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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人类乐器的原始基因——中非原生态乐器浅析

时间:2023/11/9 作者: 艺术评论 热度: 11493
林 海

  非洲大陆拥有悠久的人类发展历史,它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当今的非洲文化被划分为阿拉伯文化和“黑人非洲”文化两大文化圈。本文所指的中非共和国(以下简称中非)是“黑人非洲”的中心地带,它是最能代表黑人非洲文化的国家之一。通过本文的论述,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中非原生态音乐文化现状,有助于人们通过中非原始文化遗存,进一步探索人类音乐史中关于乐器的源流。

一、 中非原生态乐器的种类及其形貌

中非原生态乐器,是中非共和国还保持着部落文化的地区和一些神秘社团遗存至今的民间乐器,是中非土著民族原始艺术的重要遗迹。这些乐器大多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各个时代,但仍保留着原来的式样、设计和发声特点,可堪称人类原始音乐文化的活化石。

  无论是在中非的高原地区,还是在热带草原地区,这些传统乐器都始终伴随着中非各部落原住民的生活、信仰和仪式等,它是中非人与大自然融合的产物。

  中非原生态乐器十分丰富,按照现代乐器分类法可分为三大类,即气鸣、体鸣和膜鸣乐器。

(一)气鸣乐器

1、树根喇叭 。树根喇叭又称树根号,属于班达族和玲达族这两个民族所使用的乐器。乐器取材于Banda和Bambuzi地区的一种大树,树名为OGO。本地土著人截取长在土外的横树根,稍加修整,便制作成长短不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树根号,当地人称之为ONGO-BROTO。演奏时,通过各自吹出高低不同的气鸣声构成和声的音律。

  2、角号 。用牛角或兽角制作而成,其制作工艺简单,去掉角尖,使角的内孔相通,在角尖的内侧钻一小孔作为吹孔。演奏时,横握角号,左手拇指按住角尖端口,口吹内侧小孔,通过气息大小和拇指开关端口以发出不同音高的乐音。此乐器在各部族普遍被使用。在Banda地区与树根号一起演奏时,常作为引领或控制音律和节奏的乐器。

(二)体鸣乐器

1、木鼓。木鼓又称树缝鼓,在中非名为DamuDamu。由一段直径约一米、长约一米六左右的整木制作而成。将木头腹内掏空,上方留有长缝扩音,树壁两边的厚度不一,可产生不同的音高。演奏时,将木鼓横放地面,用两根短木棒轮流敲击上方不同部位发出不同音响。

  2、 木棒琴 。由12根经过挖削后的木棒作为琴键,按照长短顺序依次排列竖放在长方框支架上,形成的一组打击乐器。由于每根木棒上方中段挖削的深浅尺寸不同,加之木棒材质、直径和长短不一,当演奏者用小木棍敲击不同木棒顶端部位时,木棒琴便发出不同音高而组成相对固定的音阶。

  3、木琴 。中非人称为Kalangba,由6—17块木制音板组成木琴的弦,音板松懈地固定在木框架上,每个音板下悬挂一个大小不同的兽角作为扩音装置。演奏者手持两根顶端装有木球的琴锤,敲击音板中部发出不同声音。木琴分小型悬挂式和大型木架式。悬挂式一般音板数在6—10块,整体背挂于演奏者胯前,便于行进式或原地打击;木架式音板数在12—17块左右,只能固定在原地打击。有时两种木琴在一起演奏,音律互补。

  

  4、响球 。响球是中非很多民族都有的一件乐器。用竹或藤条编成的空心球体,加上木柄,内装硬壳树种,演奏时双手分别握住其木柄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音响。

  

(三)膜鸣乐器

单面皮鼓,是由一段圆柱木制作而成,圆木掏空,立于地面,上蒙牛皮或兽皮。其形态不一,如圆柱形、桶形、细腰形、酒杯形等。单面皮鼓一般由三至四面鼓组合使用,演奏者用手掌或五指敲击不同的鼓面,发出不同节奏和音高的声响。

  以上谈到的是中非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民间乐器,从它们的形貌和音乐功能与现代乐器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基因脉络。从制作特征中可以感悟到原始树根号与现代铜管乐的号、吊兽角的木琴与现代吊金属筒的木琴、响球与砂槌、单面皮鼓与定音鼓之间的血脉关系。结合人类文化与科技发展史,可以推断以上所述的中非原生态乐器是人类器乐的祖先。

  除前文所讲述的乐器外,当地还有很多的乐器形态,诸如一些弦乐和弹拨乐。由于这些乐器大多是从阿拉伯文化圈中流传过来的外来乐器类型,与本文主要讲最早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中非本土原始遗存乐器的主题不相一致,故不在讨论之列。

二、 中非原生态乐器的表演形式及其特征

(一)乐器的组合形式

由木鼓、单面皮鼓、木琴、木棒琴、响球组合一起,通过击打演奏而形成的音乐形式——击奏乐,它是中非原生态乐舞的主体音乐,在任何民俗文化活动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击奏乐主要是对节奏的强调,先由木鼓引入了密集的节奏音型,响球奏出匀速的节奏作为背景,铃和皮鼓在其中穿插,木琴、木棒琴奏出简单的旋律,体鸣乐器与膜鸣乐器的结合,形成遥远而充满感性的旋律,在动感的鼓点中轻轻飘摇。整个音乐中节奏起到了决定作用,节奏强烈、变化复杂,而且呈现出多线条的特点。

