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萍

　　从“激情燃烧”到“父母爱情”
——对当下革命婚恋题材电视剧的思考

　　李 萍

　　从曾经受到观众热捧，创下了盛演不衰的奇迹，并获得该年度“金鹰奖”的革命婚恋题材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以下简称《激情》），到12年后的又一部以革命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年代温情剧《父母爱情》的热播，近年来，荧屏上掀起一股追忆父母爱情故事的热潮，相继的评论也多是围绕着爱情、亲情的角度展开。但是，经历过表面的热闹之后，大家似乎开始了较为冷静的思考：燃烧的激情何在？父母爱情中有多少爱情？《激情》以石光荣与褚琴之间的情感、生活为主线，展现的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的家庭生活。《父母爱情》讲述进城的军官江德福娶了资本家小姐安杰后磕磕绊绊、相互搀扶的一生。两部作品都没有选取意识形态的斗争风云，而是以日常生活琐碎的细节，来展示父母的婚姻状态，但从女性视角上看，作品某种程度上探讨了女性命运和男权文化之间的纠缠。我们拟以阶级出身对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进行重新定位，试图解读在革命婚恋模式下的女性命运。

一、来自城市的知识女性

（一）战斗着的妥协者——褚琴

　　《激情》中的褚琴是一个已经参加革命的城市知识女性，原本有恋爱对象。但在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秧歌舞中，她被进城将领石光荣看中了。虽然她面对石光荣的追求并不为之所动，甚至打了石光荣警卫员耳光，骂石光荣“霸道”的追求是“胡子”，但这一切都抵不上组织谈话，抵不上父母的压力。在强大的革命政治话语体系中，女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组织上要我嫁给首长，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虽然剧作者有意识地改写了原著《父亲进城》中父亲对母亲的压制，但仍然客观地展示了婚后褚琴的婚姻状况——永无休止的争吵。大至事业上的追求，儿女的未来，小至任何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洗脚、刷牙、种花种菜、看电视节目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个婚姻中，褚琴不仅在生活习惯、文化修养上与石光荣格格不入，而且她也没有得到过石光荣最起码的疼爱。剧中一次褚琴半夜胃疼难忍，起来找药吃，而睡在身边的丈夫石光荣却连半句问候的话也没有;但半夜大雨，他却为了地里的倭瓜忙了一夜。对此石光荣却强词夺理“你有病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医生！”无怪乎褚琴时而发出“我要离婚”的呼喊。

　　但就是在这样吵闹的婚姻中斗争着的褚琴最终还是妥协了，妥协于习惯之后的依恋。电视剧结束在这样的时刻：两人来到街头，重温相遇时刻，彼此相望的眼神中透着柔情与依恋，甚至还彼此许下来生，表达了传统大团圆结局的心理需求。

　　（二）主动的归顺者——安杰

　　安杰出场时是资本家的娇小姐，她对爱情的憧憬是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一场不相干的舞会将江德福带到她的生活中。20世纪50 年代，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面对主流价值观念——阶级成份论，是如此不堪一击。安杰的哥哥、姐姐听到这个消息“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喜事。”所以，安杰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物送到江德福手中的。她曾经反抗过，她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江德福。可自古美人配英雄，江德福凭借性别优势和阶层优势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孤军奋战的安杰。

　　婚后的安杰，虽然一直也在和江德福及江德华们所代表的农村生活习惯、落后习俗做着不懈的斗争，但江德福对此只是说：“跟个娘们家计较什么未免有失男人风度”。因为他明白当安杰带着孩子，放弃工作不远千里来到海岛找他的时候，安杰已经主动踏进了“贤妻良母”的规范之中。尼采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1]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一面报怨，一面又任劳任怨。剧中大锅下面条一幕让我们看到：娇小姐也就是乡下灶间蒸煮的妇人！及至干涉儿子的恋爱，嫌弃对方戏子身份，给女儿介绍官运亨通的少壮军官孟天柱等等，说明安杰已经被成功地改造了。

二、来自乡下的传统妇女们

（一）强大的虚拟镜像

　　在《激情》中来自乡下的传统妇女不是以具体形象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作为褚琴的参照物而存在的——俺们蘑菇屯的女人。“她”存在于蘑菇屯乡亲的话语中：是一个男人的故交旧友到来时任意被差遣且笑脸相迎的女佣，是一个在好吃好喝伺候完男人们后仍被骂做“操蛋娘们儿”并要被修理的他者，是在石光荣老年心脏病发作前那“农村娃娃装束的三个儿女在田地里干活，普通农村媳妇装束的褚琴来到地头送饭”的幻觉中。她是一个强大的虚拟镜像，她就是男性社会从政治话语和传统意识形态双重角度对女性设置的规范，最终内化为女性自身主动的进入此规范序列。

