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舞台上年轻的话剧艺术家们，竟把我这个77岁的老观众融汇到了他们中间，跟着他们穿越历史的时空长廊，在风云变幻中，重新见识并且再度感悟了当年秦皇“焚书坑儒”的骇人听闻的暴政和伏子传承《尚书》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意义。说《伏生》的思想震撼力，我先想到了“读书”。辛亥革命后，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一课的课文是：“学生入校。先生曰：‘汝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这本书另外还有一课《禽兽》，课文是：“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奇者能效人言，唯不能读书。”历史已经证明，不读书，不能读书，不能自由地读书，不尊重书，多禁书，以至于，像“焚书坑儒”和大兴“文字狱”那样毁灭书和毁灭读书人的朝代，人非人，国也非国。就是说，书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读书是传承文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根本意义乃是使人不同于禽兽而成为鲁迅早年说的“真人”，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国家得以成为正常之国家。话剧《伏生》表达这样的文化意义，利用的是“焚书坑儒”和《尚书》传承的历史题材。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是秦始皇非常重用的李斯提出建议并负责实施的，为的是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虽然那是为巩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但它毕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对我国秦及秦以前的文化典籍的破坏和儒家读书人生命的摧残极其严重，还为后来历代君王中大兴“文字狱”者开了恶劣的先例。历史记载，那时，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儒伏生，偷偷地将一部上古典藉《尚书》藏在墙壁夹层里，让《尚书》躲过了浩劫，得以保存。秦亡汉立，汉文帝重视书籍和读书人，伏生取出墙内的书，除损坏的部分，还剩二十多篇。眼看有学问的人所剩无几，汉文帝立即派人向伏生，学习《尚书》，并传抄这部经典，《尚书》于是得以传承。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61年），伏生去世，享年99岁。
《伏生》对这段历史纪实做了重大改编。一是隐去李斯为人的“善”的一面，而大力张扬他人品之“恶”，隐去李斯对协助秦嬴政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大力张扬他对中国文化史之“恶”，将“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更加突出为“儒”、“法”之争，突出“独尊法术罢黜百家”的色彩；二是将伏生“壁藏”《尚书》改编成他“心脑熟记”《尚书》，又将他熟记《尚书》变成他还熟记《论语》《孟子》等经典，并且增加了他不赞成“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主张“百家争鸣”。适应这样的改编，创作者虚构了伏生的儿子子勃、女儿羲娥、妻子闽姜以及一直暗恋羲娥的隐兮等人物，让这些人物都和伏生、李斯二人配置成一定的人物关系，又让子勃与被坑的众儒生勾连起来，再在这众多的人物关系之中虚构相应的故事情节和细节，虚构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环境与氛围。这样一来，历史上李斯和伏生二人在“焚书坑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并非都具有戏剧特质的事情，在这台话剧里就都具有了戏剧特质并且戏剧化了；而纯粹作为戏剧元素的虚构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不仅是戏剧化的，还因为勾连着伏生、李斯乃至秦始皇等历史人物，坐实在其时其地的“焚书坑儒”和汉文帝登基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期中，戏剧也历史化了。于是，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融合，就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就给创作者在剧中编织尖锐的戏剧矛盾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给人物创造相应的出人意外的戏剧动作和笔底生花的戏剧语言，给在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中活动的个性鲜明的戏剧人物及开展的腾挪跌宕的戏剧情节，铺设恰当的戏剧环境，渲染合适的戏剧氛围，他们就给自己创作出一个可以自由驰骋的戏剧时间和空间了。结果，戏剧人物，尤其是伏生这个戏剧艺术形象，一个为传承《尚书》亦即传承中华文化的老人，在经历了人生的痛苦遭遇和生命的残酷博弈而终致取胜的民族精神的载体，也就在全剧中完成了他的文化负载和叙事担当的角色使命。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这样演绎伏生传承《尚书》的故事，即使两个小时演出的舞台戏剧文本没有明显的幕间和场次的划分，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的全剧叙事里，有些大的戏剧段落，比如“伏生焚书”、“伏生舍子”、“伏生弃死”、“伏生斥敌”、“伏生传‘书”等，还都是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的。