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冰

　　中国当代交响管乐作品的魅力刍议
——以民族音乐素材使用的创新为例

　　周彦冰

　　管乐团一般是指由常规西方管乐器作为主奏乐器，加上打击乐作为乐团的编制，其演奏形式可分为：交响管乐、行进管乐、管乐重奏等。交响管乐，即为管乐团所写的交响音乐（Symphonic Music for Wind Band，亦可称为Concert Band），具有交响性的管乐作品或者具有完整室内演奏编制的管乐作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管乐团发展较早。1909年，英国的霍尔斯特（Gustav Holst，1874—1934）创作了《降E大调第一交响组曲》，成为了交响管乐创作的开端。埃尔弗莱德 · 里德（Alfred Reed，1921—2005）、岩井直溥（Naohiro Iwai，1923—2014）以及后来的新一代作曲家进行了大量成熟的交响管乐创作，交响管乐团的编制开始得到基本固定，电声乐器也成了交响管乐的常客，交响管乐作品及其乐团的发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目前，美国、日本等国都有几万支管乐团，参加活动的人数以百万计，大量的优秀作曲家从事交响管乐创作，交响管乐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音乐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交响管乐事业真正开始发展。在八十年代以前，主要以解放军军乐团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管乐团创作和管乐团发展主体主要在军队，民间也有一些管乐团，水平普遍不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交响管乐乐团和创作得到快速发展，逐渐摈弃了文革时期的“高、快、硬、响”的概念，交响管乐创作逐步和国际接轨，其中以解放军军乐团的陈黔、王和声、陈丹等作曲家为代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管乐作曲家，他们的优秀的交响管乐作品，拥有优美的旋律、新颖的和声、清晰明朗的结构、精致的配器，在艺术特征和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获得国内外专家们很高的评价。一些名曲在国际上被广泛演奏，究其原因，灵活运用民族音乐素材与创新思维是这些作品绽放光芒的魅力之源。

一、中国民族音乐素材的融入

以陈黔、于建芳、王和声、陈丹等为代表的作曲家近年来创作的作品，纷纷被各种音乐会和比赛广泛演奏，有些还在多个国家出版。这些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往往为国内外专家和团体津津乐道，在创造出属于本民族、体现个性化的交响管乐作品，从音调、结构以及织体上都大胆地引入了民族音乐元素和结构，彰显了独特的审美及文化特征。

　　在陈黔的交响诗《更尽酒》中，陈黔用音响类比中国唐诗的韵味，创作出源自唐代王维“西出阳关”诗意境界。作品根据唐朝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意而作：“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音乐素材取自于清朝张鹤的古曲《阳关三叠》。《更尽酒》用音响类比中国山水画意，并且诠释中国诗词蕴含的音乐意象，从而形成乐曲独特的结构、技法、语言和个性。这种特点有别于西方音乐作品构建的原则，可以说它是中国音乐艺术中线型思维的体现。在音乐意象方面，在《更尽酒》里，乐思间的留白特别是中国打击乐所营造的留白，强调的就是这种静穆的世界，它代表和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和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在乐句处理上，作者加强了“叠”、“打”等民族器乐化的装饰音，充分利用了长笛、单簧管以及萨克斯管等木管乐器的灵敏特点，将这些通常运用在竹笛、二胡等民族乐器的装饰音加在木管乐器上，使得乐曲韵味十足。《更尽酒》融唐朝诗词境界，揉笔墨法度、诗韵之风、民族文化与音乐意象于一体，形成的乐曲结构、技法、语言和个性独具中国文化和民族风格，将中国民族文化完美融合于西洋乐器之中，创造了中西音乐的完美相融，彰显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完美交织和融汇，使得我们能从这幽幽的乐曲声中，体味雅致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人契合，寻回心灵的宁静与超然。

　　

　　表一（《五声神韵》的调式及特点）

　　

　　表二（《长江颂》的结构特点）

　　

