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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朋湖是土家族语，翻译成汉语便是清水塘的意思。我就出生在车朋湖这样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小村庄，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题记

摆渡

还没有阳光，布满了田野的稻茬，静静地摆在河的两岸。峡谷很长，山崖随处张开的荒草丛如暗淡的花，一朵一朵的，孤独又招摇地飘在崖壁上。山头的云很白很软，沿着不规则的曲线缓慢流动。

　　风拂过，发梢落下的露珠被吹到了嘴角，轻轻一舔，带着苦涩的滋味，仿佛泪珠一般。我就这样走到渡口，找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河对面是一户人家，四列三间的吊脚楼，旁边是两层的小平房。吊脚楼已经开始倾斜，瓦上还长了些草，破败的窗户和垮塌的台阶连接地坝的杂草。旁边的小平房紧锁门窗，对联和门神色彩褪尽，阳台布满尘土和蛛网，残破的灯笼萧瑟在清晨。

　　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场所，义渡二爷的家。

　　“义渡”一词不知源起于何时，但在鄂西的土地上，这个传统而带着社会责任的词语散布在任意一处河流，就像这里的族群，经过若干年的进化，又慢慢地退变，成为一种可资怀念的过往。

　　与其说这是一种职业，不如说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牺牲。在农耕文明的时代，道德赋予了人们更多的担当，这种自发性的牺牲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制高点，也是人性得以彰显和进化的根本。

　　二爷是我本家，他所在的那支族人，正好居住在河流旁边，自然就承担起来管理河流的责任。较之如今的海事部门，没有任何薪酬的他们或许更具责任心，从上一个渡口到下一个渡口，长达数里的河岸，被他们夜以继日地守护着，但凡遇到涨水，他们就以铜锣示警，跑遍整个河段。或有人过渡，只要在半山腰吼上一声“过河啰——”，他们中便有人赶到渡口接送过河。唯一的回报，便可能是免掉的税赋和并不为人所知的荣誉，又或者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

　　这种责任是具有传承性的，二爷并不清楚家族从何时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他成年后便顶替自己的父亲，在这条河流上摆渡。

　　二爷生于民国，上过两年私塾后，便跟着一个端公（鄂西山区的巫师）学艺，这是成为一个合格的义渡传承者大都要经历的培训过程。谁知没过几年，他老父亲就因一次摆渡事故残了腿，二爷只能匆匆过了个“香水职”（端公出师获得兼职资格的一种仪式），便回到家接过船，在香火前行了礼，开始了他的义渡生涯。

　　生长在河边，自然水性了得，这也是二爷一生引以为傲的资本。就在他接手渡船的那年，某个夏日正午突发暴雨，水流很急，恰遇一个孕妇难产，要赶着过河去医院。父亲劝他不要摆渡，他却偷偷找了一条绳子，冒险游过河，将绳子一头绑在对岸的树上，另一头连着船，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把孕妇渡了过去。

　　这次冒险自然成就了二爷的名声，但也养成了他冒险的性格，只要是水里的事就没有他不敢的，摸夜鱼、捞水鬼、下拦网，上下渡口不敢下手的事都请他去解决，而最让二爷想不到的是，这次冒险却成就了他的姻缘。

　　渡河过去的孕妇因为抢救及时，母子平安，男人喜添一个大胖小子，待母子满月后便提着礼物来感谢二爷，得知二爷还未婚配，男人就想到了自家的堂妹，经他撮合，加上二爷也有糊口的本领，一来二去婚事也就成了。

　　我听母亲说过，二爷结婚那天晚上居然忘记自己是新郎官，还没有圆房，就拉着几个道贺的兄弟一起去河里抓了整晚上的鱼，回来天已渐白，被他老父亲用拐杖狠狠教训了一顿。这也成了村子一时的笑谈。

　　别人笑归笑，二爷也不理会，整天乐此不疲地在河里放网抓鱼，还自己动手做了条小木船，没事的时候就摇着小船满河跑，留二奶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庄稼。虽然他看似不务正业，但却因为为人义气，又不看重钱，连平日里打的鱼也多是分给了邻里亲戚，还是得了个好名声。

