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评价标准
——第七届当代中国文艺论坛圆桌论坛之一

　　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习总书记讲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我们文艺批评的标准也应该归结到中国精神这个问题上来。中国精神指那种让人想到中国的，带有灵魂或者是相关意义的东西。比如观念、思想、信仰、行为、符号、方式等，也可以演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多样而又复杂的事物。在文艺领域，中国精神处处都需要呈现出具体可感的审美符号。正是由于这样，文艺批评要通过对艺术品的鉴赏，以此为基础，从作品中阐发出带有中国精神的东西，以便同更多的公众分享，把它纳入到我们文化的阐述系统中去。

　　关于中国精神的概念有很多分歧。我们经常讲艺术应该有意境，但意境在中国唐代以前没人用过，这是中国精神吗？直到1957年，美学家李泽厚写了《意境杂谈》这篇文章，专门把意境跟典型并提，意境便重要起来了。我们都耳熟能详“典型化民族精神”，他们早年都是外国的，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想当然的认为它是中国的了。中国精神是原产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和运用吗？佛教的中心思想就是众生平等，但现在我们都以为是中国的思想，可是佛教代表中国吗？

　　探讨中国精神涉及到几个层面。首先，中国精神指在与全球多民族的共同存在中，立足于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立场，这是独立的生存性。其次，中国精神应当是指处于与全球其他民族，相互共在的需要，共同的伦理担当，共同的责任。再次，中国精神还是指始终保持对他人的开放与包容态度，有容纳性。最后就是拥有对他者的自主态度，有民族个性。独立生存性是指中国精神基本的物质性，民族个性指它的最高精神旗帜，是具有灵魂性的东西。中国精神指基于中国自己的与全球其他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立场的，对于他者的容纳与自主态度。

　　文艺批评中要用中国精神来引领。第一，需要开放地吸纳古今中外的文艺思想，从中提炼和融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需要的那些词语、原则或者方法。第二，注重从文艺现象，特别是当前鲜活的文艺作品中寻觅和概括出富有中国精神意味的新的东西出来。第三，应当从以往文艺批评遗产和当代文艺现象中，去发掘能够呈现中国精神的、具有未来的、前瞻性因子的东西，然后将它归纳概括，激励人们继续创作和鉴赏富于新的生存之态的艺术品来。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曾邀《北平无战事》的编剧和总制片人刘和平老师做对谈。刘和平老师说中国文化经历转型，从家族文化向社区文化转型。《北平无战事》的主要人物都对应了刘和平关于文化形态的一些哲学思考，他处处在思考浙东学派为什么失败了？想要秉承湖湘文化传统，希望得到一种新的成就。刘和平老师出的题目就是大众艺术如何实现文化诉求，他的《雍正王朝》《大明王朝》书写中国精神从古典到现代痛苦的转型轨迹，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命运都引出了刘和平老师对中国精神的思考。很多艺术家在他们的创作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已经在寻觅和追求中国的精神，只是评论家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去把它提炼出来、概括出来与公众共享。

　　侯光明（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电影类的艺术一定要具有民族意境。电影走出去遇到重重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意境和文化不同于美国。中国梦或者叫中国精神，是在当前我们大发展向世界迈进的里程中，应该宣传、弘扬的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判别的标准之一。我们的文艺有什么标准？我认为，文艺应该有三种标准，一个是价值观的标准，一个是艺术性的标准，还有一个是商业性的标准。通常我们说文艺有双重属性，决定了它有两个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我们国家的所有制多元，文化多元，所以我们的文艺评价标准也应是一个多元的标准。

　　我认为，我们的文艺评价标准，第一个即应是价值观的标准。我们以24字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我这个观点的核心，是我国的电影以及其它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第二个是艺术的标准。第三个是商业标准。专家认为价值观是基础、是灵魂，是根本属性。而艺术性标准是内在规定，也是相对的，商业是价值观标准、艺术性标准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电影改革十年，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成就不能否认。

