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犹太人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在这个国家里，贫瘠的土地与高度发达的农业，狭小的国土面积与遍布全球的商业触角，浓浓的宗教氛围与发达的现代高科技，千年文化传统的厚重积淀与现代民主政体的成熟运作，是那样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对这个民族来说，一方面是虔诚地对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是热烈地对金钱的追逐；一方面是传统宗教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现代文明与观念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渗透；一方面因历史上饱受欺凌的遭遇而渴求和平安宁，力求按照现代文明规则处理各种争端，另一方面则强悍地维护生存权，对弱小的邻居施以重拳，造成了新的欺凌。他们把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暴力如此矛盾地统一在一起。我本以为只有他们如铜墙铁壁般团结一致，才有可能挫败四邻一次次的进攻，在险恶的环境中求得生存。然而，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2006年6月初，我刚到以色列访学不久，黎以战争就爆发了。以色列这次作战本来是为了营救被黎巴嫩真主党劫持的两个士兵，保护以色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许不排除其他政治目的，但无论如何以军都是事出有因、师出有名的。从我习惯性的思维来看，以色列人民应该是理所当然、万众一心地表示支持和拥护才是，但出乎意料，我看到的是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波澜壮阔的反战集会。

　　

　　在对以色列戏剧史作了一番了解后，我发现，从以色列的戏剧中，我们或许更多地看到的是统一中的矛盾，体会到的是以色列人内在的阵痛与分裂。但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和分裂的自然存在和充分展示，反而使以色列社会更有张力、有活力。以色列戏剧从最初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工具到后来成为怀疑传统价值、批判战争思维、重建人本精神的思想阵地这一历程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一种“复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为一次声势浩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在经历了二战的血泪洗礼之后不久， 1948年5月15日于地中海东岸的原英属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了以色列国。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起诞生的希伯来语戏剧（以色列戏剧的前身，先于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正是以色列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反映，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了现代以色列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构建。长期以来，在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以色列戏剧都和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并不是简单的娱乐或者纯粹的审美；戏剧评论也主要集中在剧作的意识形态取向和道德教谕意义上，而把戏剧手法和美学价值等看作是非常次要的内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联系的犹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种道德当然就是鼓励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大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以色列建国之初的第一个十年里的戏剧作品基本上都是如此。如沙米尔（Moshe Shamir）的《他在战场中走过》（He Walked in the Fields[1949]），莫辛索恩(Yigal Mossinsohn)的《在纳各威的草原上》（In the Plains of the Negev[1949]），沙查姆(Natan Shacham)的《他们明天就会到达》（Theyll Arrive Tomorrow[1949]），阿罗尼(Nissim Aloni)的《最残暴的君主》（Most Cruel the King[1954]），麦葛德(Aharon Meged)的《哈德瓦和我》（Hedva and I[1954]）和基什翁(Ephraim Kishon)的《他的名字在他之前》(His Name Precedes Him[1953])等都是如此。应该说，这些戏剧极大地满足了一个民族国家草创之初的精神需求，对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的独立、稳固、强大居功至伟。但随着那段历史远去之后，再来看这些作品，则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道德说教了。在建国后的第二个十年里，随着以色列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外来文化的涌进，戏剧界开始了摹仿欧美经典和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热潮。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皮兰德娄的戏中戏结构、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尤奈斯库和热内等的作品受到追捧，许多后来的戏剧家深受影响，并催生了一场小剧场运动。这些努力虽然都为后来的反思与批判埋下了伏笔，但总体上看，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质疑和动摇。

　　不断爆发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观念。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救赎日战争”在以色列国家发展史上是两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尤其是这两次战争所付出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的巨大代价，使以色列人开始怀疑以战争和武力威慑方式巩固和平的有效性，转而探索以土地换取持久和平的道路。促成这种观念转变的则是，与这两次战争相伴随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思潮的悄然兴起：对传统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批判，重建以人为本、生命与和平至上的价值观。这在戏剧中的表现就是，以个人生活题材代替政治题材，以个人在科技时代与消费社会中的成功传奇代替为复国主义理想而献身的英雄神话，日益成为戏剧创作的主流。

