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会在中学课本中减少了呢？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寻找原因，看看是否足以构成在教材中删削鲁迅作品的合理理由。改革开放之初，文化界奔涌着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潮流，鲁迅作品在学术界的阐释之下成为思想解放
与文化启蒙的火车头，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中学教材是不可能删削鲁迅作品的。当上世纪 80年代末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在现实中受阻的时候，一方面是国学的勃兴，一方面则是消解思潮的泛滥。这股在一切神圣事物上撒尿的消解思潮在世纪末终于把矛头对准了鲁迅，从王蒙的鲁迅多了会发生地震的摇头，到王朔的鲁迅不是思想家小说写得也很一般，冯骥才的传教士东方主义产生了阿Q，以及更为极端的鲁迅美学趣味粗糙恶劣并且是仇恨政治学的发明者[2]，再加上当代的多元文化倾向，过去被冷落甚至被屏蔽的一些作家如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作品就像是重新绽放的鲜花。如果说这两种原因导致鲁迅作品在中学课本中被大幅削减，那么，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王朔等人以消解思潮解构与颠覆鲁迅，本身就是出于对鲁迅的误读。由于受尼采的深刻影响，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鲁迅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解构主义者，这与西方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以尼采为他的精神前驱是同样的道理。他的《狂人日记》《阿 Q正传》等小说连同他数量较多的洞察国民性的杂文，揭露出中国传统文化阴暗面的底蕴，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性的颠覆。鲁迅以“文化恶魔”的强力“揭露出中国文化的大缺陷，暴露出内心的大黑暗，如果他和他的同胞不能从这种大缺陷与大黑暗中得救，就会在大缺陷与大黑暗中沉沦。 ”[3]至于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作品出现，也并不能改变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第一文豪的事实：鲁迅是东方作家中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尔斯泰、乔伊斯，而所有 20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没有任何一位的文学地位可以雄踞于托尔斯泰、乔伊斯之上。事实上在民国时代——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没有被冷落或被屏蔽的年代，鲁迅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也是现代作家中最多的。
至于内因，据说是“中学生与鲁迅有‘时代隔膜 ”：“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全国各地的一线语文教师不约而同地透露：时下中学校园里有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不好学，几乎成了中学校园里师生的‘共识。还有老师反映中学生的 ‘心声：‘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4]我认为这种“共识”基本属于杜撰：曾经是中学老师的王富仁教授对鲁迅推崇备至，以至于后来成了鲁迅研究专家；另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到中学讲鲁迅，非常受欢迎。我的硕士研究生也有两位在中学教语文，他们就没有这种“共识”。只要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就不能说是“共识”！而且按照那句顺口溜，应该是删除周树人，再删文言文，也不写作文，这样一来，中学语文几乎等于取消，语文老师也就可以下岗了。作文的重要性在中学教育中恐怕无论谁也不会忽视，我这里想重点强调一下中学语文中文言文的重要性。季羡林先生逝世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他是最后一位在大学里学习外文、研究专业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而国学根底仍然深厚的学术大师。为什
么呢？因为季羡林那一代人，包括钱钟书、朱光潜等很多学者，从小读私塾背诵了大量的古籍，因此，尽管他们的专业是外文，但是由于从小打下的古典文化的基础，国学根底都很好，因而能够触类旁通，成为跨文化的学术大家。然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就选择那么寥寥几篇文言文，即使全部背诵下来，根本就不能称为有什么国学根底，导致现在的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外文人才，基本上谈起国学往往就茫然不知所措。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的“三怕”恰恰是应该加强的而不是删削。鲁迅的文章在有些人眼里确实是“生涩难懂，不好学”，然而能够比文言文更 “生涩难懂，不好学”吗？对于求知而言，难懂才需要老师去教，一看就明白的文章往往与学生的层次相当，还需要老师教吗？至于说“中学生与鲁迅有‘时代隔膜 ”，恐怕也是一些人的想当然，因为鲁迅所剖析的一些社会与文化现象，就仿佛是针对当前的社会与文化现状似的。再说，中学生与先秦的诸子散文更有“时代隔膜”，跟外国的文学大师不但有“时代隔膜”，还有“地域隔膜”，难道我们就可以废弃不讲吗？