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珍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1年7月21日－8月9日的首都剧场，因为徐昂导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告别话剧30年的陈道明重新站到了舞台上，他与何冰两个男人的喜剧妙趣横生，意韵生动，首轮18场16200张票，在开演前10天就被预订一空，首轮演出以437万的票房赢得市场与口碑的双赢。这或许可以说明，这个时代的大众需要喜剧，在浅俗化、片段式的小品喧嚣过后，观众需要有思想深度、人性厚度和讽刺力度的喜剧。

一、喜剧的本土化演绎

《喜剧的忧伤》改编自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中日战争时期，一个名叫“笑的大学”的小剧团准备上演一出喜剧，剧本在上演前必须经过审查机构审批，如此一来，战战兢兢的编剧遭遇了谨慎严厉的审查官。在随后的7天里，审查官不断提出意见，肆意刁难编剧，强令修改剧本，在阻碍与适应、压制与对峙、否定与抗争之中，两个人居然一起出主意，完成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此剧1996年首演于东京，2004年被改编成日本电影，2006年英国老维克剧团将其改编后在伦敦西区的里士满剧院上演。

　　如今，北京人艺的年轻导演徐昂将《笑的大学》重新进行改编：

　　一是将故事背景挪移到中国，变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由于中日战争对于两国而言性质不同，当故事背景挪移到中国后，人物身份、心理特征、喜剧基调发生了微妙变化，增加了一种现实的讽喻性和淡淡的悲情，因此徐昂干脆将其更名为《喜剧的忧伤》。其实，人世间的悲喜并非截然对立，此剧的演出，喜剧从忧伤中获得活力，忧伤从喜剧中引发哲思。

　　二是剧中人物身份的置换。强硬、刻板的日本审查官向坂，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审查官；软磨硬缠、韧劲十足的日本编剧椿一，被中国战时大后方一个小剧团的落魄编剧所代替。只有职务称谓，没有具体姓名，让这两个人更具典型性和泛化意义。为了增强人物心理动机的合理性，徐昂把陈道明扮演的审查官的外形做了喜剧化变动：此人的眼睛蒙上了海盗一样的单只眼罩，原因是他曾在战场上负责政治动员，被敌人刺瞎一只眼后，复员成为剧本审查官。他一身黑色中山装，胸前佩戴国民党党徽，语气冷淡，行为刻板，颇具冷幽默的特质。何冰扮演的编剧，一身战时知识分子打扮，在审查官面前既有紧张的惶恐，也有狡黠的心性，更有得意的逞能，在察言观色之中，因势附形，以看似笨拙、怯懦、被动的举动，不时抖落出他那令人捧腹而笑的机灵。在与审查官“打太极”之中，尽显其喜剧编剧的幽默天性，逐渐操控了整个事态的进行。

　　三是戏剧语言的本土化。原剧当中，文字颠倒、语言游戏是编剧的搞笑手法之一，因此正在被审查的喜剧名曰《朱丽欧与罗密叶》，审查官不让剧团上演外国戏，要求必须演出本国故事，理由是你写希特勒被荞麦面噎死，这事谁相信？编剧干脆将“荞麦面”改为“寿司”，这都是典型的日本食品。而在徐昂的改编本里，则是希特勒被“窝头”噎死，此一改动，语义滑稽，令人忍俊不禁，甚至联想到北京人艺去年上演而票房大火的《窝头会馆》，达到一种自讽性奇异效果。在审查官的坚持下，《朱丽欧与罗密叶》只好变换成两个日本名字，而徐昂则将其变成《许山伯与祝英蛇》，剧中，“山伯啊”“英蛇啊”的台词，引得笑声不断，还有那句招牌台词“裤衩失礼了”，被置换为中国观众更熟悉的《雷雨》台词：“让天上的雷劈了我”，由于转换了语境，配合滑稽动作和夸张语气，总是让观众笑到前仰后合。

　　四是喜剧结尾的正剧化处理。原剧的寓意中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禁锢笑声的反讽，带有反战意味。最后椿一即将被送上战场，向坂对他心生怜惜，向他传授求生秘籍，要他一定活着回来，而椿一深知生死不由己，因此一直含泪开着玩笑。而在徐昂的改编中，审查官对于即将走上前线的编剧也是暗含唏嘘，此情依依，他等待他回来演出喜剧，并且以庄严的军礼为其送行。至此，喜剧的意味陡转为正剧。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一改，喜剧的风格不够统一，但是中国军人对待卫国战争，怎么可能嬉笑得出来？其实改编别人的剧本宛若“带着镣铐跳舞”，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着实不易。

　　总之，搬演直译的外国剧，文化差异一直是阻碍受众艺术欣赏的难题。《喜剧的忧伤》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为后人提供了借鉴意义。徐昂对原剧的改编，做到了移步不换形，整体结构不动，语言做本土化调整，保持原剧的笑点和笑料。在导演处理上，两个男人的戏，一大堆的台词，没有多少布景和道具，也没有大的舞台调度和人物行动，戏剧的魅力全赖喜剧节奏的掌控和演员的表演，而笑声则来自语言的交锋、性格的对比、势位的偏移、心智的博弈。导演徐昂自身的幽默特点、含蓄性情，也融合于整体演出风格之中。

