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而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历史演变都息息相关，是作为它们的一种表征而存在的。文学评价标准与人们关于社会的评价标准，人的评价标准具有深层的一致性。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具有深刻的相关性。可以说，现代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与演变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境遇、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历史。
其二，中国现代文学评价标准不应该是对古代传统的完整继承，也不应该是对西方文学观念的简单照搬，而应该是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相互碰撞、交融互渗的产物。
其三，除了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影响之外，真正对中国现代文学评价标准构成决定性影响的乃是现实的需求。我们衡量一部小说是不是好作品，一是要看它是否深刻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二是要看其是否契合了社会大众的趣味，而不是看它是不是符合西方通行的关于小说的某些准则。如果一种文学评价标准不是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而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李春青.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与演变[J/OL].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16—4—15.
“生生之理”
天理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天理作为世界运动的根本倾向，它的核心含义是“生生之理”。“生生”意味着天地之于万物的绝对创生，这种创生具有价值意义上的善，人秉承天地的生生之理，被赋予“仁之性”。“仁”在根本上只是一个“生意”，根源于天地的大化流行。仁作为生命力的发显，又有其自身发展和运动的节次，在人性中就分别表现为“义礼智”，“仁义礼智”构成了人性的根本倾向，归本而言都是“生生之理”的体现。“生生”即是生成，生成即是创造，创造不仅仅意味着将不存在的事物实现为存在着的事物，更要使得存在之不可能成为存在之可能，也就是打开新的可能性界域。“生生”是“生而又生”，这意味着这种创造是连续并且不会停息的，可能性的生成没有边界，朱熹称之为“此所谓‘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这样的“生生”才是在所有尺度上的“生生”，它是世界的一种不断超出自身的根本性倾向。这也意味着，天理本身是自我生成的，因此不可被把握为某种不变的、本质主义的实体。
——刘沁.儒学与现代女性[J/OL].海螺社区（微信公众号）.2016—4—26.
戏剧：浅谈大数据时代与剧本创作和版权融合
利用大数据分析判断，也许是剧团探寻、创作、选择剧本的解决之道。大数据专业分析平台根据受众群体的阅读习惯在网络上收集到读者喜欢的题材、故事等信息，利用各种参数建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理性的数据结论。然后把这些数据结论转化成文字要求。再将这些要求反馈给编剧。编剧利用反馈的信息搭建故事结构，塑造人物形象，配置人物角色，丰富情节内容，设置情节点，填充细节，密布冲突，打造成读者需求的故事，分析人物关系是否存在逻辑矛盾，分析故事情节是否逻辑清晰，剧本是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李杨.浅谈大数据时代与剧本创作和版权融合[J].上海戏剧2016（05）：46中国传统戏剧的分类与戏曲剧种层次新论
本人提出传统戏剧重新分类以及戏曲剧种层次的设想，以明晰多种传统戏剧形态的类别与差异……傩戏等祭祀仪式剧，它的根本属性是神灵的供品，它必须依附于祭祀仪式，必须在祭祀坛场中演出。在本质上，傩戏等祭祀戏与奉献给神灵的绢帛、牺牲等没有区别，只是形态、形式不同而已。这种根本属性受制于严格的祭祀规制而长期延续，至今未能彻底打破。换言之，傩戏等祭祀仪式剧不过是祭祀礼仪的构成部分，它的存在价值也只有在祭祀礼仪中方能显现，离开祭祀礼仪，祭祀仪式剧的价值必将丧失或者大为减损。正因为祭祀仪式剧的这种属性，使得它不便甚至不能进入戏曲的演出空间之中去展演……鉴于以上种种原因，笔者呼吁，应该把祭祀仪式剧从戏曲中分离出来而另立一个独立的戏剧类型。
——麻国钧.中国传统戏剧的分类与戏曲剧种层次新论[J].戏剧.2016（01）.
音乐：中国民族音乐话语权的新探索
中央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乐剧《又见国乐》是继2013年《印象·国乐》之后，中央民族乐团与观印象文化公司携手合作推出的第二部大型音乐作品，也是2015年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中，在表演形式、曲目编创与舞美设计等方面，具有诸多创新的民族音乐作品。笔者认为，该剧在创作思路、表演形态、舞台呈现形式和音乐风格等方面均体现出“推陈出新”的艺术创作观念，并在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国乐”的国际话语权探索等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同时，也在作品本身的类型定位及其后续的传承和传播等层面为业界留下了进一步追问与思考的空间。
——赵倩：中国民族音乐话语权的新探索——《又见国乐》观后感[J].中国文艺评4.4.2016（4）.
我们从戏乐和器乐中听到了什么？
在声音的意义层面，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的本质一样吗？以音乐来“唱故事”是一个社会高度发展之后才可出现的现象，中国的戏曲就是这种高度文明的艺术形式一。在我们观看戏曲表演的时候，似乎还能体味到戏曲表演的另外一个目的，而且是更加本质的目的，即戏曲的“神性”之本。然而，社会建构总是要回到人本身，这时候，我们发现戏曲音乐向器乐的转化过程。所以，戏乐到器乐的变化不仅仅是音乐类别的转变，还体现了音乐的神性与人性的转换过程。
——张伯瑜.我们从戏乐和器乐中听到了什么？[J].中国音乐学.2016（02）：105—112.
舞蹈：学科建设视野中的中国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是欧阳予倩先生针对京剧、昆曲中的舞蹈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就是着眼于“民族舞蹈学科建设”的“专有名词”。对于这一名词内涵的把握，鲜活的实践比尘封的教条更具常识性也更具生命力。更何况这是聆听时代召唤、解决时代问题、镌刻时代印记并绽放时代风采的实践。时代的实践有时代的境遇和条件，或许也有时代的促狭与局限……但事实上，以李正一为主帅的学科建设视野中的“中国古典舞”，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并影响了共和国民族舞蹈文化建设的“李正一时代”。
——于平.学科建设视野中的中国古典舞[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02）
影视：《大唐玄奘》：别具一格的西域影片
今年有多部表现西域的影片，不过更多的还是从娱乐层面出发进行创作，固然也有一些“文本”的意义，但恐怕很快就会被人遗忘。霍建起对《大唐玄奘》题材的处理有自己的坚持，从真实历史文本中挖掘历史真实，实现意义呈现和表达，从美学和文化角度来讲是别的影片所不能比拟的。
玄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中印文化“一带一路”交流最具话题性，最具活力和张力的符号。
但是《大唐玄奘》对这个符号的表达和包装与当下以《西游记》为主的娱乐化改编有着较大的出入，也提醒当下主流电影的创作需要在真实历史、艺术表达和主流对接上寻找一些平衡，实现文化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接受，这是必须要坚持的一个理念。
——饶曙光.无限接近真实的《大唐玄奘》[N/OL].中国电影报（微信公众号）.2016—04—26.
责任编辑：雍文昴 李松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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