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被“征用”和“消费”的新世纪诗歌

　　霍俊明

　　

　　新世纪诗歌写作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以往要少，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提问：在一切都可能成为消费品和“娱乐至死”的全球化语境里，我们该如何进行真正的诗歌写作？当我们的思想被主流诗歌话语再一次集体“征用”和“消费”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词与物的关系？由此，在文化、情感甚至底层命运和乡村苦难都成了消费对象的今天，我们来谈论新世纪诗歌写作和生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低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个商业化、消费主义化的开放、自由和个性的写作时代。但是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商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列车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深度，只是我们过于迷信和乐观于时间的进步神话。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写作者制作出种种难度和困境。

　　一

　　在中国的文学场域中，谈论最多也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文学与现实（时代）的关系。早在19 88 年余华就对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空前的困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而这作为消费社会最显豁的特征已经在此后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就世纪初以来的诗歌情势，可能我们已经不会像当年谢冕先生所认为的，诗歌发展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面对着上个世纪90 年代末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美学和个人化写作以及新媒体的迅猛推进，尤其是网络平台和博客的发展，诗歌写作似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在这种写作潮流的影响下，我们本应看到大量的不仅语言精粹、想像奇特、技艺超拔，而且在思想的先锋性、前沿性、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探索上都相当出色的诗歌作品，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大量的复制性的写作中，即使出现了上面所说的优异的作品，但也往往被这些泥沙所淹没。20 06 年5月20 日《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文章。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言辞多少有些耸人听闻，而文章认为作家缺少对公共领域和现实生活的关怀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从19 90 年代后期以降，中国诗人与现实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冷漠，而是近乎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甚至今天看来具有公共性题材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已经不仅成为了主流话语而且有泛滥的趋向。

　　谈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底层”、打工和“新农村”诗歌写作已经成为了诗歌主潮，而普遍的简单仿写和平庸复制已经成为这一流行性写作日益明显的缺陷和危险。我想我们需要写作“底层”和“新农村”等具有现实介入题材类型的“当代性”诗歌，我们需要具有直面现实和担当精神的诗人，但是我们需要的又不是简单的“伤痕性”的、“感动”的、“疼痛”的诗歌和简单庸俗的时代伦理道德的“苦难”和空洞的能指，更非消失个性和良知的被集体“征用”和“消费”的写作。在一些诗歌中，打工者、底层、农村和弱势群体成了被反复展览人性“丑陋”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和“新农村”概念是与所谓的中产阶级诗歌相对立而出现的，过于强烈的阶级归属和道德属性，使得这些作品在整体性上出现了思想探索性的下滑。在当下的各种杂志和媒介中，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是以惊人的速度复制，甚至这种带有阶层和苦难叙事的写作类型已经成了新一轮的主流话语。在20 09 年《诗刊》社第25 届青春诗会入选诗人中，为数众多的诗人都是在写工厂的机器、眼泪，写农村荒凉的土地、干草车，而无论是在思想深度的探索上，还是在言说方式上的乏善可陈都值得我们思考。而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目前“底层”和“新农村”诗歌写作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且同时占据了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主导性位置，这不能不与人们对一个新的世纪诗歌的某种集体想像有关。“新农村”和“底层”写作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诗歌“主旋律”，一体化和集体化的症候越来越显豁，这成了粘合各种诗学观念的良方，而这也使得这种题材的写作带有了因一哄而上而导致的思想的贫乏和拙劣的仿写。

　　二

　　目前，“底层写作”现象，包括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性诗歌、在生存中写作等为越来越多的新诗批评家甚至社会以及宣传媒体所关注，而诗歌对底层公众、弱势群体和公共事物的关注也成为目前激动人心的文学景观，甚至有研究者强调这一类型文学的“新人民性”的伦理。这一定程度上对反拨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诗歌语言形式的过度关注和对美学伦理的强调的本质主义倾向是值得肯定的，当年将诗歌从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来的同时也导致了诗人与复杂现实的隔膜。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很多时候都难以避免矫枉过正的美学冲动，当然这种状况更多是发生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以前不需要个人和有个性的文学，带有强烈道德感的集体思想成为时代的美学标识，而在19 80 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美学的批判中，个人和个性的美学不断张扬，个体的思想探索也达到了一定高度。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写作显然已经不能再用当年的“个人化写作”来概括，因为就涌现的诗歌现象而言，真正有思想深度和广度、有现实感、宗教感的作品的缺失越来越少。更多的诗人沉溺于纷繁杂乱的现实表象和浅层面的情感苦难和道德诉求，真正的思想的声音却在多元化、个人化和自由化的乐观景象中被搁置。

