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深厚、有强大生命力、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辐射力，是我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农村群众民间信仰活动由来已久，有善风善俗，也有陈规陋习，两者交织缠绕，共同组成中华乡村文明的存在。从国家总体利益着眼，从群众文化活动建设着手，研讨群众信仰活动存在的合理性，容其走出灰色地带，给予一定的合法存在空间，加以创新和改造，使其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建设的深厚土壤。
关键词：文化；农村；信仰；中国梦
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不断演进。民间对于福禄寿喜财等神祇由来已久的崇拜，对福星高照、天官赐福、五福临门（五只蝙蝠图形贴于门上）、及吉庆有余（鱼）、岁岁（碎碎）平安、年年高升（年糕）、早生贵子（红枣、花生、桂圆等）等的祈求，充分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虽并无多少科学道理，似亦无可厚非。宽容视之，凡此种种美好的联想和积极的心理暗示，对于底层民众调适苦乐无常的世俗生活，或许不无积极意义。正确引导民间信仰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中国梦传递正能量，移风易俗，积极引导民间信仰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某村民间信仰和文化活动调查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洛阳市某村民间信仰和文化活动调查显示，该村中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村民人数占比不高，但大多数村民崇仰祖先，相信鬼神，甚至在部分党员干部当中也部分存在。群众性文化活动较少，逢有婚丧嫁娶活动时有放电影、搭台唱戏、说书等全年不超过10次的文化活动，多数村民最经常的文化活动就是看电视，也有占比不高的村民沉迷与赌博等恶习。历史上曾经在该村红火存在的斗鸡、打特、社火等传统习俗，已经无人问津。
从信教村民情况看，多为文化程度不高、年龄较大、女性为主的不愿意外出务工人员。总体上文化水平较低，自主判断能力差，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价值判断标准模糊，多数是受家人和邻居的影响参加信仰活动。作为不发达的农村区域，传统文化理念影响力仍然比较强大，村民敬天法祖、相信鬼神的情况普遍存在，虽经过多年教育洗礼，近年来有沉渣重起之势。封建迷信活动日益猖獗，封建迷信性消费相当严重，算命、求签等活动很有市场，一些“巫婆”“神汉”的活动也由过去的偷偷摸摸变为公开或半公开，到处装神弄鬼，骗人钱财。婚嫁、殡葬、开业、修房、迁居、上学、甚至出门，找风水先生看吉凶、选吉日的人越来越多，算命、求神、问挂的生意兴隆。
从群众文化活动的情况看，多为看电视、放电影、搭台唱戏等，这些活动有多是与村民婚丧嫁娶相关的自费活动，其他如公益性演出、节庆文化活动、文化中心硬件建设、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等精神文明活动困乏。该村没有文化活动场所，村集体没钱用于文化投入，文体设施缺乏，大部分村民缺乏休闲意识，精神生活贫瘠。
二、群众信仰活动与文化活动关系分析
农村群众信仰活动由来已久，有善风善俗，也有陈规陋习，两者交织缠绕，共同组成中华乡村文明的存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绝大多数的农村集体经济弱化导致农村社会建设合力弱化，优良传统渐失，削弱了农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农村的发展和建设，文化建设是精神动力和强大智力支持。缺乏支撑的文化建设的弱化，恶化了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环境，又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发展和建设。
（一）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资本日益向沿海和城市集中，广大的内地农村日益被资本抛弃，甚至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流入沿海、城市地区，造成农村的空心化，掏空了农村发展的力量。农村逐渐成为儿童、老人和妇女的留守所，沦为外出务工人员节假日的休息所和精神的慰藉所，农业成为糊口粮生产的副业，农业生产被农民自身轻视抛弃。失去力量的农村、农业、农民，日益空心化、边缘化、原子化，农村、农民、农业日益失去力量感、存在感，“三农”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日益庞大的资本力量面前，社会滋生严重的拜金主义现象，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现象。传递到农村后“物”“资本”“不公”的力量进一步被神化，农民无力面对如此强大的、被自身神化的力量，只有敬畏、服从、拜服，继而产生命定、命运的思想，形成当代农村形形色色信仰的深厚社会土壤。本来就延续不断的民间信仰基础，遇有如此“厚土”，很快滋生出强大的生机，几乎影响、涵盖、囊括农村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各方面，多年努力打破的神权有再次统治广大农村之势。虽说法律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应该是文明、科学、民主、富足，社会发展大势不应逆转。
（二）文化教育的影响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过去的农村、农民普遍存在的思想意识，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意识，促使很多农民勒紧裤腰带也要供养孩子上学，以便将来跳出农门，奔向幸福生活，改变家庭命运。但是，这些跳出农们的农民子弟，带走了思念、资金，却并没有给家乡带来改变，甚至还要家庭给以各种贴补。跳出农门的子弟被称为命运好的人，跳不出的全是命运不好的人。无人去想，为什么学到了知识不用于发展家乡、造福桑梓？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跳出农门？这些人是什么人在供养？随着国家包分配政策的取消，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增加，很多农村、农民开始轻视教育，认为上学不如早辍学出去打工，反正早晚也是打工挣钱，没有区别。这两种情况的对比，从根本上反映了农村文化教育的最真切状况：渴盼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却又极其轻视文化教育的作用，不了解教育的作用，文化教育严重缺失。