　　表三（《青春之舞》的风格特点）

　　王和声创作的《五声神韵》则是另外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五声神韵》综合了多首中国民歌的精华片段而成，以《黄河船夫曲》为序奏和结尾，采撷了《编花篮》《太阳出来喜洋洋》《半个月亮爬上来》《猜调》《酒歌》五首风格迥异极具民族特色的地区民歌代表作，用集成的形式展现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首先，该曲的调式排列独具匠心（如表一所示），该曲除了《黄河船夫曲》为序奏和结尾除外，其他的五首民歌依次按照宫、商、角、徵、羽的调式排列，这种逻辑性的集中展现，使得在欣赏这首作品时感受不到乐段交接时的顿挫感，充分领略到中国民歌和交响管乐结合的风采和魅力；其次，该曲在乐段旋法的处理上，采用了民族式起承转合的原则，“起”部（呈示部），采用了《黄河船夫曲》的主题作为最初引子，“承”部（连接部），通过《编花篮》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乐段重复和变化作为延续，两段丰富而具有西部风情的主题完美体现了主题叙述的功能，“转”部（展开部）体现了不稳定性，“半个月亮”使乐曲在中段出现了一段转折的优美慢板，由快至慢打破了听觉的审美疲劳，“猜调”的衔接则更加具有“转”的特性，快速而灵巧的旋律和配器充分体现了不稳定的特性，从而使得乐曲进入最后的“合”部（结束部），《酒歌》和《黄河船夫曲》作为结束部为整曲划上句号。

二、民族音乐素材和现代管乐作曲技法的结合

在传统的中国管乐作品中，广大的管乐工作者和乐团普遍感到中国作品旋律感强，和声的织体以及整体布局都是为了旋律而服务，致使虽然旋律优美，但风格较为单一。在近年来的管乐作品中，作曲家们做出的改变使人们突破了原来的这种印象，这些作品体现了民族素材与现代管乐作曲技法结合，旋律、织体并重和雅俗共赏的特点。

　　首先，近年的交响管乐作品体现了民族素材与现代管乐作曲技法结合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文化交流的开展，西方的哲学思想，创作理念和作曲法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交响管乐的创作过程中，从音乐的结构到复节奏、复和弦以及多调性的使用，使得作品既富于民族化而又充满时尚感。如于建芳的《长江颂》，采用了奏鸣曲式（如表二所示），从乐曲中我们能看到非常清晰的发展轨迹，在民族音乐素材的组织和衔接方面严谨而富有条理。从“雪山溯源”开始，引子开始于一个宁静的氛围，使用了13个小节，模拟了长江上游中的山歌；呈示部采用船夫号子作为主素材，卡农的节奏型分别出现在各个声部的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和第四拍的后半拍，象征着劳动人民前赴后继，创造着价值和财富；副部用整齐的结构使得段落变得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冲击力，整个呈示部也就显得充实而丰满了；展开部别出心裁，江畔的情歌把人们带到秀丽的村庄和情人的对唱当中，这种展开不同于西方展开部的特点，没有眼花缭乱的变调和级进，抒情和俏皮的情歌让听觉产生了另类的享受；通过一段人声的呐喊以后，再现部以一种更加丰富的面貌出现了，多声部的叠加和打击乐的衬托，象征着勤劳的人民开始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尾声则采用了我国著名作曲家王世光创作的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来为乐曲画上了句号。

　　其次，中国交响管乐的创作开始具有了旋律和织体并重，专业与业余共赏的特征。近年来，全国很多乐团都演奏了陈黔的《青春之舞》，究其原因，这首乐曲不仅采用了新疆民歌“青春之歌”作为主要素材显得脍炙人口，乐曲的演奏难度还控制在了标准3级。这个演奏难度不仅专业乐团能够演奏，大多数的业余乐团也可以胜任。第一，在结构上采取了倒影的方式（如表三所示），从“青春之歌”的主题开始，后面的乐段进行了两种主要变化，一种通过采用了变化的节拍、另外一种则是通过声部的交替和变化的节奏，最后的倒影呼应了前面的主题；第二，《青春之舞》较多考虑到了和声和织体结构，并且强化了打击乐，这些因素使得乐曲在听觉上非常丰满和具有时尚感，铜管声部的音区始终适用于业余乐团承受的范围之内，木管声部的快速音符并不多，因此演奏的难度不大；第三，就是作品在大多数的段落中利用“青春之歌”的旋律，发展了新构思的段落，这些发展的段落和“青春之歌”的主题旋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使得在听觉上具有新鲜感。