　　大家都知道二爷有身好本事，很多河边人打捞不到的鱼类他都能网到，再则烹鱼的功夫也很好，慕名前去弄鱼的人就多了起来。我小时候也去他那里蹭过鱼吃，当时已是傍晚，二爷听说我想吃鱼，提着气灯就出去了，天黑不久他便带着一小筐黄蜡丁回来。这种鱼骨头硬，但味道极其鲜美。直到现在，想起他做的鱼，我都馋得咽口水。

　　二奶嫁过来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儿，这让二爷心里很不是滋味。除了喜欢水，他还爱上了酒，两杯苞谷酒下肚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结果在一次酒后渡人过河，由于木船断榫沉没，自己虽然捡回了命，却因为无力救人，导致一个乘客命葬大河。这事一出，被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直接报到公社，二爷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二爷锒铛入狱，受苦的却是二奶。家里的顶梁柱倾覆，二奶带着两个女儿自然艰难。雪上加霜的是，受难者家属又以乡俗来“打人命”，将他家房子砸得稀烂，最后点上一把火扬长而去。

　　“打人命”习俗不知道源起于何时，本来是出嫁的女儿在婆家非正常死亡，娘家人为了追讨公道，有时也是为了出气，来夫家打砸房屋。现在用在二爷的身上，对方很明显是要断了二爷一家人的活路。看着老屋变成焦土，二奶只能带着两个女儿住进渡口山腰的岩洞里，连被盖和锅碗都是族人悄悄接济的，生怕被别人知道了会引火上身。

　　二爷入狱，没有了义渡人，渡口便荒芜了，远近的人都得绕上几十里路，从上游踩水过河。

　　等二爷被释放出来，以前的老屋只剩下残垣断壁，原本停在渡口的船也早已被水冲走，更让他伤痛的是妻儿的遭遇，二奶已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形，两个女儿，一个病死，另一个形同乞丐。

　　小小的岩洞中，值钱的家当只有两床破烂的被子和一口生铁锅。二爷把岩洞收拾一番，一家人总算是团了圆。苦归苦，他回来后家里有了依靠，正应了“天生儿必养儿”那句俗语，二爷下河摸鱼的本事在这个时候倒发挥了作用，成为家人生计的唯一依靠。

　　这样过了两年，二爷一家人的生活慢慢走入正途，二奶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在他的辛劳和亲族们的帮助下，以前被打垮的房屋又立了起来，虽然只有一间。渡口也恢复了生机，虽然还是没有船。二爷绝口不提摆渡的事。

　　政府也没有闲着，自从二爷回到渡口，乡里村里的领导多次来家里做工作，希望他把义渡做下去，可二爷一想到以前遭受的罪过，心里就害怕了。后来区里来了领导，不仅给他免掉“三提五统”，还解决两车修房的木料，并拨了一条新铁船给他，他这才答应重操旧业，继续做这个水域的摆渡人。

　　“过河啰——”，二爷一声吆喝，泼开香案上的酒，敬了河神，扯下崭新铁船上的红布，便跳上了船。渡口重开，人流自然就起来了。除了义渡，二爷又让二奶依托有利的地理条件做些油盐茶米的小买卖。没过几年，房子便加盖到了四列三间，还多了边厢房，吃穿用度不愁，日子也越发滋润。

　　在河上一行走，二爷又恢复以前的模样，整天一袭蓑衣，浪里来雨里去，早将“欺山不欺水”的老话置之脑后，也忘记了这条河曾带给他的无妄之灾。

　　二爷的女儿、我的堂姑嫁了人，又添了一位男丁，二爷和一众亲戚备上礼物前去“打三朝”，高兴之余便破了酒戒。山里阴晴不定，虽入了秋，但突降大雨，河水高涨。二奶苦劝二爷，在亲戚家住一晚再回去，酒醉的二爷哪里肯依，非扯着二奶过河，谁料一浪山水下来，二奶体弱支撑不住，被打下了船，等被二爷救上岸来，二奶却因头撞到巨石，早已面如白纸，魂归大河。

　　二爷酒醒后后悔不已，二奶生前未享过几天福，他希望将葬礼办得风光。他拿出了所有积蓄，买了最好的棺材，还请来远近几班歌师，在渡口给二奶唱了七天七夜。多年后村里许多老人依旧会忆起二奶葬礼上讲究的排场，不过大家心里也明白，这是二爷在用另一种方式补偿对二奶的亏欠。

