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鸿志

　　

　　苏绣作为苏州工艺美术众多门类之一，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细腻、雅致的艺术特点似有几分苏州人的性格；它的精巧、灵秀又具有苏州工艺美术的总体特征；与苏州的人文历史一脉相承，因此，近些年苏绣被冠于“苏州城市名片”之誉。

　　苏绣最早发源于苏州吴县一带，后传至周边地区的无锡、常州、扬州、宿迁、东台等地。从广义上讲，“苏绣”应包括“苏南绣”和“苏北绣”；是指以苏州为集散中心，遍及江苏全境的一种手工刺绣，其中长江以北的绣品，又被称为“苏北绣”，俗称“江北绣”。而狭义的“苏绣”应指“苏南绣”；但一般人们把苏州本地人所作的刺绣，看成是狭义上的“苏绣”，所以又称为“本地绣”。我认为这一狭义的解释并不太合理，因为常州的杨守玉及她的一些弟子，在苏绣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及贡献是绕不开的。“苏绣”概念的解释，一方面要从地域、从事的人及人数的多少、影响力等因素考虑，另一方面也应从苏绣的风格特色等因素去考量，所以说“苏绣”狭义的解释，应为“苏南绣”。而苏州“本地绣”又是“苏南绣”的代表，也是“苏绣”的象征，在刺绣市场“苏绣”一般指“本地绣”，具有一定的特指性质。这样解释可能更为合理一些。

　　苏绣由远古先民们作为一种服装纹饰发展到今天成为了一门民间艺术，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蜕变。纵观苏绣整个历史进程，苏绣与美术的关系，与绘画的关系，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明代的吴门画派，晚清时期的西洋绘画以及近现代学校美术与刺绣教学的结合，都对苏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代是苏绣发展的全盛期。从苏州城里出现的一些与刺绣有关的巷坊命名，诸如绣线巷、绣线弄、绣衣坊、滚绣坊等可见苏州刺绣的盛况。当时皇室享用的大量绣品，几乎都出于苏州刺绣艺人之手。苏绣在民间也是运用广泛，形式多样，各路竞秀，名手众多，刺绣也逐渐由日用品发展到了观赏品。在清末民初，有一个人的出现使苏绣名声更是远扬海外，1915年苏州刺绣名手沈寿创作的一幅《耶稣临难像》，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并获了金奖，在国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一幅在苏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沈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绘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开创了仿真的新绣法，使苏绣有了更具观赏性的艺术视觉效果，拓展了“苏绣”在表现上的空间，这也预示着苏绣面貌将有一次大的改变。

　　“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在“科学的”就是“先进的”思想影响下，认为西方绘画讲解剖、讲透视是“客观的”科学做法。此时传统绘画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康有为说：“今宜取欧西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陈独秀更是疾呼 “美术革命”的口号。传统绘画在“洋为中用”、“中西融合”等思想的指导下，改变了原来师傅带徒弟式的传授方式进入了学校，在上世纪初，刺绣也被纳入到了学校教学的科目中，由于刺绣与绘画相通性的特点，再加上学校的教学形式本身就是西方模式，因此学校的刺绣教学受西方绘画的影响是必然的。画写生，学素描也就成了学习刺绣的重点基础之一。例如，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开设的刺绣班，就十分注重这一形式的教学，培养了一批对日后影响至深的刺绣人才。

　　杨守玉跟从吕凤子学习美术，后被吕凤子聘到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她不仅能画善书，更是一位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刺绣高手。她在刺绣创作及教学上有着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她所创作的“乱针绣”可以说是另类材料的绘画表现形式，是她对视觉审美表现与认识的一种体现。就她作品的视觉效果来说，仍然可以把它看成是“仿真绣”的延续与发展，但与沈寿的作品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沈寿的仿真绣，更多的是一种对仿真效果的追求，而杨守玉在仿真效果的追求过程中，更强调了刺绣表现效果的追求与创造，她所开创的乱针绣法及其作品更具视觉冲击。杨守玉的成功是她多种学养功底的最终体现，特别是对西方素描的表现，有着比较深的研究与认识，因此她的刺绣作品更具绘画性的语言与视觉，对其以后整个刺绣的发展影响深远。

　　任慧娴是又一位在苏绣艺术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任慧娴1935年毕业于正则女校并留校任教，随后继续跟随其老师杨守玉。她凭借着深厚的素描功底与娴熟的乱针绣技法，创造出了“虚实乱针绣”（我认为这一说法不够严谨，有待商榷）。她创作的作品比杨守玉更注重刺绣画面视觉空间的虚实表现，使“乱针绣”的精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谓的“虚实乱针绣”，我认为总体上仍然是杨守玉对刺绣画面视觉效果追求的延续和发展。所不同的是她利用针线特点，在借鉴西画某些处理手法时，更进一步强化了素描表现中虚实效果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任慧娴的作品表现样式，也是乱针绣发展的必然。因为乱针绣法所追求的就是空间的虚实与物像体积过渡衔接的柔和处理，而到了任慧娴那里，她把源于素描的线条表现方法转化成刺绣作品中的一种富有形式机理美感的针法，使乱针绣法对形象的表现更趋于完美。所以说，任慧娴是杨守玉乱针绣技法的延续、发展和进一步精致化的结果，也是沈寿追求“仿真”效果的进一步艺术化处理的最高境界。