文化教育的缺失导致，导致农民群众不能很好地了解和运用科学，不能解释和认识自身周围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不用说了解和认识社会发展现象。无知导致迷信，未知现象的难解往往容易被引入神秘主义，鬼神由此产生，宗教信仰由此泛滥，精神文明建设无从谈起。文化教育的缺失，也导致农业生产的落后，更受大环境影响，促使农业无利可图思想意识的产生，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壮年流入城镇，进一步导致农村失去发展的力量。靠天吃饭，靠打工挣钱，靠宗教指导生活。
（三）传统文化的影响
民间信仰盛于宗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在中国文化史中，儒家独强。儒家虽然重人事，疑鬼神，但十分重视对鬼神的祭祀，把神道作为教化之道看待。历代统治者都把宗教和神道纳入社会调控系统和文化教育系统，使之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因素；讲君权神授，自己受命于天；讲“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
几千年来，“敬天法祖”观念渗透进每个炎黄子孙的灵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信从天命成为美德，敬鬼神成为习俗。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而是信天命、信鬼神或有鬼神观念的人。不少人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没事就不信；为了求得庇佑，不论是儒释道，不论是鬼神上帝，或是菩萨圣母，都可以信。鲁迅曾说：“中国根袛全在道教。”他所指的“道教”，包括那些为了迎合民众信仰需求而被道教接纳的民间信仰。在上海地区，佛教也吸纳了不少民间信仰。或者说，民间信仰活动借用了佛、道教的形式。经佛、道教的推波助澜，民间流传的神特别多，民众举手投足往往先敬鬼神，结婚、造房甚至出门都要择一黄道吉日；商铺中供财神、购房请人看风水、工程开工先敬神明已不是个别现象。更令人震惊的是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求签等活动在党员干部中很有市场，甚至甚于普通民众。据国家行政学院2006年在900名县处级干部中进行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近三成的人“很相信”或“有些相信”。而中国科普研究所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这一比例仅为21%。
（四）群众精神需求的影响
能够最便捷、廉价地满足信众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目的，民间群众信仰的重要特点是实用性和功利性。农民一般不关心高深的宗教世界观问题，他们只求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只要“灵验”，随便是佛、菩萨、神仙还是什么老爷，甚至上帝，都可以；哪种灵验、方便、便宜、熟悉就首选那种；因不知哪尊神“灵验”，见神就拜，多方烧香，相信礼多神不怪。
一是老年人寻找精神寄托。他们卸去了工作和社会角色，有了空闲，开始考虑终极关怀问题，寻找精神寄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大多参加了非农就业，甚至搬离农村，出现大量空巢老人，他们更需要精神慰藉。外来务工者远离家庭和亲友，为求平安和融入当地社区，也到宗教团体寻求慰藉和关怀。这些人有的参与宗教活动场所的活动，有的参与民间信仰活动。二是为自己和家人求健康。在农村，看病求神驱鬼是一种习俗。近年来，由于农村医疗保障力度有限，农保收入与昂贵的医药费相比略显微薄；许多疑难杂症和慢性病没有特殊的医疗手段，一些人只能在宗教中寻找心理安慰。此次调查表明，因病信教者达64%以上。地方神中流行最广的施相公、二太子、瞿公真人、杨老爷、秦琼等均有“治病”功能。三是为家庭和子女求福。老农们衡量子女是否有出息，主要看能否考上大学，有一份体面工作。“有出息”的子女往往离开农村，“空巢”老人一方面通过宗教寻求精神慰藉，一方面继续为远离的子女祈福。子女“没出息”的老人，面对不如意的生活现实，形成失落和自卑情绪，对隔代的希望更强烈，向神明的祈求也更勤。四是中青年求财、求官。
三、改造民间信仰活动为群众文化活动所用
面对历史悠久，反复出现，禁而不绝的群众信仰活动，我们是否可以改变思路，从国家总体利益着眼，从群众文化活动建设着手，研讨群众信仰活动存在的合理性，容其走出灰色地带，给予一定的合法存在空间，使其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建设的深厚土壤。
（一）从中国历史传统看
在中国历史上，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深厚、有强大生命力、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辐射力，是我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我们曾经成功地将西方基督教的影响排斥在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之外，其原因就在于此。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中国传统信仰没有充分获得合法地位，特别是民间信仰活动没有获得合法地位，且以后被反复“破除”。在此大背景下，设立国际性比较强的宗教活动场所较松，佛道教较严。进入21世纪，形成信仰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人数大大超过天主教、基督教，而天主教、基督教场所数大大超过佛道教场所数的情况。