　　二奶走后，二爷没有续弦，和还未成年的我堂叔相依为命。家里少了女人操持，二爷也就胡乱地活着，加上我堂叔从心底怪着他，自然少了好言好语，父子间的一次争执后，我堂叔便抛下学业，赌气离家，到沿海一带打工，一去就是数年。

　　媳妇遭了难，儿子也负气出走，留下二爷一个孤家寡人，打击之大，外人难以体会。荒废沉寂了一段时间，二爷还是继续留守渡口，一边摆渡，一边照看小店，把平时打来的鱼送到集市上去卖。虽步入晚年，但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在老屋旁添了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还都摆上了家具。

　　很多人都劝他，一个人这么拼命干什么，他总是苦笑，说儿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我也不能闲着，总得留点产业，让儿子回来了好过日子。

　　二爷平时不再喝酒，只有在二奶忌辰，他会停掉渡船，一个人关在屋里喝闷酒，酒醒后跑到二奶的坟头，在那里边唱边哭，边哭边唱。

　　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随着夜风和江水，在山间凄凉地回响。在平凡的乡村，这或许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疼痛。

　　一开始过渡的人还有怨言，得知缘由之后，也就达成了默契，每当二奶忌辰那天，都不再过渡。若有急事的，也情愿多走山路，找水浅的地方过河。

　　我堂叔在外游荡了几年，一直未和二爷联系过。突然有一天二爷接到通知，说我堂叔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小女孩。二爷没想到的是，他接回来的却是一盒骨灰和几岁大的孙女。

　　原来，我堂叔出去后一直在沿海打工，混得虽然不好，但还是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他寻思着多挣一点钱，衣锦还乡，好给二爷一个惊喜，没料到一次台风来袭，他为了抢救溺水的同事，自己却葬身洪水。他妻子把他的骨灰和女儿送了回来，门都没有进就走了。

　　抱着哭得声嘶力竭的孙女，背着儿子的骨灰，二爷步履蹒跚地回到了渡口。

　　河对面山腰处又多了一座新坟，就像渡口的老屋和小楼，彼此依靠守望，对着奔流而去的江水，沉默而又寂静。

　　渡口再一次荒废了。

　　又过去几年，为了方便人们过河，政府在渡口处修了一座桥。很多人还是习惯在二爷所在的渡口坐一下，顺便买点东西，也算是对二爷多年义渡的一种回报。

　　我最后去看二爷是在一个傍晚，老去的二爷正带着小孙女坐在渡口，在夕阳中，两个影子被拉得很长。

　　后来我外出谋生，便再也没去看他。小孙女最后还是被她母亲接走了，二爷性子倔，也不愿搬去跟我堂姑住。一个凄凉的雨夜中，他在渡口老屋孤独地离去。

　　河对岸的山腰处又多了一座坟，二奶在中间，我堂叔在右，二爷在左。三座坟都长满了草，望着荒废的渡口，沉默无语。

　　“过河啰——”，离开渡口，回头一瞬，我恍惚又听到一声长长的呼喊，在匆忙的江水中，在峡谷里，久久回荡。

彼岸

红蜻蜓停留在空中时，村子便进入了盛夏。村子里有口不大的水塘和一条小溪，每逢盛夏，蝴蝶和蜻蜓便聚集在水塘周围，舞动在花草间，宛如幻境。因水的滋养，这里的土地甚是肥沃，点缀的花草繁多，成为村子灵气之地。

　　水塘自是被村人供奉，但凡年节，村人便自发组织，由村里的端公引路，沐浴净身的男女跟随着，举行“淘塘”的仪式。塘底有红木一块，不腐不朽，据说是伏羲兄妹在洪荒时塞的地眼。尤其是逢干旱季节，久不下雨，十里八乡便会置办贡品，来到村里的祠堂中，请出德高望重的端公，带众“淘塘”求雨。一旦红木现出，卦象显灵，三日内必有雨至。若是红木现出，卦象不稳，必有来了例假的女人，不避嫌参与观望或是沾了贡品。按照风俗，此女必是鬼怪投胎，是会被众人嫌弃或是受到处罚的，也会成为村人私下议论的对象。

