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刚

　　谈中国钢琴音乐语境中的传统美学思想

　　杜 刚

　　钢琴艺术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和音乐文献的媒介，在当今文化传承与音乐交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音乐史中为钢琴艺术付出毕生心血的作曲家不计其数,钢琴文献也因此浩如烟海,曲目不乏精品、珍品。在欧洲钢琴的诞生恰是音乐艺术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钢琴音乐的发展历程近乎一部音乐史，是人类文明的见证。一部优秀的钢琴音乐作品，即是作曲家个人生活的感受和思想情感的流露，也是民族文化、人文理念、民间艺术、地域风俗的真实写照。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钢琴音乐见证了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起，至“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1949～1979），以及“新时期”（1980～至今）百年历程的发展轨迹。这些题材丰厚、体载多样、形神优雅、思想深刻的音乐主题和情深意切的优美旋律，流淌于黑白琴键之间，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瑰宝。

　　从最古的文字记载的时代到21世纪，中国音乐的大多数文献涉及了以下领域：起源、乐律、音乐和宇宙论、乐器的分类、宫廷音乐、作为伦理学的音乐、以及文人的音乐与哲学。为了观察正确起见，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帝王时代写音乐文献的人都是儒家的学者，他们提倡孔子的齐家治国的传统理想，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儒教”和“道教”。孔子形成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儒教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措施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柱石。儒家典籍包括诗经（古典诗歌集）、礼记（礼仪的记载）、包含在礼记内的乐记（关于音乐的记载）、中庸（中庸的学说）、论语（孔子语录）。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中，行为的规范在管理社会行动中起支配的作用。在孔子的思想中安定受到高度的重视。首先是和谐社会，和谐的家庭单位被认为是本民族文明稳定的基础。讲孝与仁的和谐关系、处事的中庸之道。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提倡行为的准则，把它当作修身之本。其二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标准的恰当其份，避免行动的过激。着重强调中庸和克己的思想，对艺术也同样起到了规范的效果。其三是教育，在传统的社会中，政府的职位都是经过定期举行文官的科举考试。“受过教育”意味着有抱负的学者们受到儒家正统教育，因而使儒家的设施和它的思想永远存在下去。儒家思想也以口头的和文字记载的文学形式传到群众中去。自从宋朝以来，把儒家的思想灌输到人民所欢迎的语言艺术形式中，包括戏剧、戏曲、说唱等。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体现在和谐与统一，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传统思维不像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这种“农耕文明”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及“和为贵”的处世原则。由作曲家陈培勋根据广东民间音乐创作的《旱天雷》，便是反映这种“农耕文明”的典型范例，乐曲旋律风格活泼流畅、充满生机，表现人们在久旱逢甘霖时欢欣跳跃的情景。乐曲中较多运用了扬琴密打技巧和八度大跳音型，格调清新优美。运用了我国传统的“合头换尾”曲式和“鱼咬尾”的旋律创作手法，将结构类似于带有再现的二部曲式扩充发展为A+A’+B的三段体结构。