你看“伏生舍子”的戏，当子勃从坑儒现场逃脱回到家里时，李斯带人追进了伏生的家，杀气腾腾地扬言，要是伏生和家人敢于藏匿子勃，一旦在家中抓获，便要满门抄斩。闽姜和羲娥都冒死保护亲人子勃，最后是伏生交出了自己的儿子子勃。李斯杀害子勃后，随从士兵捧进进子勃的人头，闽姜再也忍受不了丧子之痛，厉声痛斥伏生禽兽不如，愤而撞墙以死抗议李斯暴行，也表示自己和伏生的决裂。羲娥也愤而和父亲反目，绝尘而去。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伏生内心的痛楚绝对难以忍受！交不交出自己的儿子，他内心的煎熬难以言喻。他当然知道，舔犊之情是这世上生命的本能，人之为人的一种本性，古往今来都是“怜子如何不丈夫”！然而，这是一个生死抉择的紧急关头！交出来，立即失去儿子；不交出来，满门抄斩，自己也活不了！这时，心灵挣扎，生命搏斗，足以摧毁一切。这时，所有的伏生的舞台动作和语言，在场的其他戏剧人物的戏剧动作和语言，全都淋漓尽致地外化成了尖锐的戏剧矛盾和激烈的戏剧冲突，尤其是伏生自我的内心矛盾和冲突！终于，爆发了。虽然极其悲愤，万分无奈，伏生还是交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子勃。是他贪生怕死吗？不是！是他六亲不认，连禽兽也不如吗？不是！他的反常行为只有一个正常的内心依据和事理逻辑，那就是，他在生死挣扎中顿悟：他必须得活着，他要是死了，“文化也就亡了”。他不得不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只有妥协，只有投降，只有面对子勃的求救呼号和闽姜与羲娥的斥责，牺牲自己的儿子，只有用自己儿子的宝贵生命为《尚书》的传承，为文化不亡，为民族延续发展，做出惨绝人寰的牺牲，付出天塌地陷的代价！还有“伏生弃死”的戏，当他饱经了丧失亲情衣食无着，装疯弄傻，任人欺凌，受尽屈辱之时，他也曾想到死亡，想到绝尘而去，什么也不带走，那死亡绝对是一种解脱。然而当他面对一排绞索，踏上高台，只要往那绞索套中伸进自己的头颅就可以得到解脱的一霎那，他再一次在心灵挣扎、生命搏斗中战胜了就要到来的死亡，战胜了自己！他想到的还是，他不能死，他要活下去，为的就是传承《尚书》，传承经典，传承文化，他认定了，要是文化死亡了，“思想就停止了”。他于是选择活下去，哪怕是苟且地活下去。他活下去了，他终于等到了李斯的失败以至于死亡，等到了秦始皇的死亡和秦朝的覆灭，等到了汉文帝重新张扬《尚书》，张扬经典，张扬文化的新时代。可以说，全剧表现出来支撑着伏生活下去，一直活到99岁的，就是一个真理：只要文化不死，一个民族就会永生！这样的艺术演绎，自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而在给人以震撼的同时，《伏生》一剧同时感染了我们看戏的人。由于文学剧本的出色设计，导演带领演员和所有造型艺术工作者所做的出色艺术演绎，像“伏生舍子”、“伏生弃死”这样的戏，演出过程中，分明已经激起了剧场里众多观众的悲剧激情。听到台上伏生的激情表白，剧情进行中间，观众席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激情已然无法压抑的证明。这是创作者按照美的规律设置了尖锐的悲剧冲突，塑造了鲜明的悲剧形象，升华了感人的悲剧激情，创造了宝贵的悲剧价值的结果。其巨大的悲剧效果就是它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乃是一种悲剧的特殊美感。这种特殊的美感，人们就称之为悲剧激情。黑格尔曾说，“激情”是人们通过艺术对生活“真谛”理解而达到的一种高度的兴奋，一种强烈的情感活动。当然，在黑格尔泛泛说到的各种艺术激情中，悲剧激情最为强烈。而这悲剧激情无疑是在于，悲剧艺术既然通过苦难和毁灭展现了事物的价值，它除了给人以痛感之外，还会给人以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美感”。除了这种悲剧激情，《伏生》的一些剧情设计，也值得称道。比如“焚书”，当伏生推来一车包括《尚书》在内的竹简书籍的时候，一经点燃，从天幕上垂下一整幅的红绸，风吹，抖动，飞舞，激荡，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烈火，腾空而起，一阵燃烧，随后骤然坠落，剩下一堆火红的残烬，那融入剧情的舞美情景，也非常形象，非常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径直燃烧起了舞台下众多观众的心灵之火！《伏生》的这一类舞美加上灯光、音乐等等，如同有的评论说到的，还表现为，导演“用空灵写意的舞台承载具象写实的人物形象，创造性地将戏曲动作安插在话剧人物表达的一颦一笑里”。还有，“伏生的长吟，李斯的对弈，群儒谏言等戏份中，人物在话剧台词和戏剧身段中来回出入，自成格局，同时追求大开大合的舞台意象表达”。
另外，剧中，饰演奴隶、兵士、大臣、儒生、家具、典籍等近10个角色的“功能性演员”也是一大亮点。再就是将“面具”这一设计全面呈现，全剧出现了近10种类型面具分别代表不同角色和身份，据说，有近80张的面具面孔在舞台上集体亮了相。如此这般有创意，给当下中国话剧一种别样的艺术思考。我在前面说到，《伏生》这台话剧，将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了，现在，我接着还要说的是，当人们沉浸在观剧审美的兴奋之中的时候，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谁也不会再去管它究竟是真还是假，而宁可信其有，信其真了，信其为纪实性的历史的再现了。实际上，在这样的话剧艺术文本里，也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和谐统一。这其实是一种难度很高的叙事艺术。其中的奥妙在于，创作者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人物故事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和谐融合的时候，关键是在历史的框架里实施真正的艺术想象，展开真正的演剧艺术。无疑，这一切《伏生》都做到了。
曾庆瑞：中国传媒大学教授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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