　　我的童年在车朋湖度过，也见证了这方水塘的灵气。村庄周围皆是高山，独有中间一块坝子，如遇大雨，山水汇聚，坝子便如湖泊一般，深可行船，村人便只能绕山脊行走，而这水塘便如一个巨大的漩涡。如遇大旱，几十里外的乡人都会前来打水救命。我还记得儿时的一次干旱，邻近几个村的井水都近枯竭，泉水断流，只有这里的水塘一如往常，不管多少人前来取水，水位始终不减。过年时节，有些村民还会自发到水塘边，炸几串鞭炮，烧几盒纸，放几碟菜，淳朴地表达感谢活命之恩。

　　一条丈余宽的小溪和水塘相接，从村庄的中间蜿蜒而下，约两里路后进入天坑。在天坑旁边，隔着小溪的山脚下有座山包，上面有户人家，孤零零守在村子的另一头。

　　这户人家的户主姓杨，女主人姓刘。同住在一个村里，难免沾亲带故，因我有一位姑母嫁到杨家，又有杨家的女子嫁给我的长辈，所以我得称这家户主为表兄，女主人为表嫂，又因其排行老大，我便以大表兄、大表嫂称之。大表兄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而那大表嫂就是曾被村人谣传为鬼怪之人。

　　据说大表嫂当年参与村庄的“淘塘”活动，忽然来了初潮，村人便把祭祀未能奏效的罪过归结到她的头上，并私下谣传她一定没有过“小儿关煞”，还属阴间之人，在阳间并未定根，是活不长的。

　　有一次大表嫂晚上睡着了不小心滑入火塘，整个左手被烧成了一个锤状，村人又传其投胎时被鬼附身，成了“阳魂煞”。

　　大表嫂嫁到杨家来，添了两个男丁，其中一个还与我同年。我的母亲并不是太迷信之人，加上又做了杨家媒人，便多了些来往，而我和“老庚”（乡村里对同龄人的称呼）上学时恰好又在同一班，更多了些亲近。

　　在童年的记忆中，山包上的吊脚楼一直是我们感觉最近而又最远的地方。心里有因村人传谣而产生的恐惧，又有想去发现神秘的冲动。对大表嫂来说，我们同样有想亲近的好奇，又有保持距离的惧怕。若是一个人行走在路上，只要看到大表嫂迎面而来，总不敢对视，低着头走过，若离得远，还得想法绕开。

　　对大人们来说，尤其是女人，但凡聚在一起，大表嫂特定会成为谈资之一。话题大致都一样，说大表嫂床边放着一盏煤油灯，若要去拿人，一定会点上油灯入睡，在梦中就把短了阳寿的人送去阴间，若油灯灭了，她还没有回来，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一般是不允许人进入她房间的。

　　如此种种，越传越神，越来越玄乎，连她都觉得自己有了这种特异功能。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喜欢去找她了解寿元和身后事，询问下一世投胎为何物等。

　　乡村是丰富的，乡村也是贫瘠的。尤其是在鄂西南那些高山峡川里，村人们基本没有上过多少学，对巫蛊之术多有崇拜。虽然大家私下里对大表嫂多有闲话，但真有什么事还是会偷偷请她帮忙，这也成了大表嫂一家的一项收入来源。这种事就如寻医问药一般，不管家里经济多拮据，患者还是愿意多给点红包，至少没有人愿意在面对神鬼时还贪图便宜的。

　　大表嫂放弃了农作，整天整夜在乡村里游走，神叨叨地过着日子，倒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大表嫂彻底放弃这一职业，应该是在她家小姑娘出事以后。

　　若说村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重大的事，不外乎“三提五统”和“计划生育”，这也是我这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大表嫂虽然前后生了两个儿子，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想着要生个女儿，这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想法。村人私下议论又起，说这走阴得有继承人，还必须是女的，所以自不会替她隐瞒，加上计划生育的工作队跟得紧，让大表嫂一家无法安生。

　　那年的夏天很炎热，母亲拉着我从地里回家，刚卸下锄头准备喝口水，大表嫂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挺着大肚子，扑通跪下，求母亲救命。此时父亲在乡里工作，藏匿超生对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看到大表嫂一脸惊慌，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母亲的心也就软了，便在厢房后面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让她暂时躲避。等风头稍过，母亲便在山林里找了一个不易发觉的小山洞，提前准备好被子和其他生活用品，趁着夜深将她送了过去。

　　就这样躲躲藏藏，大表嫂终于在山洞中将孩子生了下来，结果还真是一个女孩。工作队知道后自是气急败坏，准备拆她家的房子，后来在父亲的斡旋下，借钱缴了罚款，大表嫂又到计生办结了扎，才算是将事情了结。