　　既然生成中西方文化的哲学观念、经济制度以及理论思想环境如此不同，而两者又各自保存着极富个性的文化本位，坚持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中西方思维方式自然大相一庭。傅雷先生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中西方音乐之组合和结构方式亦体现出思维方式和审美的极大差异。一方面，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统一。自先秦就有的“和同”为美的思想，排斥过分鲜明的对比，中国美学境界之极致是“平淡”，“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是平淡，“绚烂之极”亦要归于平淡，认为美来自自然、内部的光彩而非形式的繁复和结构的对抗。因此在音乐结构上，重“意”而不重“形”，不强调逻辑性，“形”随意“走”。另一方面，西方美学注重对抗、置换、互补之结构逻辑，在西方音乐发展过程中，由巴赫时代的古典美意义之静态美——平衡、秩序、和谐、规范，逐渐演变到现代审美意识的动态之美——冲突矛盾，显示个性。音乐结构上，西方以理性化的空间结构方式，使音乐结构内部达到平衡；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贵和谐，尚中道”的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贵和尚中”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贵和”的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意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了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和包容。在民族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素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中华民族才能吸收外来文化，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吸收和借鉴，是“贵和尚中”思想在我国钢琴音乐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其中贺绿汀作于1934年的《牧童短笛》便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标志性的范例。作品借鉴了欧洲复调、和声的基本原则，并加以变化，使之适合中国调式风格和中国听众的审美心理。该曲借鉴西方音乐技法而又不拘泥于西方规则，将民族风格和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国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廷格曾在《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一文中写道：“当时的中国音乐界，面对不久前来到的欧洲音乐理论和音乐表现工具所产生的问题，例如：欧洲音乐理论能否同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钢琴能否表现中国风格？人们的认识并不很明确，特别是实践上更没有很好解决。正是《牧童短笛》以优美、清脆的‘笛声’第一次给了上述问题以明确的回答。它告诉人们欧洲音乐理论是可以和中国音乐相结合，但必须以中国审美之胃给予消化，只吸收于中国音乐艺术肌体有益的部分。”《牧童短笛》音乐主题形象取自民谣“小牧童，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全曲采用三段体结构，第一段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着竹笛，漫步在乡村的田野间，那种在幸福时光里，天真无邪的神情令人陶醉。中段是传统的民间活泼的舞蹈，节奏欢快，旋律活跃、灵气十足。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加花变奏。乐曲具有浓厚的民族风味和传统思想理念，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当代作曲家汪立三先生，他一生都在探索西洋作曲技法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民族化钢琴音乐的发展道路，并将西方作曲技法巧妙的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作品即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又具有时代风貌和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以及强烈的创新精神。钢琴作品《他山集》（五首序曲与赋格）是汪立三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第一首《升F商—书法与琴韵》的引奏中，一开始的书法主题1—4小节，音域宽广，气势奔放劲健。旋律组织的核心是由大二度与小三度构成三音小组，是五声性的序曲中间部分采用了频繁的调式交替与调性游移、力度的强弱对比等。音乐古朴、苍劲、深沉而含蓄，双手八度平行的旋律表现书法行笔的气势，使旋律抑扬顿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书法艺术中笔墨线条的“纵敛刚柔”和“跌宕起伏”。

　　汪立三先生1979年创作的钢琴作品《涛声》（选自钢琴组曲“东山魁夷画意”），乐曲表现了鉴真大师多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这一传奇历史事件。从作曲家的题诗中透露出“远航者的精诚”钢琴曲的主题带有中国古典风格，仿佛是“鉴真精神”的再现。乐曲运用了日本传统音乐音调显现出特定的历史、民族的环境和背景。为表现作曲家那些丰富的想象、浓烈的情感和哲理性的思绪以及“天风海浪”和“暮鼓晨钟”动人心魄的形象。乐曲第一个和弦已经是中低音区的不协和和弦，是钢琴最低的五个白琴键的和弦音块并多次出现，这一“钟鼓之声”有着震撼心脾的威力和壮伟的魄力。结尾最后一次出现时，再现主题动机音调并转化为“高音钟群”，形成绵绵不绝的音流，将我们久久留在远古的遐想之中而不愿离去。乐曲运用了现代作曲技法，多达五个调性的平行进行的远关系调性的复合手法，运用浓重的音块等和声效果，钢琴织体线条流畅、丰满、大气。是中国钢琴音乐在“贵和尚中”思想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的又一体现。

　　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钢琴音乐发展中，体现“贵和尚中”的思想理念并与富于创新精神的作曲技法相结合的作品举不胜举。回顾中国钢琴音乐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也看到了作曲家家在不断尝试着，用中国人是文化思维方式和艺术形式来阐释中国钢琴音乐。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藏。包括传统的人文理念，诗歌、辞赋、文学、绘画、书法，民族民间文化等，这些鲜明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为音乐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生生不息的源泉。如今，钢琴艺术的一切表现形态，在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碰撞、汇聚、交融、契合中成为人们音乐艺术活动中独具魅力的风景。

　　1.覃江梅.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D].南京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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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阿伦·斯莱舍，张泽民.中国音乐的社会学的研究[J].亚洲音乐，1980.2.

　　4.周为民.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回顾和思考[J].中国音乐，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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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杨建森.中国钢琴文化探源[J].中国音乐，2008.2

　　杜 刚：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