　　从三位刺绣大师的作品来看，沈寿是一个影响苏绣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她开创了苏绣艺术追求的另一番新天地；杨守玉在追求西画式的“仿真”效果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乱针绣法，使艺术表现与刺绣针法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任慧娴延续着杨守玉的艺术观点与艺术追求，结合自己扎实的绘画功底，使刺绣更具绘画式的表现力，也使刺绣画面“仿真”式视觉效果的艺术性追求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一座由三个人共同完成有着别样景致的刺绣艺术高峰。

　　如今，就刺绣技法来说不会逊色于我们的前人，也许还有发展。但其艺术的趣味性就很难说了，这也许是现在刺绣行业内“刺绣人才后继乏人”呼声不绝的原因之一。刺绣人才的培养问题一直是一个被关注与热议的话题，2012年4月在上海东华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刺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论坛会上，许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学校也在人才的培养上做着各种努力，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好事。最近苏州有一技校针对初中毕业生在招收刺绣专业的学生，据说报的人还不少，而且生源基本都是来自市区。在刺绣人才的培养上，不能就事论事，简单化的培养。关键是要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等问题上多考虑。作为学校来讲，它应培养的是具有对苏绣艺术有较深认识与理解的、具有一定传承使命感和传承能力的人，这也是现在“非遗”传承过程中所遇到的关键性问题。同时学校更要肩负起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职责，苏绣作为一个教学的内容，教育的形式载体，可以使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它、喜欢它，目的不是要让他们去从事刺绣，而是使苏绣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是苏绣传承、保护与发展所必须的土壤。

　　至于苏绣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的问题，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苏绣发展的历史与上面提到的三位刺绣大师的成长背景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感悟。

　　沈寿（1874-1921）生于苏州一个古董商之家，从小随父亲识字读书。家藏的文物字画丰富。其夫余觉出身书香世家，能诗善书画，夫妻唱和，画绣相辅，相得益彰。1904年沈寿受清朝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交流和研究日本的刺绣和绘画，回国后被任命为清宫绣工科总教习。光绪十六年，沈寿在苏州创办同立绣校，1914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沈寿被邀担任该所所长，其夫余觉担任南通平民工场经理。但不幸积劳成疾，临终前在张謇的协助下完成了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著《雪宦绣谱》。

　　杨守玉（1895-1981）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早年受学于史良父亲史聘三先生。1910年在刘海粟常州青云坊创办的图画传业所里学习绘画，随后到武进县立师范师从吕凤子学习美术，1915年毕业后被吕凤子聘到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她能画善绣，能诗能章，篆刻书法无不精通。对刺绣艺术理论和教学有其独到的见解，并在绘画艺术与刺绣技法相融合的探索实践中取得突出成就。解放后参与了苏州刺绣学校的创办、教学等工作。

　　任慧娴（1916-2003），15岁进入正则女校学习，主攻各种刺绣传统针法技艺和绘画、文史等。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跟随杨守玉学习。她凭借着深厚的素描和乱针绣功底，运用虚实结合的线条，绣面洗炼活泼，疏密有致，线条感极强，使“乱针绣”达到了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1952年，任慧娴参与苏州刺绣学校的创办并担任了教学工作，随后又参与了创办苏州刺绣研究所，并历任苏州刺绣研究所刺绣针法研究室主任。撰写了多篇文章和与人合作编著了《乱针绣技法》一书。

　　苏绣作为一门艺术，对人才的要求，不仅仅需要有娴熟的刺绣技艺和一定的绘画技能，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及较高的认识能力。就如同画家一样， 眼界的高低决定了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因此苏绣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需要的是优秀画家式苏绣人才。

　　苏绣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传统工艺，它不仅是当今“非遗”的宠儿，也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载体。因此我们对这一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的辅导，目的很明确：把苏绣作为一个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意识的项目引导，以学习苏绣传统技艺内容为形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开拓学生的视野与知识面，结合学生自身美术专业的绘画基础优势进行刺绣创作创新实践。我们是通过这么几个环节来实施这一目标的：首先，组织学生到镇湖刺绣之乡对绣娘、绣庄、商家进行走访做问卷调查，了解相关信息，参观刺绣博物馆，请绣娘进行刺绣示范，同时进行相关的作品赏析与讨论，以各种形式使学生对苏绣有一个总体的认知和了解。其次，在此基础上聘请有丰富刺绣经验的绣娘进课堂，进行苏绣技艺的传授与辅导，使学生对苏绣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体悟与实践。最后，在学生毕业创作阶段，让学生把刺绣技艺与绘画创作相结合，把穿针引线看成是另类材料的绘画创作过程。最终完成的作品效果不错，虽然是学生的初次刺绣自创作品，有些稚嫩，却有一定的新意，绘画性较强。

　　注释：

　　[1][2] 潘耀昌编：《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