　　女孩出生后，谣言又四起，说大表嫂长着三个乳头，说她刚生下的女儿不同于一般人，连眼珠都是绿色的，一定是“女罗刹”投胎，以后不知道又要勾走多少人的魂魄。每当我将这些传言说给母亲听，母亲便笑着道，是我接生的我还能不知道，莫听人瞎嚼舌根，那姑娘长得很正常。

　　随着小女孩慢慢长大，长相并无二样，村人的谣言便不攻自破。可惜这女孩在十来岁时，却得了一个怪病，就是“癫痫”，在乡村却有一个非常不雅的名字，叫作“母猪疯”，一旦发病，在外人看来是很恐怖的。本来快被村人遗忘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女孩的发病，又被拉到了众人的嘴边。所有这些巧合的堆积，让大家更觉诡异，不久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女孩生病以后，大表嫂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女孩。逢到熟人，她总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女孩发病的情景，需要如何处理。最后还央告人家，如果她哪天不在身边，女孩若是犯病，请大家务必帮忙救护。

　　大表哥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酗酒和赌博，不再照顾家里。那两个男孩初中毕业后也没有留在村庄，而是跟其他人一样，远赴沿海城市打工。大表嫂和大表哥因女孩的病经常争吵打闹，更是让这个原本老实的男人开始蜕变，变成典型的有家不归的乡村痞子。

　　某天夜里，大表哥从小镇醉酒回来，鬼使神差地跌落天坑，被人发现时，已经只剩下残破的衣服和一堆白骨。

　　大表哥走后没有几年，大表嫂又招了邻村一位单身男人入赘。两个儿子本就不愿回村，此后便以母亲再嫁为理由，不仅诸多责难，甚至不愿继续接济家里，各自在外安家后便不再联系。

　　小山包变得更冷清，村里人看到一家人命运如此乖蹇，也多不愿接近，生怕沾上了晦气。大表嫂一如既往地守着女儿，路上遇到人偶尔也会搭讪几句，大多数时候只管带着女孩低着头匆匆走开。

　　村庄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很容易忽略脆弱的生命，或许村庄本身就是脆弱的。很长一段时间，村庄忘记了大表嫂一家的存在，甚至一头牛的死去都比他们更受人关注。

　　大表嫂一家也习惯了被人遗忘，甚至更愿意躲开村人们的眼睛，那个女孩基本没有上过学，时刻低着头，耷拉着头发，不让外人看到她的脸。

　　然而大家都没有想到，女孩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那个男人刚入赘到车朋湖的时候还好，能做一些农活，对大表嫂还算体贴，当女孩出落成为一个大姑娘后，便开始打歪主意。一次大表嫂不在家，女孩的病又犯了，男人便趁机性侵了自己的继女。女孩迫于男人的恐吓，不敢告诉母亲，等到大表嫂发现时，却是这个女孩意外流产了。

　　大表嫂开始并不想张扬，男人却变本加厉，忍无可忍的她提着菜刀便砍了下去。男人并没有死，只是受了轻伤，被送进了监狱。大表嫂伤人情有可原，在看守所关押了几日便放了回来，继续和女孩相依为命。

　　女孩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博得同情，相反又成了大家的话题。过了婚龄之后，还是没有谁家能接受她的病和遭遇，大表嫂只能含泪将她远嫁他方。

　　原本以为女孩会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谁知流言无孔不入，男方还是知道了女孩的过往，二话不说将女孩送了回来。

　　这种生活仿佛成了河里的漩涡，带着大表嫂和女孩不停地旋转，不知道哪一天能够上岸。

　　再后来，女孩和大表嫂都不见了。

　　有人说大表嫂带着女孩去了两个儿子那里，边打工边给女孩治病。也有人说女孩的病终是治好了，还嫁了一户好人家，连孩子都有了。更有人说她带着女孩一起跳了水，尸体被冲到了下游。

　　不管怎么说，小山包上的门再也没有开过。

　　再见到大表嫂的时候，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那次是到另外一个县城开会，傍晚吃完饭后，我独自去县城老街闲逛，走过一条街巷时，我无意间发现了大表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坐在墙边，前面摆着个小摊，手里拿着叠神仙牌（一种算卦的纸牌，类似观音灵签）。

