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华

　　让时间属于爱和灵魂
——话剧《时间都去哪儿了》观后

　　杨晓华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指涉的话语方式，仿佛一种惊异，仿佛一种抱怨，仿佛一种忏悔，这种类似于自言自语，至多是耳语的言说，具有撞击人心的力量，因为它似乎是不经意间道出了这个时代的巨大隐秘和悖论：我们当初是叫唤着要追求幸福的生活，而投入这个现代化的洪流，跳进这个雪崩般的市场利益的追逐之中的，但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后，我们发现，幸福像手中的沙子，看得着，却抓不牢，而我们原本具有的素朴的幸福却丢失殆尽了。这种悖论使我们感到无辜，因为走向现代生活无论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动员的意义上，还是从中国式家庭致富的逻辑上，都自然地不能再自然。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也许正是“时间”的过错。时间这个庞大的主语，在悄无声息，却伶牙俐齿地吞噬者我们面对生命的主动和从容，我们如果可以同时拥有十倍的时间，我们的确就可以给家庭、给亲情以足够充裕的空间，就不会显得这样行色匆匆，内冰外冷。时间当然还在那里坚韧地前行，并成为越来越重的碾轮，我们的过去，无论是丰盈的还是干瘪的，最终都消失在一天天的夜色中。

　　话剧《时间都去哪儿了》选择春节联欢晚会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切入，不是策略上的讨巧，它是想展示这种歌唱的深层机理，并希图回答这种浅吟低唱所展现出来的心灵困惑。创作者（导演李伯男、编剧朱宜等）最终选择了古典的中国伦理——孝道，来进行探究。孝当然是无可置疑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如何把这一个无可置疑的价值内核，粉碎成泡沫，然后从我们粗疏的心灵上不断泄露掉的？创作者显然动用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手法，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审视。在创作者看来，表达中国传统的孝道，没有现实主义的处理，就不会有对合理价值的必要的谦恭；没有现代主义的隐喻和象征，就难以刺破东方式的含蓄内敛的坚硬外壳，凸显人物的内心真实，甚至潜意识的真实；没有后现代主义的自嘲和反讽，就难以中和现实主义的过分的严正。《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一个横亘在当下的突出问题，但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可能简单地从道德中找到答案。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处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的情感模式的内在冲突。《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写意式的前景，把大都市的辉煌灯火和鳞次栉比的楼房，矮化到演员的膝盖以下，这给剧情的展开提供了玲珑而准确的场景，同时也理想地赋予人物以俯视城市的地位和空间，“人”的确应该是城市也就是现代生活的主人。但是，我们看到，当主人公、教师钱刚从社会角色的激流中退出来，他不得不面对逼仄的自我空间：空荡荡的楼房、植物人的妻子，还有宽大的沙发、桌椅，同时儿女四处奔忙，无暇探视。如果没有保姆阿凤的存在，没有“苏东坡”这只精灵的猫的存在，这个空间的孤寂和忧郁是可想而知的。对钱小秋和钱小宝姐弟来说，这个空间曾经是他们成长的福地，童年的温馨的家园，但是，他们越来越匆匆忙忙地奔走在都市的人海中，忘记了他们出发点上留下的大片空场。他们不是不懂得亲情，不珍惜亲情，深处变动不居的喧嚣的城市生活，他们也懂得要守住自己精神的领地，这就是以母亲为核心的父母俱在的家园。他们捍卫这个领地的方式是足够流行的，在都市生活中也许是迫不得已的，那就是用金钱表达责任，用电话表达温存。这种方式携裹着现代社会物质崇拜的浅薄和效率至上的冷漠。空缺总归是要被补上的，当突然回过神来，他们发现，他们所捍卫的领地早已布满了保姆的踪迹和气场。于是一场以保卫精神家园为名义的战争就爆发了。

　　

　　话剧《时间都去哪儿了》剧照

　　在父亲钱刚看来，孩子们的这种战争表明他们依然存在的对纯洁家园的眷恋，其初衷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聊可告慰的，虽然他对孩子们讨伐和驱逐保姆的方式不无反感，但是他还是默认了阿凤的离去，因为他本人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象征性的植物人妻子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作为情感上的些微寄托，另外一方面却也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暗示。以保姆的角色出现和存在的阿凤，事实上有力地弥补了植物人妻子留下的精神残缺。一旦阿凤被赶走，他生命的孤寂和空虚就更加强烈地凸现出来。创作者把这种孤寂和空虚径直透析到潜意识的层面。阉猫“苏东坡”始终是钱刚灵魂世界的嘲弄者和共鸣者。钱刚对“苏东坡”欲望展示的大声训斥，恰恰显露了他的苦闷和压抑。事实上，创作者在这里以弗洛伊德的方式，提出了老年人在自然生命的感受中所承受的意志考验和道德压力。当钱刚咆哮般地叱责孩子们的麻木和冷漠时，他所呼唤的是一个生命的最简单的需求和最低限度的尊严——这显然是充满悲凉的。创作者同意用宽容的心态看待老年的真实心理世界，钱小秋和钱小宝在阿凤的儿子王铮亮先是温情情脉脉的歌声，而后代表卑微者的直率的谴责中，获得了对自身的反思和醒悟、对老人的体谅和理解，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能解决老人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只有阿凤归来，这种失衡才能重新获得平衡。

　　

　　话剧《时间都去哪儿了》剧照

　　从剧情的逻辑上说《时间都去哪儿了》以中国式的大团圆完成了闭合。古典主义的伦理价值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重视角的流畅而自然的聚合下，从舞台上有力地呈现了出来，这是一种精神上向传统的复归——复归也可能是一种前进。但是，从作品所依据的现实逻辑上说，这种闭合是十分局限的，这首先因为，在现实中都市青年即使怀着足够的虔诚回归孝道，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在紧张的人生竞争中，真的用古典的照料和陪伴表达关爱，另外一种原因是，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也不可能解决老人所面临的所有深层次的心理问题。生命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体生命对现实境遇的感受和抗争本质上还需自己去解决和面对，即使对亲人来说，我们也只能是对此保持足够的宽容、尊敬和帮助，仅此而已，这也许就是一种新时代条件下的孝道？

　　《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结束，用时间闪回的拍照方式，传递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包容性的家庭伦理：通过植物人母亲的默认，使保姆最终成为家庭的亲密一员。本雅明式的对记忆的咀嚼和掘进，寻找到的可以使人保持对时间主动和从容的依托依然是真实的人性。时间都去哪儿了？这种疑问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手中的时间是否属于我们，属于灵魂和爱。

　　杨晓华：《中国文化报》理论部编辑、记者

　　责任编辑：雍文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