　　（二）来自乡下的传统妇女们的具像

　　在《父母爱情》中塑造了一群来自乡下的传统妇女们的具像。代表人物江德华是作为安杰的对立形象而出现的，相对于安杰的娇弱，她粗壮、健康，说话声音大，但她在那个时代具有阶级的优越性，她和安杰的争斗就不简单地是传统的“姑嫂闹了”，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改造与反改造。特别是当德华知道了因为安杰的成份影响了哥哥的仕途时，她潜意识里把自己当作了男性家族的代言人，喊出了“这个家姓江不姓安，要走也是你走！”如果说，她赶走安杰动用的是男性家族的权力，那么，当安杰了解到她被赶走的真正原因，不仅不再生小姑子的气反而心生愧疚与对江德福的感恩，也再次证明了男性社会的价值标准早已在安杰的无意识中客观存在了。

　　剧中的江德华为哥哥带大了五个孩子，大家忘记了她的性别，“姑姑”是她的名字与身份。直到丧偶的老丁来到海岛，才让周围的人认识到江德华不仅仅是“姑姑”，她也是一个女人。然而，从一个女人身份上，男性作为拥有选择权的主体，却不认可作为女人的江德华的阶级优势，老丁相中的是教师葛美霞及之后的吴军医，也就是说选择的标准在于男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如安杰、葛美霞之类被阶级成份论划入底层的女性更容易得到男性的青睐。从老丁最初对江德福娶安杰的羡慕、嫉妒，到作品中其他男性对知识女性的趋之若骛，似乎只有用拉康的镜像论来解释：女性常被当成映射男性欲望的镜子，给男性带来成就感的“他者”。这些知识女性相对于广大的劳动妇女来说是稀缺资源，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成为男性成功的标志。

　　女性为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却也依然得不到尊重与稳定的地位。老丁对老家来的妻子王秀娥的嫌恶挂在脸上，特别是在江德福调任海岛之际，他对安杰的殷勤，让王秀娥产生浓重的危机感。而且让人特别悲哀的是，她的死是为老丁生孩子，可是，老丁并没有为此感恩或悲伤，只是很快投入“第二春”的追逐之中，无怪乎安杰讽刺他“风流”。同样地，王副政委也在妻子刚死不久就传过话来，暗中中意了葛老师。某种程度上，来自农村的糟糠之妻的死亡，给了他们合理、合法地追求、占有城市知识女性来彰显其男性价值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自乡下的劳动妇女们所受到的来自男性社会的不公正对待更多，但她们本身又更多地认同这传统文化，认同自己只是男性的附属品。

　　这种价值标准不仅是对她们自己，同样也是对和她们一样的其他女性，比如，她们对待安杰的种种非议、种种流言，无非是男权社会贞洁标准对女性的要求。甚至就是死了她们也要继续在这种价值标准下存在。剧中，当老丁死后如何安葬问题集中讨论了女性的归属，最终江德华对于三人合葬的形式的认同及感恩，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是多么在意是某某人的妻子这个名份，也就是说对于江德华来说，她对自我的认同就是“第二性”的，是依附的。

三、新时代成长的女儿们

（一）乖巧的女儿

　　《激情》中石晶从小就是父亲宠爱的娇女儿，她懂事、听话，按照父亲的意愿成长为一个女兵。虽然说，她潜意识里是按照父亲的心意来塑造自己，从小喜欢和哥哥下象棋模仿着战场上的厮杀，长大后又主动要去当兵，会像父亲一样打唿哨、不服输，敢和男人格斗较量，但她毕竟是成长于新时代的女子，相比母亲，她有了自己独立的爱情追求和价值判断，无论是与初恋石达凯还是后来与比她小三岁刑警成子之间的恋情都是她自己选择。她对男性有自己的要求：把尊重女性放在第一位，实际上也是多年来她看到正是父亲对母亲的不尊重才导致他们婚姻中的诸多争吵。其次她追求的爱情是两个人之间要有“共同的东西”，这已经接近了所谓的“爱情的真实”，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父母之间以容忍为内容的“真正的爱情”。