　　当年的哈贝马斯把“市民阶层”作为“公众领域”的中坚力量，而现在则由“底层”替换市民阶层而成为公众领域的主体，这也使得这一群体获得了道德伦理甚至国家话语的支撑。但是以当前的诗歌生态而言，当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中的底层、民工、草根、弱势群体、农村、城乡结合部成为国家主流驱动和社会伦理共识的时候，当这些带有“社会问题”题材的写作成为新一轮的“主旋律”和“时尚”的时候，甚至成了数量不在少数的诗人谋得利益的手段的时候，这些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在我看来是可疑的。人民、底层、农民工、弱势群体这些复数概念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关键词。实际上诗歌无论是处理绝对个人、绝对隐私、不断探向幽暗的内心深处和“自我”的个体性题材，还是处理宏大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时代的公共领域的重大事件、运动和场景，都是“题中之义”。但是就目前来看更多的诗歌写作者是为了迎合时代趣味甚至读者群而丧失了诗歌自主性和个体主体性应有的思想探询的努力。

　　打工诗歌成为潮流是19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作为文学概念则是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文学色彩的冲击，已经成为当今文坛普遍的文学现象，甚至已经衍生为一场语言的盛宴与狂欢，这成为各个层级的文学机构扶持作家的重点考察范围。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诗人尤其是青年写作者写作目的的不纯粹性，为了迎合主流的审美趋向而说着空泛的假话和套话，在一定程度上底层、乡土在他们的文本中只是赢得某种利益的手段，疼痛和苦难成了换取荣誉的工具。这些本应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更能够凸现个体生存压力、种种尴尬的悖论性思想症候、更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史和灵魂史的写作类型，却在复制和利益驱动的争抢中一定程度上沦为了畸形的诗歌场域中廉价的“征用者”。以郑小琼为例，如果说她仅仅只是一个打工诗人的代表，如果她的诗歌写作能够被打工这个词汇全部涵括，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仅仅是为了呈现一种时代漩涡中个体疼痛的话，那么这种评价太简单了。当下几乎所有关于郑小琼的评论都在反复强调其打工者的身份，而恰恰忽略了这个年轻诗人丰富的诗歌个性，当然也包括她诗歌题材的多样性。郑小琼当年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最初发表在民刊《打工诗人》上，这也给读者和批评者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似乎从2001年南下打工开始，她文学写作的宿命和伦理只能是“打工”。确实在郑小琼的抒情短诗甚至长诗中有为数不少的打工题材的诗作，如《五金厂》、《机台》、《三十七岁的女工》、《钉》、《爱》、《深夜三点》、《生活》、《铁》、《人行天桥》等等，人们在郑小琼的这些诗歌中发现了一个时代的关键词——铁、机床、宿舍、异乡、疼痛，人们也在这些关键词中反复强调有关这个诗人的身份界定——女性、农民工、诗人。但是在这种强大惯性的时代阅读的幻觉和带有快感的“二流”性质的欣快症中，郑小琼丰富的诗歌文本，带有着多重向度，既关注当下生存又深入到往事和记忆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诗作却被普遍忽视了，而这些被忽略的诗恰恰是构成郑小琼诗歌写作个性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交谈》、《碎石场》、《蜷缩》、《非自由》、《草木还保留着旧有……》、《一生》、《白桦树》、《六月》、《给父亲》、《旧事》、《葵花》、《天鹅》、《图书馆》、《光阴》等诗作中郑小琼呈现了一个加速度前进的后工业时代诗人身份的多重性和写作经验以及想象力的无限可能的空间。这些诗作与打工毫不相干，这些诗作同样是从诗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历史场阈中生发出来的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作闪现出在个体生命的旅程上时光的草线和死亡的灰烬，这些诗作呈现出一个诗人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的多种疼痛与忧伤，更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草木还保留着旧有朝代的秩序生长 / 窗外的河流如秦朝时一样流动 / 啊，今天却已换走了昨天 / 它们挤出了时间的皱纹 / 我的悲伤无法赶上落日 / 骑马的历史不断更换 / 我活在其中，却只能旁观 / 啊，过去从三个方向压了过来 / 万物有规则的凋零，那么多的大事件 / 像海浪一样漂移过来 / 时光染白我对山河的敬畏 / 我无法原谅自己迟于过去年代/ 那些激情仍让我内心充满了火焰”（《草木还保留着旧有……》）。当我们面对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全部，而不是在阅读的筛子中自淫或强奸，那么郑小琼呈现给我们的诗歌文本是如此的丰富，然而在这种社会和人为的工厂和流水线的制造中，郑小琼只留下了一个看似越来越清晰的侧影，而她更具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全貌却越来越模糊。