可以考虑让民间信仰名正言顺地参与宗教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纳入群众性文化活动建设工程系统。当前，如果处置得当，民间信仰活动并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1949年前，民间信仰活动从未对历朝政权构成过威胁。在农村，参与民间信仰活动者以老年人居多，他们对生活的期望不高，大多已有基本社会保障，更多的是寻求精神慰藉和寄托。从国家安全看，让他们进行分散的民间信仰活动，比每周一次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教育”要有利得多。再者，民间信仰虽然分散，不太强势。在基层却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认同度，信仰活动弥漫全社会。适当保留一些民间信仰，可以抵御西方宗教的过渡发展，以保持教态平衡。
（二）从文化多样性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举行第31届大会，中国政府派代表参与起草和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一条说：“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个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文化的独特性，注意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特有文化，并且把它看作是人类精神活力的一个源泉，同时也是维护精神世界“生态平衡”的必要措施。“文化多样性”原则的确立，是20世纪人类思想的进步，也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宽容和平等奠定了文化基础。20世纪以前，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西方文明”为“文明”，以“东方宗教”为“异教”和“迷信”，主张以“科学精神”对亚非拉民族的宗教进行“移风易俗”式的改造。基督宗教曾经过分强调它的“普世性”，有些传教士不恰当地要宣传西方生活方式，取代当地文化。2005年7月，亚洲各国在中国广东佛山举行“文化部长论坛”，发表《佛山宣言》，呼应《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启动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工程，加强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保存和编纂工作。民间信仰中的许多独特成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应纳入保护范围。
（三）从以人为本和心理疏导看
我们制订和贯彻宗教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在2006年召开的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问题，被放到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范畴来认识。这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宗教工作领域的体现。民间信仰有这么多“人”、这么执着地信仰，如果我们不给予充分的关注，不承认其信仰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忽视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需求。如果我们只堵不疏，或者疏得不够，实际上是没有满足这一层次信众的信仰需求。对信仰民间宗教者而言，他们这方面的权利就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承认民间信仰活动的合法性，就可以理顺这部分信众的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心理疏导”概念。把心理疏导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之一。从前面所述看，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人更多的是寻求精神慰藉和寄托。如果能够用廉价、便捷、“灵验”而对社会不一定构成威胁的办法，就能够对相当一部分人达到心理疏导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从凝集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看
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蕴含着华夏民族意识，保存了以黄帝、尧、舜为传序的道统文化，体现了眷念故土的寻根情怀。客观上，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已成为一切背井离乡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尤其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和途径。通过这种交流，台湾百姓增进了认祖归宗的感情，对推动两岸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仅以妈祖信仰为例，近几十年来，妈祖信仰在台湾发展成最大的民间信仰，据说全岛共有大小妈祖庙800多座，近千万人口信仰妈祖。在台湾政治、文化、教育和道德领域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海外，华人华侨出国时带去的宗教信仰，包括民间信仰，往往演化为民族共同心理和传统习俗，具有强大的向心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群众民间信仰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而，能够起到一般性群众性文化活动起不到的作用。群众性文化活动完全可以借鉴民间信仰活动的方式方法，甚至直接对一些本土的民间信仰活动加以改造，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群众文化建设活动，从而促使群众民间信仰活动与群众性文化活动共生共长，交相辉映，成为中华文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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