最后来看“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作为删削的理由是否成立，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历史上伟大的杰作几乎都不适合选入中学课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从《周易》打头，包括《诗经》《春秋》《离骚》《国语》等作品，都说成是遭受劫难备受压抑的产物，认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后世基本上认定悲情沉郁的情感比光明欢乐的情感更近诗文，这才有“穷愁之言易好，欢愉之词难工”，“诗必穷而后工”，这才有辛弃疾的“为赋新词强说愁”，更何况，鲁迅不但有“曾惊秋肃临天下”的一面，也有“敢遣春温上笔端”的一面，从早年的“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到晚年对中国人自信力的肯定，并不都是“看不到希望”。因此，删削鲁迅作品内因的所有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认为鲁迅作品在高中阶段不应该删削而应该增加，并不表明现在教材中的篇章不可以调整。事实上，我认为中学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了。首先，在中学阶段要使学生对鲁迅有全面的了解，选择能够代表鲁迅思想与艺术的篇章进入教材。现在选入的作品，有的对于鲁迅作品没有代表性，譬如《呐喊》中的《一件小事》，是鲁迅《呐喊》《彷徨》中惟一一篇被启蒙者高于启蒙者的小说，对于以启蒙为主调的《呐喊》《彷徨》来说是很另类的一篇小说，更不能代表这一时期鲁迅对群众暗淡的看法，这篇小说艺术表现力也很一般，让学生觉得文豪的水平也就如此而已，所以建议将之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彷徨》中的《示众》，这篇小说虽短，但很能代表鲁迅的启蒙姿态，艺术表现力也非常好。另外一些篇目虽然对于鲁迅很有代表性，如《狂人日记》与《阿 Q正传》，但前者由于象征技巧的运用而很难懂，后者又太长。《狂人日记》难懂到何种地步，可以从夏志清与王朔的解读看出来，夏志清对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没怎么读懂，后来受到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之后，才发现这篇作品确实是杰作；王朔在《我看鲁迅》中将《狂人日记》看成是幼稚不成熟的摇滚，更是看走了眼。一个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个是当代著名作家，尚且没有看懂，选入中学教材有点不太合适。然而因其是代表鲁迅成就的杰作，在高中阶段最后一篇鲁迅作品的讲解中，应该加一堂课，将这两篇作品加以讲解，并将之当初课外读物，并告诉学生现在读不懂没关系，到大学再去深究。这样给学生一种对于继续探索鲁迅的兴趣，不至于将学生搞得厌烦。
其次，鲁迅不但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是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令人惊叹的高度的文学家，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入应该兼顾这两个方面。就思想深度而言，对《灯下漫笔》等杂文的选入已照顾到这一方面，笔者也不建议选入更有思想深度的《墓碣文》等文，认为应该选择有建设性的《看镜有感》以及《这个与那个》中的《捧与挖》《最先与最后》作为对《灯下漫笔》反传统的对冲。对于后者，建议选入《野草》中的《死火》《复仇》《淡淡的血痕中》《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些篇章既非朦胧难懂，又将一种情感升华到哲学的本体高度，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教师完全可以将刘半农的《呜呼三月一十八》、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鲁迅本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与《淡淡的血痕中》进行比较，以观这篇散文诗的表现力之优点。也可以将《复仇》与鲁迅的《呐喊 ·自序》《示众》等进行比较，赏析这篇散文诗的高超表现力。看了这些篇章，一个大手笔的文豪形象也就在中学生心目中树立起来了。
再次，初中与高中课本的选入标准应该不同。初中应选入鲁迅那些怀乡念旧的优美篇章，像《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等作品以及有趣的杂文，同时也应该将《示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选入，以见鲁迅思想的主导方面。到高中阶段再选入《灯下漫笔》《死火》《复仇》《淡淡的血痕中》等更为深刻的作品。最后，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对观念的冲突进行协调。《灯下漫笔》的选入必然与孔孟文章的选入发生观念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除了选取鲁迅另外的作品对冲之外，教师既要肯定孔孟对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的伟大贡献，又要肯定鲁迅使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杰出贡献，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中学语文教学才能真正使鲁迅作品走入学生心中。
注释：
[1]高旭东：《高旭东讲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3页。
[2]详见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3]高旭东：《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4]《中学生与鲁迅有“时代隔膜”》，《钱江晚报》
2009年8月12日。
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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