　　在近年来的交响管乐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品在加强了民族音乐的旋律美的同时，更加看重作品的织体、结构，这是创作思路和意识的进步，也是管乐合奏发展的趋势。我国专业管乐团为数不多，而大量的业余管乐团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他们需要大量旋律优美、结构合理、难度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作品，作曲家们把握了时代的需要，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中等难度管乐作品，例如陈丹的《康定情歌》《茉莉花》，王和声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草原夜色美》，陈黔的《二泉映月》《卡巴拉耶》等，这些作品都是我国交响管乐的宝贵财富。

三、创新意识是交响管乐创作之关键

近年来，我国作曲家的交响管乐创作是创新化、多元化的，早已突破了循规蹈矩和墨守成规的军乐合奏的模式，在体裁上展现了五彩纷呈的新局面。力求创新的作曲家们无论在旋律的创作手法、节奏、和弦和组合方面，还是在复调写作、配器等方面，都与以往传统的音乐创作观念有着不同，新的管乐音响在音乐创作中开始涌现。这种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正是有了这种创新，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并创作出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例如陈黔的《白骆驼》《阿坝妹子》，王和声的长号与管乐队《马背上的长城》，唐建平的《节日舞》等，这些作品有些加入了爵士乐，有些则在配器上独具匠心，有些具有较高的演奏难度，这些具有新意的作品，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以陈丹的《第一随想曲》为例，这首为纪念长征70周年的作品创造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音响，同时也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该曲虽然也采取了传统快慢快的结构，但是在旋律、和声和配器的写作上充满了新意，使得乐曲在听觉上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满足。作品从小号独奏开始，揭开了一个征程的序幕，紧接的是一段辉煌而热烈的主题，这段辉煌的战斗主题音乐充满了层次性的声部接替、不规则的节奏型和不协和音程的撞击，小号演奏的这段主题，与其他声部在节奏上采取了不规则的呼应，音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小二度、小七度、大七度，碰撞后的音响显得矛盾冲突异常激烈，充分体现了红军的前赴后继的激烈战斗，而这种充满现代感的写作手法，也是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的体现；在紧张的音乐过后，是一段让人充满想象的慢板，这段由民族调式编织成的旋律中，英国管、萨克斯管、圆号轮流演奏出不同旋律迷人的独奏充满转折和起伏。独奏过后，两段让人心潮澎湃的壮丽旋律出现了，这两段旋律用调式级进和声部叠加把慢板推进了高潮，紧接的又是一段紧张不安的连接段和最后的再现，再现段没有采用前面的音乐素材，而采用了新的主题，象征着工农红军涅重生，开启了新的时代。

四、结 语

如上所述，我国当代作曲家们的交响管乐创作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他们成熟地把握了民族音乐、传统和现代作曲技法的切合点，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这些成果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交响管乐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作品多、涵盖题材范围广，使得各交响管乐团在演奏我国民族作品时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这种现象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管乐事业的整体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交响管乐创作的过程中，台湾作曲家也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创作了大量民族音乐和流行歌曲为题材的作品，如许双亮创作改编的《瑶族舞曲》《满山春色》，游元庆创作改编的《亚洲魅力》《渔舟唱晚》等，其创作同样也体现了运用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创新的特点，这些作品大大丰富了我国的交响管乐曲目库，使得我国的专业以及业余交响管乐团有了更多的演奏选择。

　　我国当代的交响管乐作曲家近年来的创作成果，体现了我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繁荣，艺术百花齐放的风貌，具有个性的创新精神和社会人文精神，这些成果使得交响管乐这个国际音乐热门学科在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作曲家把自己的艺术探索和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音乐创作之中，运用了新颖的音乐技术及语言，创作了一批符合民族和普世审美价值观的管乐作品。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必将涌现出更多的交响管乐精品，我国交响管乐事业发展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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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艺霖.新浪漫手法与民族地域风格的融合[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1).

　　周彦冰：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

　　广东医学院管乐团指挥

　　责任编辑：陈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