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藩

　　一、中国主流大片对外传播的困境

　　由于电影所具有的强大的跨文化传播和熏陶濡染受众的潜能,它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怎样开发利用电影的潜能来服务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的大局,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工作。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当前最核心的议题是:超越当前主流大片的对外传播困境,改进主流大片的美学、文化、政治品质,使之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大体经历了获奖艺术片和商业大片两个阶段,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影能够进行对外传播的多数属于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艺术片,如《红高粱》、《霸王别姬》等。从《卧虎藏龙》和《英雄》开始,之后的《十面埋伏》、《夜宴》等大投资商业大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第二种方式:古代中国故事加动作题材,融入通俗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跨国投资或者合拍合作使影片能够进入东南亚和欧美市场。客观地讲,这两类影片在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方面确实有所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国外观众对我国的认知度,但我们必须指出:获奖艺术片中,不少影片展示的是古老中国的落后文化、专制政治、扭曲的人性,有的甚至故意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家丑”故事迎合西方口味。古装商业大片的问题更大:文化意识薄弱甚至缺失、主导价值观混乱、充斥着尔虞我诈的阴谋、变态的人性。这两种影片不但歪曲了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不良影响。

　　在国内的一片批评声中,近年来的商业大片开始逐步转型,试图克服其在文化上的缺陷,表现出一种商业电影主流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习惯于政治道德说教的主旋律电影也在批评家和观众的批评中开始了商业类型化的转型。这样,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在影片中增加了更多的类型元素、商业意图、人性原则和流行的社会心理以适应受众需求,并出现了《铁人》、《云水谣》等较成功的案例。另一方面,备受批评的商业电影也试图甩掉烂片的帽子,积极地在影片中融入主流价值观,并在美学上精益求精,较成功的有《叶问》、《集结号》、《长江七号》等。这两种创作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流大片”这样一种看似模棱两可却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影片样式,在电影管理层和批评家的引导下逐步开始成型。

　　主流电影概念逐渐代替主旋律电影,乃至主流大片概念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在新世纪初,有人提出了“新主流”电影(饶曙光)、“主流电影”(贾磊磊)、“主导电影”(郝建)等概念,有人则认为凡是表现真善美的电影都可以称为主旋律电影(黄会林、王兴东、唐季礼)。在政府管理层,也有人认为表现真善美即可以是主旋律。这些分歧目前仍然存在,也不必一定统一,但是争论的整体局势却说明了一个事实:主旋律在泛化,而且大家对主旋律泛化为主流电影的基本精神是有共识的:具有真善美的正面价值、政治导向明确、能够振奋民族精神、有益于陶冶观众的道德情操、强调电影的社会效益和教育功能。近年来由于电影主管部门的大力提倡,把主流电影拍出经济和社会效益,把主流电影做成主流大片,利用它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呼声也逐渐增多。2007年1月,赵实同志正式提出了号召拍摄“主流大片”的要求:“突出主流意识,追求一流制作,进入主流市场,赢得大众好评,创造好的效益。即在导向上是健康有益的,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准上是精湛的,叫好又叫座。……要把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精髓与艺术化追求、商业化运作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1]简单地讲,主流大片可以这样界定:体现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的,具有文化品质、艺术质量、市场号召力和可观商业回报的大片。在这个概念中,主流价值观主要指政府倡导的政治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包括社会主流意识。当前的情况是,虽然主流大片的倡导已经有成功案例,“主流大片”的界定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个概念内在的困难(党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娱乐之间的紧张)仍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对外传播方面,主流大片遇到的困难更大。

　　从近年的产业数据来看,当前我国主流大片的对外传播,实际效果并不是非常乐观。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05年中国电影、音像制品的出口额约为1.3亿美元,而同年的进口额约为1.5亿美元。中国影视文化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美、英、法、日、韩等影视大国,出口主要集中在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与中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出口电影的类型主要是古装历史片、武打动作片。[2]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的数据表明:2008年有45部国产影片销往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达25.28亿元。但是,这些收入中的多数并没有归我方所有,而是归拥有世界发行体系的外商所有。从政治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一年仅仅有有45部国产影片销往61个国家和地区,对一个电影产量、经济总量和进出口贸易总量都位居世界第三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也是非常不相称的。而且,中国电影的输出主要还是依靠卖断地区版权的原始方式。更令人遗憾的是,如《铁人》、《云水谣》、《集结号》等被一致认为是主流大片代表性案例的影片,在海外收入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使是《梅兰芳》这样题材讨巧,导演有品牌、兼具艺术片和主流大片特点的影片,海外收入也就只有几百万美元,相比美国电影动辄几亿美元的海外收入,我国主流大片在对外传播中的困难不言而喻。