　　

二、当权力与笑声相碰

柏格森认为，喜剧性来源于人的生命被镶嵌了某种机械的属性，因此喜剧人物被遮蔽了人的特征，装腔作势地做出机械行动，一旦这种行动被打断或反抗，就会显出滑稽和可笑性。

　　剧中的审查官就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么什么人会变得机械呢？被势位所驱的人格会戴上面具，被制度化了的人性会显出呆板，被教条统领的心灵会变得僵硬。

　　《喜剧的忧伤》中的审查官的行为方式，自有其心理逻辑：在战场上他目睹了太多的伤痛、死亡，在生死之间辗转，神经一直紧张。做了审查官之后，他要跟那些自己所不适应的人和不喜欢的事打交道，颇有无可奈何之感。他自称没什么文艺细胞，从来也不笑，他的严肃、呆板的个性排斥喜剧的放纵，因此他宣称“应该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喜剧一开场，忐忑的编剧出现在威严的审查官面前，拘束紧张，他很想讨好对方，让剧本尽快批准上演，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包点心奉上。但是审查官咄咄逼人的态度，摸不着头脑的话语，让他拿不准那礼物是该收回来还是送上去。审查官甚至问他乌鸦喜欢吃什么，因为他家里闯进了一只受伤的乌鸦，弄得编剧一脸尴尬。小人物在强势者面前的可怜、卑微、屈辱，尽在不言中。第一次交锋，编剧完全被动，审查官对他的剧本做出不予上演的决定，眼看愿望成空，编剧急忙恳求，他会按照审查官的要求，连夜改写，第二天送交。

　　当你面对着一个强硬的、僵化的、可以在某一个关口主宰你命运的势力时，你是严肃到底地死磕？还是趋炎附势的迎合？《喜剧的忧伤》中，编剧面对审查官，显现了他喜剧化的性格和行为特点，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释怀的快感。

　　第二天，编剧拿着他熬夜改写的剧本，准时出现在审查官面前，他甚至为审查官家里的乌鸦准备了一只鸟箱子，小心翼翼地送上去。他已经把原来的《朱丽欧与罗密叶》改为《许山伯与祝英蛇》，还把审查官昨天对他讲的话写进了剧本。审查官再次鸡蛋里面挑骨头，要求他在剧中必须加上“为国”，还要重复三次，否则不予通过。

　　第三天，两个人已经较为熟悉，编剧对审查官说：“能笑，是一件很宝贵的事”，他给审查官讲了“嘿嘿岛”的笑话，试图唤醒他的笑的意识，但审查官不为所动。编剧只好硬加台词，为了保持喜剧风格，他利用谐音改成“为了锅”，剧中人大叫着：“为锅而战，为锅捐躯，为锅战死沙场”，这样的搞笑修改，自然得不到审查官的青睐，他勃然大怒，还抱怨说，编剧送来的鸟箱子卡住了乌鸦，破拆时乌鸦跑了，跑时还挠伤了他妻子。他要在剧本上盖上“不许可”公章，编剧急了，恳求当场就改，改到审查官满意为止。他们一个要马上改，一个要在旁边看，两个人被一个剧本栓在了一起。

　　第四天，编剧顶着伤出现在审查官面前，他说自己不小心撞破了头。他还带来了一笼黄鸟，作为审查官家里走失乌鸦的赔偿。他所修改的剧本依然被否定，审查官又提出新要求，自己的上司必须出现在剧本中。

　　第五天，编剧要在剧本中写恋情，审查官说不行，编剧要加接吻戏，审查官不答应。最后两人商定，一旦恋人要接吻，就安插他人上来捣乱，因此他们总是吻不成。审查官和编剧一起设置剧情，在修修补补之中，不知不觉间，审查官化身剧中人，在办公室里开始扮演，一会儿是上司，一会儿是警察，一会儿又是和尚，仿佛被喜剧点化，他的神经逐渐放松，幽默意识开始苏醒。

　　第六天，两人再见面时，审查官说他昨晚看过喜剧了，还打听了剧团的事，知道编剧头上的伤是被同事打的，因为他们痛恨他对于审查官无理要求的曲意逢迎。审查官终于在剧本上盖上了“许可”章，而此时的编剧却道出隐衷：他是在以喜剧的方式对付审查官，终于让自己获胜。得知真相的审查官再次震怒，他又扣押了剧本。

　　第七天，审查官告诉编剧，飞走了的乌鸦又飞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它的全家。编剧修改了无数次的剧本让他大笑不止。而编剧却告诉他，他即将被派到前线，那个终于可以上演的剧本对他已经无用。

