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泉

　　所谓雅俗共赏，不过是一个文化神话，然而，它不仅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津津乐道，也被专家学者在严肃的学术话题中屡屡提及[1]；不仅可以使有了这种所谓雅俗共赏的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为之沾沾自喜顾盼自雄，也正不知被多少有这种追求的作家、艺术家所心向往之孜孜以求。但是，神话终归不过是神话，作为认识的误区，它不仅会导致文化与艺术欣赏上的误判，也必然带来文化与艺术建设上的弯路与歧途。

　　王彬彬先生在《文坛三户》一书中，堪称精辟地解构了金庸武侠小说这个典型的雅俗共赏神话。他在具体分析批驳了严家炎先生所指出的“金庸热”的四个特点——即金庸武侠小说为雅俗所共赏的证据后，总结指出：“所谓‘雅俗共赏’的‘共’，如果是指‘雅俗’对一部作品有同等意义同等程度的感受、理解，那是不可思议的。人类文艺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荒诞的现象。”[2]接着他援引了著名语言学家和文章家王力先生《龙虫并雕琐语》中《写文章》一文的有关议论：

　　报纸上的文章据说是要有所改善的。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乌托邦。所谓雅俗共赏的文章，往往是雅俗都不赏；至多只是博得雅人说声“还不错”，俗人不至于打哈欠而已，这是双方都不讨好的。试问雅俗共赏的文章是不是雅几句又俗几句？如果是的，那就是拿黄油就烧饼，密斯特刘和密斯特李不喜欢你的烧饼，红鼻子张三不喜欢你的黄油。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把俗的成分和雅的成分搅匀了，变了大红裤子配高跟鞋，城里人忽略了你的高跟鞋，反而指责你的大红裤子；乡下人忽略了你的大红裤子，反而讥笑你的高跟鞋。[3]

　　王彬彬先生就“金庸热”所展开的论述加上王力先生的议论，应当说已经把雅俗从来不共赏的道理说清楚了。如果“雅”与“俗”对共同的欣赏对象能有同样意义同样程度的感受与理解，那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样的话，雅与俗的概念划分就有没有意义了。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然而，重要的是，在“人类文艺史上”的确发生过并且还将继续发生这种类似的、或者让人误以为是雅俗共赏的现象。这种情况实在太多，可以说是充满了人类文艺和文化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很大的地域上，有很多层次上的很多人，欣赏相同的人的作品，甚至是同一部作品，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不胜枚举，是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雅俗共赏”的错觉的，更何况我们还正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不把这种现象解释清楚，不仅无法说服“专家学者”，更难以消除一般观众和读者的困惑。

　　造成这种雅俗共赏错觉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被欣赏的文艺或文化对象的原因。由于这种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多层次性、可多角度读解性，使雅人与俗人都可能获得欣赏的愉悦，于是产生了共赏的假象。也就是说，虽然面对的是同一类作品、同一个作家的作品、甚至同一部作品，但是感受到欣赏的愉悦甚至激赏的作品的具体组成部分却并不相同。这种情况在艺术欣赏的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正如密斯特刘和密斯特李欣赏的是黄油，红鼻子张三则喜欢的是烧饼而已。对同一个作家的不同风格、不同类型作品的欣赏当然也属此类情况。也就是说，看似“共赏”了，其实作品本身“雅”与“俗”的不同组成部分、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分别为雅者与俗者所分别欣赏而已。

　　第二类情况应当说是更多，也更为根本的原因，即由于作为欣赏行为的主体的人的丰富性、复杂性，而出现了通常应当被认为是“雅人”却与通常的“俗人”共赏通常比较“俗”的作品或作品比较“俗”的部分的情况。那么，为什么那些不见得有多丰富多复杂，构成成分比较单一、并不包含什么“雅”的成分、简单说来就是一相对低俗甚至粗俗的作品也会为所谓的“雅人”与“俗人”所“共赏”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雅人”也有“俗人”的一面，也有“俗人”的需求。

　　对于金庸武侠小说，严家炎先生为了力证其“雅”，除了强调喜欢的人数多之外，就是强调喜欢的人中还包括多少科学家、领导人甚至文学家；而王彬彬先生为了力证其“俗”，则指出：“这实在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一个著名科学家在文学欣赏上，很可能只有中学生的水平，甚至根本不知道文学创作和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而且，“不仅仅是科学家未必在文学鉴赏上有很高的趣味，即便社会和人文领域的专家，也并不一定在文学鉴赏上就是‘雅人’”。[4]

