成，为昆曲的学、承、研、创，提供了一片丰沃的土壤。这片土壤，不但会继续滋养着昆曲艺术的老干繁枝，而且必能孕育出新枝繁茂、新花竞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让我们期待着，期待这一人类文化遗产流芳百世，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陈四益：著名作家，新华社高级编辑，《瞭 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蔡郁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