　　以往被视为社会共识、民族理想、优秀传统、道德楷模、永恒价值的东西受到质疑和批判。戏剧家们开始追问：为民族独立与复国理想进行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的吗？扩张中的“英雄主义”就那么值得夸耀吗？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整整30年来，这些话题构成了以色列戏剧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边缘到主流的声浪。而在其中扮演领袖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具有代表意义的，无疑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剧作家兼导演汉诺赫·列文（Hanoch Levin）。从他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看到以色列戏剧中怀疑主义思潮兴起、发展、功能及其特征。

　　汉诺赫·列文，1943年生于特拉维夫南部一个相当贫穷的犹太家庭，父母为波兰移民。父亲是一个小杂货店主，在汉诺赫·列文12岁那年就去世了。汉诺赫·列文在一个正统的宗教学校完成了他的初等教育后，因家贫不得不辍学打工。他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学习的机会，在一所补习学校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学业。艰苦的少年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才华，也塑造了他绝不向困难低头的强大个性。他从部队服役之后，于1964-1967年间到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文学与哲学。特拉维夫大学的环境十分自由，并充满了世俗气氛。大学期间，他与以色列共产党过从甚密，并与一些党员作家成为莫逆之交。这些都使得他慢慢地背离了自己所出身的宗教，并对正统的复国主义价值观比较疏远。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诗歌，并在自己主办的学生报纸上批评以色列社会的不足，特别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族裔阿拉伯人表示深切的关注。这些文字在他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初步地显露了他的讽刺锋芒和叛逆精神。此后在他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出版了56部剧本和大量的其他文学作品，并在1972至1998年间执导了自己的22个剧本，它们大多数在以色列的主流剧院——特拉维夫的哈比马国家剧院、市立卡梅尔剧院，海法市立剧院，耶路撒冷可汗剧院上演，逐步地形成了独特的戏剧风格。汉诺赫·列文当之无愧地成为同时代所有的艺术家、作家中最具有原创力的一位。尽管作为一个反叛的不合常规的剧作家和导演，他一开始仅仅受到少数戏剧观众的欣赏和崇拜，但随着他的事业的发展，他越来越被一个稳定增长的观众群体所拥戴。虽然最初由于他激进的左翼立场而被国内大多数人反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把他看做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一个深刻的怀疑主义思想家而热烈追随。

　　汉诺赫·列文的怀疑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他的第一个话剧《你、我和下一场战争》(You and Me and the Next War[1968])正是这样一个文本。它在以色列取得压倒性胜利的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仅仅一年就上演了。当时以色列社会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里。然而，列文却给整个社会以当头棒喝。他指出，战争不仅已经夺取了许多年轻士兵的生命，而且也使以色列去占领别国的土地，奴役别国的人民。剧中指挥官无疑是“六日战争”中的英雄之一，但他的演说形式被设计成为短促的自说自话：

　　我的兄弟们、我的儿子们，我的父亲们！十一分钟以前，我们肩并着肩、心连着心出发，去抗击敌人的入侵，去保卫我们国家的主权、民族的财产，我们家人的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面对着比我们强大的敌人，我们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了他们。但战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我和死亡邂逅时，我直直地瞪着它……确实，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十一分钟以前，你们从这儿出发，是一支完整的部队，而现在你们都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我不过是在和空旷的大地说话。

　　（停顿）

　　空空如也。

　　（他想找到一个人继续演讲）

　　士兵们……

　　（停顿）

　　士兵们……

　　（他无助地站了一会儿，仰头向天）

　　士兵们！

　　（敬礼）

　　不能不说这位将军的言辞很有感染力，但已经没有士兵能听到他的胜利演讲了，更不用说一起庆功。在该剧中，他还以讽刺的口吻表达出强烈的和平主义理念：“总理和将军们是不会去尽他们的义务的，等战争结束了他们才会来吊唁死者，但我宁肯活着去吊唁他们。”在列文看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同样重要，但事实远非如此，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这显然是与传统复国主义价值观大唱反调的。当时很多人还不能接受这种批评。据说该剧在某个基布兹（老一辈犹太人开疆辟土形成的集体农庄）演出时，出现了观众出于巨大的愤怒向演员掷椅子而打断演出的局面。老一辈基布兹成员在抗议中离开，而直接经历了战争的年轻一辈，则留下来认真地看完了演出。可以说，列文是这场战争最早的和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