　　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主流大片的改良策略

　　要突破目前的这种困境,使主流大片能够有效地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服务,必须采取适当的文化和美学策略对主流大片进行一些改良。我们至少可以采取价值观-主题策略、题材-类型策略、冲突设计深度化策略等多种有利于表现我国优秀文化、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外交理念和政策的策略,以增强主流大片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能力。

　　1、价值观-主题策略

　　从文化维度看,电影最重要的是主题和价值观问题。在主流大片的讨论中,普遍的共识是主流大片应当承载、表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提高文化软实力,但实际上不少论述对此仅仅是泛泛而谈,对核心价值观本身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

　　很明显,承载和传播政治价值观的主流大片,因为其在文化上占领了道德高地,在情感上有人性基础,在表述上更加具体通俗,它们及它们所承载的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可传播性将大大增强。

　　在主流大片的主题设置上,理想的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主流大片应当在不同题材中,以不同方式表达公平、正义、普遍幸福等兼具社会主义性质和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案例可以借鉴:《集结号》表现的英雄主义、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当幸福来敲门》表现的个人凭借自己努力追求幸福的权利和精神;《勇敢的心》在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中表现的自由精神;《欢迎来到东莫村》里朝韩两拨军人的对立与和解,所呼唤的和平与善良的人性……这些影片国别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表现了电影生产国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

　　要着重强调的是,主流大片在表现文化软实力内涵中那些硬性的内容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策略。蔡楚生在1934年关于《渔光曲》的文章中讲:“(电影)就其意识的倾向论都是正确的或者接近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收到完美的效果呢?为了使观众容易接受作者的意见起见,在正确的意识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层糖衣,以使观众感到兴趣而容易接受。”[3]蔡楚生所谓糖衣指的是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可以理解为戏剧冲突的激烈、冲突解决的巧妙、表演的生动有趣、音乐的感人等内容。我们可以借用糖衣一词,指称那些在核心政治价值观外面所包裹的普世价值和情感吸引力。

　　在借用这种策略弘扬国家核心价值观方面,美国大片自有其成功经验。美国大片是其国家软实力的先锋堡垒,惯于在表面的普世价值情感糖衣之下推销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典型影片如《蜘蛛侠》、《超人》、《拯救大兵瑞恩》、《独立日》、《阿甘正传》等等。仅以《蜘蛛侠》为例稍作分析。该系列影片主要故事是蜘蛛侠和各种离奇恶人的斗争,它们表面的价值情感是普世的:铲奸除恶,伸张正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正义善良战胜奸邪罪恶,弱小侠客战胜强大公害;放弃自我利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价值观和情感几乎所有的社群集体都会认同。但从深层看,普世价值的糖衣之下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英雄拯救全世界,依靠能力强大的个人而不是群体和国家的力量。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等待拯救的对象,混乱无序的世界需要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英雄来打击邪恶、维护秩序。2、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价值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应当去打击邪恶势力,维护世界秩序,拯救处于威胁之下的不同种族的世界公民。简单一个《蜘蛛侠》,竟隐藏了如此微妙的涵义。

　　2、题材-类型策略

　　与价值观-主题策略相对应,在主流大片的题材选择上,我们应当采取题材-类型策略,尽量选择能够表现这些价值观的题材和影片类型。

　　在这方面,美国电影仍然提供了典型案例,比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1939年)。该片是一部理想主义和政治讽刺交融的经典杰作。影片表现一名理想化的青年史密斯,偶然被挑选充任本州的参议员。当他胸怀纯真理想来到华盛顿开始其政治生涯时,却被一群贪污腐败的政客所淹没。他发现周围腐败的政客为了个人私利不择手段,毫不在意政治原则和公众利益。然而他坚持自己对美国民主、自由的信念,坚持抨击同僚的不良行径,并试图改变参议院中的腐败风气。该片的情节近乎荒谬,尤其是影片结尾将正邪矛盾解决的出路寄托在腐败政客的良心发现上,更是一厢情愿的幼稚。但几十年来该片一直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在各种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该片是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绝好诠释,片中寄寓着美国人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

　　这部影片通过史密斯理想主义的眼睛,表现了美国建国先贤为美国设计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将这些核心价值观不断地加以放大,直至最终获得胜利。影片甚至直接展示了美国宪法条文、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讲演辞和《独立宣言》中著名的自由民主理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政治题材影片简直就是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宣传片,但是本片却艺术化地处理了内在的政治主题,在同类影片中堪称艺术精品。