　　编剧以弱势者的低姿态和嘻闹方式，用笑声化解了人心的僵硬，逐渐翻转了局势，战胜了强大的对手，然而取胜之后又是空虚之时，忧伤成为一种弥漫不散的心绪。差的喜剧，让人笑过之后，枉自增加自身的骄矜与得意；好的喜剧，总让人笑过之后，对人性的普遍性弱点和相通的困境产生怜悯与警醒。

三、面具的剥除：逆转与颠覆

笑是人类的天性，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留下过人们用嘲笑战胜恐惧的黑色幽默。在《喜剧的忧伤》中，喜剧性来自于困境的出现与逆转，来自于编剧的愿望受到阻碍，因此想方设法为抗阻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演出中，因为一波又一波的笑声，以致首演的演出时长增多了20分钟，这20分钟全被观众的笑声填充，对于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笑声总是具有颠覆性。颠覆性还体现在剧情中：《朱丽欧与罗密叶》颠覆了莎士比亚的原作，《许山伯与祝英蛇》又颠覆了编剧从前的创作，不断制造的笑料颠覆了审查规则，办公室里的扮演又颠覆了正统形象的官员。

　　审查与被审查是一对矛盾，相伴而生，审查官和编剧像是翘翘板上的两个人，互相牵制，一方是刻板的制度与权利，另一方是个体的狡黠与机智，没有审查官的强势和对剧本的扣押，就没有编剧为争取演出权利而动用的心机。两个人的碰撞，一开始是审查官一方占据强势，他是一个制度定位下的人，死板、严肃、谨慎、沉闷，阔别舞台30年的陈道明，将这一人物的特点表现得很充分。他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既是公事公办，又带着厌倦，任凭何冰扮演的编剧使尽浑身解数，疲累抑或尴尬得不停擦汗，他对他所强调的喜剧和笑声都无动于衷，表情僵冷。“在喜剧中，的确有一种人，在他身上的某种气质可以引发一种幽默感，这种人通常是在社会上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的人，因而他可以迫使剧中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顺从他自己着迷的意向。”[1]在剧情中，喜剧编剧遭遇不苟言笑的审查官，这种弱与强、热与冷、动与静的对比，引发了一系列错位和别扭，激发出强烈笑声。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喜剧人物的特性应当是滑稽和可笑，这类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一种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和“乖讹”。若把喜剧当中的丑角分为两种：天生的与扮演的，那么审查官显然属于后者。其实他并非生来不会笑，是环境与制度的坚硬外壳遮蔽了他的幽默天性。他在家里救下受伤的乌鸦，表明他绝非冷酷无情；对于修改过的剧本他一一看过，表明他忠于职守。何冰扮演的编剧，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些特点，一步一步把他带入喜剧情境，审查官从否定喜剧到提出修改意见，从参与修改到自己扮演剧中人，逐渐被编剧牵住了鼻子，两个人由对立关系变成了合作者，审查官的防备意识在消弭，笑神经逐步放松，恢复了娱乐的自然本能。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看到，一个刻板的审查官，逐渐剥离了面具，表露出人性化的自己。到了后来，他甚至可以与编剧交心。在这场较量中，编剧最终获胜，他对审查官说，“说实话，我曾经考虑过，放下手里的笔……但我是个喜剧作家。喜剧作家就该有喜剧作家的斗争方式……后来我决定了，不管审查官要求什么，我要接受他要求的一切。我一定按审查官提出来的要求不断修改剧本，但一旦决定修改，我的剧本一定得比原来更好笑，更好玩儿，更有意思。我认为，这才是我的斗争方式。”小人物的得意忘形再次促成喜剧情节的逆转，检察官一时间恢复了现实身份，突然严肃起来，扣下了剧本。直到战争要将他们分离，彼此才坦然地显现出真实的自己。

　　《喜剧的忧伤》首轮演出好评如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两位明星陈道明与何冰的联袂演出，体现出引人入胜的表演功力以及强大的市场号召力。陈道明近年来深居简出，通俗的电视剧中难觅他的身影，他保持了作为明星必要的神秘感，从而强化了观众对他的好奇与期盼。陈道明模式反衬了小明星瞎炒作、胡造势的幼稚，其实只有爱护羽毛的鸟才能飞得高。何冰近年来在舞台与荧屏上皆有不俗表现，他善于把握人物心理的合理动机和情感的发展逻辑，在生动的人物刻画中自然地展示出幽默的天性。在舞台上，何冰比陈道明更显从容，一个小人物的机智制服了大人物的乖僻，那种骨子里的自信，不易察觉的捉弄，紧张时的惶恐，得意时的放纵，在何冰演来皆是水到渠成。而陈道明在舞台上的略显紧张，反倒适度地表现了审查官的拘谨、严肃的个性。《喜剧的忧伤》首轮演出，不仅让观众看到了舞台之上明星自身的魅力，更让观众看到了戏剧之中艺术形象的成功。

　　注释：

　　[1] [加]诺思罗普·弗莱：《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