　　我是完全赞同王彬彬先生的观点的，只是觉得这样争论下去，虽不能说也许会陷于一种“公婆”之争，但总是难以让人们相信这些优秀的学者、科学家作为人而不过是个“俗人”，何况其中还包括人文社会学者甚至文学家。因此，更重要的是，恐怕也不能仅以人的文学鉴赏水平、文学欣赏情趣来区分其俗与雅。因为如果可以把人们大体上划分为俗人与雅人的话，那么，是否具有相当的“超越意识”应当说是更为重要的标准。而所谓超越意识，通俗地讲，就是指一个人超越自身个体存在、超越一己之私来认识和面对世界的意识与能力。美国某城市的妇女会为了非洲某种动物的濒临灭绝而上街集会游行，这种勇扫他人门前雪的意识和举动就是一种超越意识的表现。反之，当我们匍匐在现实的土地上，仅仅为了一己的生存和安全而熙来攘往之时，我们不过是作为一个俗人在活着。由此可知，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学者、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文学家、一个艺术鉴赏大师，也并不注定就永远是作为一个雅人存在的，一切都要看其是在怎样的时间、怎样的条件下、怎样的关系中才能决定。作为主体的人，都是丰富而又复杂的，是很难简单划分为俗人、雅人的。不仅由于经历、文化、教养的原因而通常被认为是俗人的人完全可能具有某种“雅”的情趣或追求，比如通常所说的“附庸风雅”，虽是一种贬义的批评，但终究在客观上肯定了俗人的某种雅化的意识和努力。而通常被认为是雅人的人，作为一个人，也必定仍有其普通人、俗人的一面。

　　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6]，清楚地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个层次。这不仅阐明了人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也同时启发我们注意到人的各类心理动因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由此可知，作为人的艺术欣赏需求与情趣，也不可能是简单的雅与俗两极状态，而必定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事实上人类上述不同层次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正构成了人类丰富的、不同层次的艺术欣赏情趣、需求以及能力的生命基础与背景。因此，人们常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过是一种理想境界，一种追求，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有吃饭是为了活着的人，也可能有活着是为了吃饭的人，却不可能有活着却不吃饭的人。这里的结论是，不是某个或某些个科学家领导人以及人文学者可能不过是一个“俗人”，而是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所有的通常被看做是“雅人”的人们，都同时是一个“俗人”，他们完全有可能、也有权力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条件下去欣赏甚至激赏某种较为通俗的东西，并于是与通常的“俗人”们形成所谓“雅俗共赏”的“和谐”与“共鸣”。

　　总而言之，同一部作品可以因其包含雅与俗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为雅人与俗人所共赏；同一个人既可能作为一个雅人而独赏较为高雅一些的作品，也可能作为一个俗人而与俗人们共赏较为低俗的作品。然而，“雅”的作品客体总是适应并造就着“雅”的欣赏主体，“俗”的作品客体则总是对应并满足着“俗”的欣赏主体，而“雅”与“俗”却从来是不共赏的，也是不可能共赏的。也就是说，“雅俗共赏”既不是艺术欣赏中的事实，更不可能是规律。

　　如果说这中间存在什么规律的话，“曲高和寡”则无疑是被人们熟视无睹而常常忘却了的铁律。也就是说，那些为很广泛的地区、很多的人们所共同欣赏的东西，往往是一些较为通俗或低俗的作品。道理仍然很简单：存在仅有较低欣赏情趣而无更高欣赏情趣的所谓俗人，却不存在仅有较高欣赏情趣而不同时保有较低情趣的纯粹的雅人，通常的雅人们可能因其保有的较低层次的需求与情趣而加入俗人的群体从而构建起数量庞大的所谓雅俗共赏的豪华阵容，而俗人们却无法仅凭附庸风雅而与通常的雅人们在真正的较为高雅的作品面前获得欣赏的愉悦与心灵的共鸣。也正因如此，钱理群先生才会既乐观又无奈地把鲁迅获得真正知音的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身上。在当代、在生前就名满天下、誉满天下的，往往只是二流甚至三流的东西，这已经被古今中外艺术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反复证明过了。严家炎先生为力证“金庸小说”之“雅”或“雅俗共赏”，却反复强调“金迷”人数之众多、地区之广泛，实在是忽视了“曲高和寡”这样一个几乎无需证明的规律。

　　注释：

　　[1] 朱自清当年曾在《观察》上发表专文《论雅俗共赏》，但他所论述的“雅俗共赏”与现在人们的理解并不同，他主要是作为一种作品的批评标准来理解阐述的。于是他说：“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还让大家打成一片。”其中“迁就”一词的使用，可见并不同于后来人们望文生义的理解。参加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4][5] 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页、第14页、第17页。

　　[3] 转引自王彬彬：《文坛三户》，第21页。

　　[6] 参见［美］爱德华·霍夫曼：《马斯洛传》，许金声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