　　（二）“另类”的女儿

　　如果说，女性真正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那么在《父母爱情》中亚菲等新一代女性更多地让我们看到女性成长的希望。相较于亚宁，从小亚菲就是一个不合乎规范的女孩子，安杰和江德福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哪有一点丫头相！”。亚菲就在这样挣脱世俗的规范中长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母亲欲将三级跳提拔的孟天柱推荐给她，但是亚菲已不是当年的安杰，她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做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她喜欢上的一个级别比她低的战士，但因对方无力承担男弱女强的爱情而无果，她很快从失意的伤感中超拔出来，并依旧保持独立，直至重遇王海洋。她最终决定不要孩子，表面上的理由是要做一个好后妈，但我们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她对女人这一独特身份的坚守，正如我们常说中国女子有的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独独没有女性自己。亚菲的选择让女性不再为生育而存在，她的爱人应该爱的是她本人，亚菲做到这一切的强大支撑正是因为她在事业、爱情、社会地位乃至精神人格上的独立，正是因为这种独立，她赢得了真正的爱，而不会像母亲那样抱怨一生，更不会像姑姑那样执着于死后老丁与谁葬在一起，始终处于被选择的境地。

四、革命话语下女性生存本相的反思

（一）女性被物化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 “男女都一样”“新婚姻法”的颁布只是在书面上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与同样强大的传统男性中心论下，女性依然是被物化的命运，石光荣晚年时，石晶因为个人感情疑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追求妈妈时，他回答的依然是把褚琴当做是一个要占领的山头。而对褚琴来说，革命的婚姻之于她来说就是牺牲，当她向组织上提出离婚时说“难道我不断的为他牺牲，也算我参加革命的一部分吗？”，可以说这是一个参加革命的女知识分子的尚且保存的独立思考，甚至是革命的困惑，但政委竟然严肃的批评她政治觉悟不高，是要犯错误的。至此，女性之革命意义的思考有意识地被回避了，褚琴接下来与石光荣的斗争也就局限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了。

　　《父母爱情》中的安杰则是很快被男权话语规范化了。他在生活琐碎的细节中，在品味着改造江德福的种种小失意与小快乐中忘却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嫁给江德福等同于历史上无数次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和亲或家族联姻，女性依旧是呈给强者的礼物，还原了“牺牲”一词的本义。身为军旅作家的刘静，显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其《父母爱情》也显然不是要去进行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但她却在幽默之中，调侃父母爱情之时，不经意间使那一时代女性生存的真实本相“浮出历史的地表”。

　　（二）苦涩的反思

　　透过两部革命婚恋题材的热播剧中女性命运的剖析，真正让人感到一种可怕的苦涩：从五四时期，“人”的概念的提出，男性是作为启蒙者引领女性去发现“自我”、寻找“自我”的，但男权的社会最终却抛下女性，一如鲁迅《伤逝》中涓生抛下子君；时代在进步，走出家门的女性超越了子君“堕落”或“回来”的宿命，找到了走向革命的另一条道路，却发现在革命的队伍里，男性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性别优势，革命的主体是男性，受益者也是男性；更让我们感到苦涩与可怕的是，时至今日，占据荧屏的依然是对传统女性的颂扬，无论是褚琴还是安杰都没有在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中寻求平衡，更多的是围绕着丈夫、家旋转。这些传统女性无形中给现实中女性一个“拟态环境”，使女人们被驯化，渐渐面目全非。

　　当然，我们无意否定众人所感慨羡慕的《激情》中父母吵吵闹闹相濡以沫的情感，也无意批评刘静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女性立场的规避。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轰轰烈烈的激情中，在这场被称为“错位的喜剧”，号称“献给全天下平凡的爱情”的剧作中，在家庭温情脉脉地面纱下难以掩饰的女性被政治物化的命运。同时，女性物化的角色定位又在千百年间内化为无意识的沉淀，使她们——无论是以褚琴、安杰为代表的知识女性还是以江德华为代表的传统妇女不仅妥协于命运，把一切归诸于命运的安排，主动归顺最后甚至对“夫荣妻贵”沾沾自喜。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延伸，如果我们主流话语认可了这种所谓的父母爱情，那么，脱去历史的外衣，我们也就能接受“宁在宝马车里哭”唯物质论的“情”为爱情了，那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倒退了，好在还有新一代的女儿们让我们看到女性成长的希望！

　　注释：

　　[1]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23.

　　李 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传媒学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