  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独有的音色和音律,它们在统一的节奏上穿插配合,产生出丰富多彩的多声效果。其实,单独聆听某一件乐器,我们都只能听到点描式的单声线条,它们如同自然界中的各种声响,但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所给人带来的震撼音响效果则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这正应证了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吴式锴先生“当乐音从自然声音中被分化提取,特别作为一个概念被人类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意义之后,节奏则完全与乐音的进行融为一体”的论断。

  这种乐器的合奏是具有中非特色的音乐表演形式,其节奏激烈热情,充分地表达了中非人民豪放、乐观和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这类音乐在中非音乐中占很大的比例,其中它们把打击乐与其它乐器同等对待,所以器乐合奏是最为盛行,且最具中非音乐风格的音乐表演形式。可以说,它们是现代和声体系的先声,也是现代乐器重奏和交响音乐的雏形。

(二)与歌舞的组合形式

各乐器除可以单纯的器乐演奏外,更多的是和歌唱与舞蹈融为一体,作为歌舞的伴奏形式。中非原生态音乐中的歌唱一般都是以群体演唱的方式出现,歌唱与舞蹈相辅相成,很少有单独的歌唱出现。表演过程中,一般没有专门的歌唱者,领唱是由一击奏乐员或领舞者担任,应答演唱者也是其他乐员和群舞人员。在击奏乐的伴随下,歌唱呈现嗓音高亢、自然,节奏欢快、激昂的原生态特性。歌唱往往是几个重唱声部即兴加入,配合着欢快的打击乐器,人声与乐器都演奏着各自的节奏,其中切分音与复杂的节奏的广泛使用,使得音乐更具律动性。同时,激情的鼓乐配合着热烈而欢快的舞蹈让我们充分感受到“黑非洲”歌舞的独特风格。

  在这种组合形式中,歌舞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即兴性,这需要乐者与歌舞者的高度默契。此时,器乐在节奏上与歌舞组合较为容易,但在多声关系的配合上就显得尤为困难了。而在表演之前器乐伴奏没有乐谱,也没有事先的排练。在给歌舞伴奏的过程中,一些旋律性乐器,如木琴、木棒琴、树根号等在节奏的背景下还要即兴地演奏出一些与歌唱协和的音调,为歌唱构成和声效果。这就要求歌、舞、乐三者必须完美地配合,最后所展示给我们的效果又是那么地和谐自然,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复杂而清晰的音乐关系,就构成了中非音乐表演形式中原始的多声形态。

(三)宗教仪式上的鼓乐

在中非,每个即将成年的男女青年为显示已成年以迎接人生的新阶段,都将经历庄严而神圣的成年礼,即是割礼,这也是宗教的要求。一般情况下,要举行割礼的孩子家庭,首先把亲朋乡邻请来,飨以酒宴。在行割礼之前,这些少年要头插鸟羽,脸涂垩粉,肩披兽皮,腰系树枝,手携木棒,伴随着激越的鼓角声摇臂扭臀手舞足蹈,以祈求神灵护佑。在割礼仪式完成后,整个部落的人们还要聚集在一起进行庆祝,这种情况下鼓乐更是必不可少的。此时,鼓乐在这样的宗教仪式上不仅仅是一件乐器,它们更是神器。它们是民间巫医与神灵交流通话的工具。

  在其它宗教礼仪中,这些原生乐器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诸如在祭祀天地、图腾以及祖先时,或是庆祝丰收、婚丧嫁娶等礼仪活动中,人们都要演奏乐器以感谢上苍和神灵,并进行各种祝祷活动。

三、 中非原生态乐器的社会功能属性

中非原生态乐器常常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劳动、宗教礼仪等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它们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地域文化,它们在当地人眼里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物质属性,常常被赋予鲜明的个性,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和语言,都有它专属的主人。它们所表达的精神与情绪,几乎充斥着中非人每一项社会活动,在中非人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显示它们强大的社会功能。

  在当地人的生活中,鼓被认为是传统音乐之魂,成为各民族、部落与身份的象征,它利用力度的强弱、敲击部位的差异来传递信息。同时,鼓乐还支配着其民族精神,只要有鼓乐,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瞬间被激发,诸如在战争中、狩猎活动中击打鼓乐能鼓舞人心、显示自我的强大;在欢聚的庆典中传递部落族人的激情与喜悦。这种节奏性打击乐器是中非音乐织体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东西,丰富而独特的节奏是黑人音乐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这些乐器所奏出的声音,给人以神秘的色彩,是力量与信仰的象征。它通常伴随着教化青少年仪式的全过程,在鼓乐与歌舞中教会他们战斗、生存技巧和生活的本领。另外还有一些神秘社团,他们也运用一些乐器演奏来祛魔治病,使人对神灵充满敬畏,成为人与神灵交流的工具,在现实与宗教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它们成为能与大自然交流,与神灵沟通,与祖先对话的工具,使它们具有超越其自然属性的神性。

结 语

音乐是中非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非的传统乐器演奏,又是中非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较为原始的乐器,向世人再现着人类祖先创造音乐的历程;优美的旋律和激情的合奏,展现着部落生活与大自然的和谐。千百年来,中非的原生态乐器承载着人类乐器的原始基因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是人类音乐史上的珍贵遗产,这正是它们在音乐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1.饶文心:《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2.吴式锴:《和声艺术发展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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