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曦

　　巴金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6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长篇、中篇小说20部，短篇小说70余篇，散文集17本。巴金的文学创作以建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以小说为主，后期偏重散文创作。

　　1929年，“巴金”的署名第一次出现在中篇小说《灭亡》中，这位慷慨激昂热血澎湃的青年作家几乎是一夜成名。这部叙述革命殉道者的小说通篇饱蘸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革命的坚定信念，这种精神的力量强大到不顾惜病体甚至不在乎生死。这在沉闷的铁屋子里，巴金用发自胸腔的浑厚呐喊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然而这毕竟是理想中的“革命”，与现实还是相距甚远，并没有冷静沉稳的思考和经验，仅仅是懵懂青年痛快的发泄。但它的进步意义却是无可磨灭的。

　　“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标志着巴金创作完全走向成熟。这部纷繁庞杂的“类《红楼》”巨作，条分缕析，经络分明地展现出四世同堂的典型封建大家庭的种种矛盾。封建制度的统治者、牺牲者、叛逆者轮番出场，演绎着一幕幕鲜活的“人吃人”、“人非人”的悲剧。这是取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造。巴金用缓急有序、冷热相间的笔调勾画出一个个棱角鲜明的立体人物，表现着由一个原点发散出来的高家各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说鲁迅先生是用解剖刀犀利地划开人的胸膛，将血淋淋的现实近乎残酷地和盘托出，巴金先生则要“温婉”得多，他很少描写针锋相对的激烈场面，但是那凄恻动人的内心动态、那主人公们漫不经心的一颦一笑、那些被压抑在心底的呐喊，就如一圈一圈的涟漪，激荡在胸中，令人心跳加速，也心酸不已。

　　在艰苦抗战中磨砺出的《寒夜》是一部艺术上达到圆熟的作品。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个简简单单的人物，争吵，和好，离婚，三个简简单单的情节，却从俗套琐碎的婆媳矛盾过渡到了抗日救亡的国家主题，平淡中见神奇。《寒夜》的结构分明，起于寒夜，止于寒夜，通篇笼罩在寒夜的沉闷绝望中。主人公的自身审视、自言自语、自我独白，真实、贴切、自然，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自己，并在共鸣与赞同中低下头来深刻自省。

　　经历了文革洗礼的《随想录》，是最能反映巴金散文风格和文人风骨的作品。没有了矫揉造作，退却了浮世铅华，巴金，只是一位平凡质朴、历经数十载沧桑的孤独老人。或许不再那么“激进”了，但是热情，却是一如既往的。这部自由、随意的集子，不需要太多的功夫就可以读完，却需要很多的泪水、很多的心思来品味，不过这些泪水与心思完全是在不知不觉的投入中付出的，没有丝毫的做作，只需要跟着作者的描述，将自己完全融入文字中去。

　　巴金的文字是热情真挚的，是流畅平易的，是踏实敦厚的，是亦师亦友的，是少年的激情与老者的冷静、风一般轻飘的浪漫色彩与厚重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完美的结合。他的作品多是悲剧，但是却不是以赚取读者眼泪为目的，而是“把心交给读者”的产物。也正因为这一点，他的书读来痛快淋漓，如痴如醉。更加可贵的是，无论在怎样黑暗的情况下，巴金的作品都是蕴含希望的，就如在泥泞的夜路小径也始终可以仰望启明星。

　　巴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可敬的翻译家、出版家。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掌握外语种类最多的作家之一。粗略一算，他至少掌握英语、世界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和俄语。巴金从世界语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有几十万字，近十种，在现代作家中，这样的成绩是绝无仅有的。从18岁翻译俄国短篇小说《信号》开始，他的译介生涯便铺展了八十年，在文革中也没有停滞。在文革后期，他重译了《处女地》，这本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做的心事。正是这些外国名著，在这一关键时刻给了他强大的支撑。巴金在《一封信》中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他也从翻译中“学到一点赫尔岑的笔法，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这也的确影响了他后期的散文创作，《随想录》中有一篇《一棵核桃的喜剧》，就是从《往事与随想》中所述的一个故事生发出一番议论。

　　在中国出版史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值得大书特书。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它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诸多门类。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巴金将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二十年献给了出版事业。他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他平易风趣地称“作者和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是这扇窗口，向世人介绍了《故事新编》、《骆驼祥子》等中国名作，引进了《复活》、《死魂灵》等外国名著，让世人知道了鲁迅、茅盾、老舍、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等中外大家，也让曹禺、刘白羽、卞之琳等文坛新秀崭露头角。

　　然而，拥有如此骄人成绩的“大家”，却自始至终保持着那份君子的谦逊：他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翻译是“试译”；他没有一点架子，从未把自己当成文学大家；为了创作出贴近生活真实恳切的作品，他从自己、从周围取材，小心编排，几次删改，积极吸取意见；为了约稿，他可以三番四次亲自登门耐心劝说年轻气盛的作家；为了译出“信、达、雅”的作品，他常常挑灯夜战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不吝惜身体。巴金说：“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与热情完美诠释了这一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