　　集中体现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则是1970年卡梅尔剧院上演的《浴缸女皇》（The Queen of the Bath），这部戏可以说在以色列引发了一场戏剧海啸，也使列文成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剧作家，使他以一种敢于抨击根深蒂固的国家神话和政治当权派的怪才身份出现在国人面前。该剧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揭露了以梅厄夫人为首的工党政府在“六日战争”后的骄傲自满、忘乎所以。剧中，这位女总理在内阁会议上讲出了这样一番话：

　　先生们，我试了又试，可就是在自己身上找不出任何缺点来。我自我检查71年，可只找到了上帝保佑的正确性。每天这都给我带来新的惊喜，我正确、正确、正确、还是正确，我对自己说：‘就有一天不正确吧，人只是人，总得允许我犯一回错误，这是自然的，这是正常的。然而不行，我早晨起来一看——哎呀——我又是正确的，哎呀——又是正确的，哎呀——又是正确的。

　　战后沉湎于胜利果实的以色列社会从官方对民间都没有怀疑战争的合理性，还以为战争是解决争端、巩固和平的不二法门呢。因此，这样尖锐的讽刺与批判无异于警世洪钟。然而，列文的立场在当时还很难为多数人理解和接受。所以，整个演出过程中，该剧不断遭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压力，特别是特拉维夫市议会里的宗教人士的攻击，他们威胁取消卡梅尔作为市立剧院的财政支持。有时演员还受到观众的暴力侵犯。这样，该剧被迫只演出了18场就停演了。这充分说明当时传统的保守的势力还十分强大。但经过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洗礼后，1970年代的社会思潮才逐渐变成了政治宣言。战争的后遗症不断显现，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逐渐成为社会上有远见人士的共识。到了1980年代初，黎巴嫩战争爆发时，以色列政府第一次公开谴责战争的非必要性，并提出战争以外的其他选择。战争期间，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抗议活动，批评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屠杀巴勒斯坦难民时的闭眼政策。列文再次创作了反战幽默剧《爱国者》（The Patriot）在择德克剧院上演。尽管当局审查机关企图阻止此事，但该剧得到了院方和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和1970年的《浴缸女皇》上演时遭到同一群人反对的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诺赫·列文的怀疑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的一些家庭剧中对犹太民族生存现实的深刻揭示与思考上。在《赫菲兹》（Hefetz[1972]）、《雅可比和雷登脱》（Yaakobi and Leidenthal[1972]）等作品中，他勾勒了1973年赎罪日之战前繁荣的以色列社会中的怪诞景象。在作者的笔下，生活在战争阴影中的以色列犹太家庭里，父亲毫无骨气又缺少信念，母亲专制而恐怖，女儿自私且物质至上，三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在剧中，男人是注定要被战争绞杀的，情人们也最终不可能在一起，人们充斥着逃离本土去国外旅游的梦想。列文创造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体系，一个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一个因战争而绝望的社会，所有人都做着种种不切实际的梦，其实都注定无法实现。然而这样的梦想则寄寓着对战争现实的否定、对新的人生可能的憧憬。

　　在《避孕套商人》（The Condom-Merchant [1978]）中，三个渴望爱情的单身老年男女通过商业机会偶然结识，从而掉进了一场绝望的金钱与爱情难分难解的三角恋爱悲喜剧。药店女老板贝拉先是跟前来买避孕套的老单身汉约哈南互通款曲，随后又跟前来推销避孕套的施姆艾尔缠绵不已，说不清楚是爱他的人品还是爱他的避孕套。施姆艾尔手中的避孕套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惟一遗产，因为急于让这批货变现，他甚至下跪向上帝祈祷。就这样，三个本来应该是获得爱情的人物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相互仇恨的关系，这集中体现了列文对以色列社会人际关系的严厉抨击——因为受到自身欲望的驱使，人们甚至丧失了爱的能力。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列文虽然针对的是以色列社会，但揭示的是具有人类共性的问题，其中也表现出对人性的怀疑。