　　同时，一个作品它应该是内在规律性与外在规律性相统一的。比如电影，它是复杂的立体，涵盖有视觉美学、声音美学、编剧美学、导演美学，所以我们的电影节设立有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等。每一个人的观念不尽一致，但是存在着相对的标准，商业性比较容易绝对，因为它可以量化。如果按照价值观标准、艺术性标准、商业性标准区分，我们至少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社会上客观存在重商业标准，轻价值标准的问题。在当今的历史阶段，重商业标准的理由很简单。2002年改革以后，我们降低了电影业的准入门槛，电影主创单位达一千三百多家，容易过分迎合观众的需要，而我们的观众平均年龄小于21岁，所以“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是因为评论家们都是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而看电影的人则基本上是二十来岁年龄段的，评论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并不重叠。从理论意义上来讲，应该是有好品位、高品位的观众，才会吸引创作人员去创作高品位的，艺术性标准、商业性标准都很好的影片。反过来，高品质的影片也可以不断地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我们国家在大发展阶段，文化的发展刚刚起步，人民观影习惯还没有养成，青少年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观众的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存在艺术性和商业性相脱节的问题。每年的电影作品将近七百部，真正上院线的只有一二百部。有一些孤芳自赏的作品，小众的作品，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欣赏，并没有走向大众。反过来有一些艺术标准很烂的片子，由于它的营销或者其他原因获得了好的票房，这是艺术标准和商业性相割裂的结果。

　　第三，缺乏文化表彰的问题。我两年前写了一篇名为《时代呼唤文化大片》的文章，很荣幸拿到了艺术评论奖。商业大片中国很多，但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时代，商业片只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枝，我们更缺文化大片。我们要举出灯塔，举出旗帜，拍出来、创作出来文化大片。

　　陈逸恒（演员）：演员和所有的职业都一样，只是演员这一辈子都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因为演员的最高追求或者说合格演员的评价标准，是成为人民认可的艺术家。

　　首先，演员应该踏踏实实地研究每一个剧本所赋予的角色，用真诚、真心去体会、揣摩，当然这离不开文化环境和演员本身的阅历、操守。所以演员不管拍多少戏，有多忙，至少都应通读剧本。其二，对于演员来说，每接一个角色都是新鲜的，这个新鲜的角色应该能够给你一个新鲜的冲动，怎样去把握和体会，每一个角色怎么去完成，都是值得演员深入思考的问题。新的角色一定会有新的概念需要把握，绝不能按照原有的套路去表现，除非没有出路了，才可以去借鉴。第三，就是要精。我们在接剧本的时候，要怀有爱国、爱民族的至诚之心，这样才有冲动去接每一个作品和完成每一个精良的作品。所以演员的自我修养要自律，应向于是之老师这些艺术家们学习，学习他们如何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部影片。

　　唐凌（《艺术评论》主编）：标准，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我们在艺术标准上出现偏差、模糊、混乱乃至缺失，艺术界包括大众对此诟病甚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艺术本身的繁荣和外延的扩大使得过去的单一标准不再适用。目前我们整体文艺的局面繁茂，无论是从艺者还是艺术作品的数量，包括艺术教育以及艺术品市场等，都呈现快速发展的状态，有些领域在数量上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再就是新科技和新媒介的出现带来艺术的外延急剧扩大，比如网络小说、微电影等，这种新媒介带来的新事物，其传播渠道、创作方式、参与的人群与过去完全不同，人人都是评论家，人人都是艺术家，这种现象超过了我们之前的经验准备和理论储备。还有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在艺术实践的领域，各种新的思潮以及新的方法很快地被引进，各种风格、观念同时存在，冲击固有的审美经验。当然还有对市场对利益的追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各方面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投入比过去大得太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的主体性比过去大大加强，全民的表达力和创造力在释放。目前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标准混乱缺失，有诸多的因素在里面，一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艺术界的勃勃生机，但同时也感受到这种生机的野蛮生长。而当理论界、学术界试图把这样的一种旺盛发展的力量纳入一种评价体系并试图去引导的时候，就会感到过去的经验和理论不够用了。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它一旦快速发展，都会出现一些难以控制或者难以预料的东西，这是常理，不必过于焦虑。