　　三

　　在现代化的路上和新移民时代，乡村的稳定性结构已经解体。新世纪以来的“新乡土”诗歌写作首先是与城市书写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二者具有不言自明的互文性。尽管中国在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工业、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进程是加速前进的，且因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各个角落，诗人对城市的关注以及相关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但似乎诗人普遍缺乏对城市存在的命名与观照，至于通过城市来凸现几代人思想的困境和真实的内心状态似乎更无从谈起。实际上中国诗人一直是集体无意识地以“农耕文明”的情怀和视野在观照和反观城市。正如当年的郁达夫对北平的评价“都市中的乡村，乡村中的都市”一样，城市在文学中就呈现了相当暧昧的景观，众多的作家大体都是以双重视野和双重态度来看待城市的。也即书写城市的同时呈现出乡村的背景，而对城市的态度也是爱恨交织，既充满对城市的向往，也对其疯狂和欲望予以痛击。基于此，如果诗人对城市的态度是一维的，不是简单的沉迷，就是庸俗的排斥，都是可疑的。而之所以诗人在面对城市时表现出命名的乏力和思想的空洞，恰恰在于是以一元本质主义的倾向而忽视和排斥了城市的多层次性结构。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消费主义话语，使得城市作为一种“恐怖性的魅力”在一些“打工”和“底层”诗歌的作品中成了另一种对欲望叙事的崇拜。

　　这种对城市深层次的文化考察和思想考量缺失的诗歌作品的现象，不能不与中国“乡土”记忆和情结的强大生命力相关，即使作品中出现了城市也很多是以乡村的视角或乡村与城市相夹杂的视角予以叙事，换言之，城市仍然处于被观照和比照的位置。而值得警惕的则是新世纪以来受到诗人和各种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所追捧的“新农村”诗歌显然同样是国家农村政策调整和现代化蓝图的直接显现。在一些诗人的乡村叙事仍然承担了控诉者和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作品则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当然也出现了少数的诗人，在思想开掘、文化观照、生命反思和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的综合视野中，命名和发现了真实的乡村，如江非的“平墩湖”、张联的“小阳沟”等。在思想光辉的洞幽烛微之下，乡村的真实被冷酷地凸现出来，正如作家胡学文在《命案高悬》中指出：“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惧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无序”。

　　当下时代的诗歌之所以仍然处于思想状态的缺失还与整体的文学生态有关。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期，纯文学刊物为了适应市场而纷纷改版，这从一个侧面凸现了商业时代的阅读期待以及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形式和观念的冲击与挑战。很明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市场和大众文化显然也是一种隐性的政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开放的媒体似乎使文学从业者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或好的时期之一），也完全可以相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都相当重要的诗歌作品。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传媒和市场文化的能量和它们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市场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娱乐精神和狂欢为旨归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而这就使得文学观念、作家的身份、职责和态度都势必要发生变化。一切都以市场和点击率为圭臬，谈论诗歌和文学的思想和深度多少成了被时代所“不齿”的话题。市场文化最终将写作者纳入到市场规则，经过加工、改造、包装和流通后成为文化消费品，这以“80 后”、“90 后”的网络写手为代表。这些诗人的作品很多已经不缺乏纵横捭阖的想像力，也不缺乏语言和修辞技巧，但缺乏的恰恰是他们被市场所征用的思想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良知。网络文学和阵营的“民间立场”与“网民”的阅读期待在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重新反思的。而“底层”和“新农村”诗歌显然与网络传媒有着相当重要的联系，而这两者又很容易被认定为是“民间”立场。网络的话语场域无形中起到了诗歌祛除精英化和知识分子化的作用，写作者的身份和“责任”都发生了很大的转换，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诗歌逐渐丧失了思想性和人文关怀。

　　如果说当一个时代伦理性诉求越来越强烈，“新农村”和“底层”题材的诗歌写作方向在时代和文学的诸多合力中，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和民众中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偶像性效应的时候，那么这种与时代伦理暗合或主动迎合的主流写作提供给诗歌史的是什么呢？历史已经证明，一百年的中国汉语诗歌发展史的事实已无需我多言，迎合时代的主流写作尽管会产生几个重要的诗人和诗作，但是更多的时候当时过境迁，历史并不会收割一切。那么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越来越主流的词汇，这种写作路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

　　新的世纪以来，在市场“好天气”里诗歌活动频繁的年代，中国汉语诗歌恰恰需要提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更多的写作者仍然沉浸于虚幻的个人化和时代伦理的双重泥淖之中，思想仍然被不断“征用”。无论如何，让诗歌拒绝被“征用”已经成了一个时代问题。

　　霍俊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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