　　在战争的阴影中成长起来的列文及其一代知识分子，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因此，无论是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还是对和平的呼唤，无论是对以色列人生存状况的揭示，还是对普遍人性的发掘，都是以人为本，饱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沉甸甸的思考。然而列文的思考充满了悲观的气息，表现出否定人生的怀疑主义倾向。这集中地体现于他在剧中多次涉及的生与死主题。早期的《席兹》（Shitz[1975]）一剧，写于“赎罪日战争”两年之后的1975年。剧中写到，在1973年，年轻的丈夫在晚餐期间被征召入伍。正如剧中一个角色所说的那样：这些战争总是破坏每一件事情，并且总是在吃晚饭的中间。丈夫死后灵魂回来了，坐在桌子下，吃着掉在地板上的黄瓜。这时，寡居的妻子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正好要出门去挣钱（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仿佛看到了女婿的阴魂，若有所感地说：“桌下有死人，有大量的死人，椅子下、床下、柜子下，整个房子里都充满了死人。在储藏室里有因寒冬而死的人，很多为了明年、长远的未来而死的人……我在死人堆里盖楼，从死人堆里盖楼，我吃死人的，喝死人的，全是死人的死人的死人的……”对于这种从死人里头讨生存的同类相食的资本家式的信条，妻子回答道：“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活着的历史，我也宁愿去死。”然而这样的道德正是列文在该剧中所要怀疑的。

　　两年前曾经在中国演出的《安魂曲》(Requiem[1999])，是列文生前在医院执导的最后一部作品。该剧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和死亡有关，然而更是对活着的意义表示深刻怀疑的作品。活着只有痛苦，死了一了百了。剧中写到了六个死者：老人、老妇、两人一周大的女儿、17岁的母亲尚未断奶的婴儿、车夫尚未成年的儿子、老人家乡镇上的警察局长等，正好代表了生命的各个阶段。两个婴儿的死亡固然没有享受到生的权利，然而紧紧巴巴活到了70岁的老年夫妇也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没赚钱，没有乐趣，就死去了，留在我身后的只有损失，如此可怕的损失，可怕得让我发抖。”人们虽然本能地追求活着，活着除了能多感受痛苦以外，并不能给这个世界增加任何意义，甚至有人觉得死了比活着更能创造价值：“从死亡中我得到的只会是不错的收益：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缴税，不会冒犯别人。因为人躺在坟墓里不只是一年的事情，而是成百上千年，所以直到从死亡中我可望得到丰厚的利润。”这种虚妄的算计正是人们窘迫的人生的写照。剧中充满了悲凉之气，惟一带有亮色的是列文设计了快乐天使、逗乐天使和悲伤天使等，给每一位垂死的人以快乐和安慰。然而，天使的美好不正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吗？

　　列文的最后一部作品《悲泣者》（Crybabies[1999]）也延续了这一做法，不过“天使”却来自人间。该剧写的是医院里全体员工为这三个垂死的病人演出了他们自己演绎的《阿伽门侬》，以便使他们最后的日子过得快乐一些。“见证过死亡的人，不知说什么好。他走到一边，继续活着，那神情仿佛迷路了一样。”这种不是因为疾病和年老，而是一种因为战争的暴力和专横引起的死亡，每天都在以色列上演。列文把自己想成了那些死者的目击者，他已经迷失了，但却不得不在煎熬中继续活下去。

　　以上我们以汉诺赫·列文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以色列戏剧及其中存在的怀疑主义思潮。人类都应该是爱好和平的，也应该是热爱生命的。然而战争的存在使人类的生存变得如此灰暗、如此不堪。正是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和平的渴望，列文和他的同时代人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进而对战争政治进行抨击。因此，这种怀疑主义思潮是觉醒和进步的表现，闪耀着珍爱生命的光辉。我相信，会不断地有汉诺赫·列文这样的反战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出来呼喊，抑制可能出现的战争冲动。

　　参考文献

　　1.张平：《天生我才必叛逆——及其戏剧简介》，《戏剧艺术》，2007年第5期。

　　2.The Labor of Life: Selected Plays Hanoch Levin, Translated by Barbara Harshav,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 Theater in Israel, Edited by Linda Ben-zv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en Press,1996.

　　4. Drama and Ideology in Modern Israel, Glenda Abram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Modern Israeli Drama in Translation, Edited by Michael Taub,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Inc.1993.

　　6. Bottled Notes from Underground: Contemporary Plays by Jewish Writers, Edited by Sonja Linden and Marion Baraitser, London: Loki Books,1998.

　　李伟：上海戏剧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

　　* 本文受2008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