　　评价标准体系的建立，是一个专业的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且在重建和坚持标准的同时，保有包容开放的创作艺术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在更具体化的评价体系建立时，首先需要在当下文化的总体大格局中，对各个艺术门类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和它所承担的功能做细致的研究和考量。无论是通常说的高雅艺术或者是大众文化，包括现在兴起的新媒介的形式，各自在整体的文化格局中占据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以及应该承担的职责是不一样的，而标准与其定位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需要厘清不同艺术在文化大格局中的准确定位，再对标准进行深入分析。二是艺术标准存在不同的层次。有对艺术本体的考量，也有对艺术接受的考量，如何确定这二者的权重，需要我们做细致的研究。三是在我们坚持艺术标准的同时，决不能将标准泛化，尤其不能将标准无限制地进入具体的创作领域如创作方法、创作风格、创作语言、艺术语言以及题材的选定等，而这是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往往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

　　田科武（《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文化艺术的创作与消费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兴盛，文化艺术批评的全民评论时代已经来临，但在众声喧哗中，不免参杂着过多的情绪，或被利益左右，而冷静的、严肃的、理性的、专业的、独立的观点越发稀缺。传统文艺评论的影响力面临危机，影响力越来越小。所以要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平台从纸制向信息转移，打造线上平台，因为线上的传播可能会更有价值一些。

　　我想主要从经典作品的角度来论述一下文艺标准的问题。首先，经典的作品都关注现实。例如，导演林兆华在拍《人民公敌》的时候，甘愿把个人意志隐在幕后，因为这部剧太经典，对现实有太多的表现力和警示力，根本不需要导演有太多的个人意志介入其中，所以我们说这一部经典穿越了一个多世纪，仍然在二十一世纪的剧场中直达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可见，经典作品，无论在何时何地创作，都具有当代性，都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所以优秀的、经典的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关注现实的，这也经典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其次，经典作品还应具有天然的开创性，经得起嫁接，耐得住颠覆折腾，而且每一次成功的结构和颠覆都可以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使它获得进入新时代的密码和通行证。我们对经典作品进行一次一次的重构，每一次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启示。曹禺先生的《雷雨》是二十多岁时创作的，这部作品完全遵循法则，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至今仍然是人艺的经典剧，不断地被重构和重新诠释。所以经典应经得起时间的颠簸。

　　再次，创作者应该成为思想者。经典除了艺术表现方面的成就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创作者对人生、对世界、对人性、对现实社会有着自己的洞见。戴锦华老师在评价2014年电影的时候，说很多作品不存在价值，纯粹是感官的叙述。还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没有内容的时代。但我认为，创作者要创作出经典必须要有思想，要有情感，创作者应该是思想者，我们的观众也是思想者，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思想，不承载价值，只有感官叙述的作品太多。所以说，我们不是创作不了好的作品，要有自信，相信市场，相信观众，当然对观众要进行市场的引导，并不是好的作品就必须在市场上一败涂地。我们在创作生态上不要对低俗太惊恐，低俗我们需要革除，需要有一些管理，但是通俗和低俗、恶俗绝对不是一回事，妨碍经典产生的不是通俗，相反我们有些有思想、有深度的东西还不够通俗，没有将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有机结合。经典的产生需要一个丰富的、富有活力的、有一定宽容性的生态系统，这样的土壤有利于表现这个丰富复杂的时代，表现多姿多彩的社会现实，也有益于开拓艺术家的才智和想象空间，也许这样的话，艺术家们才可以创作出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

　　责任编辑：雍文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