　　类似的题材选择策略在今天仍然适用,如前面提到的《当幸福来敲门》,在普通人改变命运的艰苦奋斗中表现了美国最核心的个人主义和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再如以国际政治为题材的电影《查理的战争》,表现了德州议员查理·威尔逊联合两个朋友,联手发动一场秘密战争——在冷战时期,暗中筹集巨款和武器,援助阿富汗圣战组织对抗前苏联的侵略,最终在9年之中拖垮了苏联大军。最近的成功案例则是《变形金刚》。该片所选择的科幻战争题材,巧妙地承载了的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塑造了美国国家形象:在应对外星人攻击地球这种可能性危机中,以美国为核心的政治军事体系,是保护世界安全和捍卫人类文明的最佳保障,美国是和平与正义的代言人。当然,主流大片不一定非要选择政治题材,即使是再普通不过的底层黑人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平常故事(如《当幸福来敲门》)也可以传达核心的政治价值观,但是合理选择题材和类型才能承载我们的主流价值观。

　　按照题材的历史时间来分类,我们可以分出历史类型、当代类型、未来类型:历史类型题材可以表现中国历史上的灿烂文化、英雄传奇、名人故事、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等我国的辉煌历史;还可以表现想象中的史前故事,凸显中国古文明的辉煌。当代类型题材,可以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国人富裕自由的小康生活,争取幸福生活的百姓故事、铲奸除恶的英雄警察,在灾难面前激发出来的国民精神力量和呈现出来的国家力量、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等等。未来类型题材,可以表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作为未来先进文明的代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未知邪恶力量的对抗,对世界和平生活的保护等内容。科幻片、探险片等都是很好的类型选择。另外,以空间范围来分类,还可分出国内题材和跨国题材两种类型题材:国内题材可表现我国的灿烂文化、辉煌成就、伟大历史、当代英雄、国人实现梦想的故事、国人战胜各种困难追求幸福的传奇、国家在处理突发事件中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等内容。跨国题材可表现我国“和谐世界” 的外交理念、中国公民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斗争中的正义形象和精神力量、我国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

　　总之,我们必须突破局限,将更多能够承载和表现我国文化软实力内涵的题材引入主流大片的创作,开发各种类型的影片创意。这样,主流大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效将更加明显。

　　3、冲突设计深度化策略

　　要增进主流大片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效,除了主题和题材上的相应策略之外,在冲突设计上也应当采取深度化策略,敢于设置重大、深刻、复杂的冲突;在电影的基础构架上,对重大题材进行深入挖掘,在承载核心价值观主题的基础上,勇于且巧于设计复杂的、强度大的故事冲突,为电影的接受创造十足的张力和激动人心的娱乐效果。

　　韩国电影在这方面表现出色,比如《生死碟变》、《太极旗飘扬》等影片对敏感的民族分裂矛盾、政治高压下普通人性的表现,都合理地展示了韩国的文明、正义的国家形象,传播了韩国和平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有效提升了韩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我们的主流大片创作中,我们要敢于在当代、未来、国际题材中设置激烈冲突,在重大题材中表现主流价值观,而不是在历史的维度上一味展示后殖民的民俗文化奇观、宫廷或者江湖的暴力和阴谋。

　　可以预见,在电影审查更为宽松、分级制实行、电影立法的将来,我国主流大片将可能出现更加激烈漂亮、引人入胜的冲突设计。

　　除了以上三种策略,我们还可以采取承载正面价值观人物的形象理想化策略、故事背景场景国家化策略、针对不同国家市场的(旨在减少文化折扣的)文化适应性策略等等,限于篇幅,不能详论。这些文化和美学策略,将会使我国的主流大片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大的认同度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增进其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功效。

　　总而言之,文化软实力应当文化与政治内涵并重,电影具有强大的跨文化传播和影响观众的力量,它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要使主流大片能有效地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服务,必须采取适当的文化和美学策略对主流大片进行文化、美学和政治品质的改良,使之更加适合于跨国传播。要指出的是,我国的主流大片在对外传播中所遇到的困境不仅仅源于文化美学上的缺陷,还有产业方面的原因。在文化和美学策略之外,我们还应加强能够将主流大片推向世界市场的国际化电影产业体系的建设。这是一项更加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注释

　　*本文为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批准号为08&ZD056)的阶段性成果。

　　[1]赵实在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家广电总局网站。

　　[2]数据转引自魏婷,夏宝莲《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现状及原因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8年3月。

　　[3]蔡楚生:《蔡楚生文集》文论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

　　刘藩: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