　　不远处的墙角坐着女孩，穿着件青色的外套，头发散乱在脸上，目光呆滞地看着旁边的青苔。

　　我把脸别在一边，匆匆走过，生怕被她看到。当我走到巷子口，再回过头时，路灯正好亮起，大表嫂的影子映在地上，走过的人都会踩上一脚。

　　而那个女孩，却完全淹没在了黑暗之中。

当归

我害怕一片竹林，就像我害怕一间房子。

　　那间房子光线很暗，木格子窗糊上了皮纸，外面隔一条阳沟，就是那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座坟。入夜之后，每当微风吹过，竹林就发出沙沙的响声，风大些时，竹林便呼呼地响成一片，待风静时，在月色的映照下，竹林中间晃着几点冷冷的光。

　　窗的下面是一张床，掌宽的木架，很老，床沿有雕花。床板上是稻草，席子，然后是被褥。棉絮多年没有翻新，死板的硬，冰冷的硬，很难暖和。若是冬夜，得用热水灌两个玻璃瓶，先放在被褥里暖些时间，方能睡下。

　　床边是一架柜子，一米来高，楠木的，朱红漆。柜子已经很旧了，漆已经斑驳脱落，在昏暗的光线下，需要靠得很近，才能看清楚两边门上金黄色的梅花喜鹊漆画。

　　柜子上是一个黄漆箱子，不大，正面也画着一枝梅花，上面站着两只喜鹊，箱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三叠书，大概有三十余本，大多是明清话本和一些历史小说，最难得的是《好逑传》，故事虽然有些俗套，但那个版本却是弥足珍贵的。

　　在箱子的顶上有一个小的木台子，摆着一些医书，其中有一套四卷本的《医宗金鉴》，是难得的中医典籍，现在一般的县城中医院也未必能够看到，却藏于乡村陋舍，也算是奇迹。

　　我的童年或许是孤独的，这间现在觉得很是阴暗的房屋，当时却是我极其向往的地方。每当幺公不在时，我便偷偷跟随大我三岁的小叔叔溜进去，整夜地看书。怕被人发现，便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因此，我的视力从小就不好，小学三年级就得搬到第一排才能看清黑板的字，父亲不得已给我买了一副眼镜，厚厚的镜片便一直跟随我到现在。

　　这间房子位于整栋房子的右侧，紧靠堂屋，堂屋左边住着幺公的大儿子，右边厢房住着二儿子，幺公和小儿子就住在中间主屋。这间房子是幺公的临时接诊室，偶尔也当客房用。

　　幺公是一个赤脚医生，解放前读了几年私塾，后来跟一位老巫医学了几年，加上他自己勤奋好学，又识字，竟也悟出些门道，尤其是治疗疑难杂症，更有些独特的方剂，在十里八乡也算有些名声。

　　在车朋湖这个小山村里，居住的人家以杨姓为主，我的本家却只有三户，幺公家便是其中一户。他家与我们家中间隔了两亩土地和一条路，门户相对，鸡犬相闻。

　　何氏先祖来自常德，本是耕读人家，在清乾隆十七年到了鄂西山区。以前鄂西山区属土司管辖，自古有“土不入汉，汉不入土”的说法，改土归流后，撤销司治，建立府县，也就有汉人应朝廷征召，入境开荒，所到之处，挽草为业，白手起家。

　　先祖本是读书之人，带着妻儿来到这里开荒拓土，也算天命使然。安顿下来后，便派长子回去守祖业，自己和另外两个儿子留在此地，没想到后来又添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十字路何氏四房的源起。我们家属大房，大房本留在湖南，后来先祖产业渐大，便将大房的孙子接了一个过来，继承了一份产业。

　　幺公是三房，家业本在另一个村庄，因解放后他家属于贫农，土改时就将我祖父的一栋房子与十来亩土地分与了他家，他家便搬迁到了此地。他上几辈也有过辉煌，出过文武双举，只是后来大房尚文，三房尚武，更由于家族庞大起来，多了些粗劣之徒，到了幺公父亲这一代，因好赌和抽鸦片，将祖业败了个精光，又去世得早，幺公少小便穷困潦倒，艰难度日。

　　“天生儿必养儿”，幺公在少年时，孤儿寡母依靠族人们的接济，算是敷衍过来了，却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便开始外出讨生活，过着些挑担行脚的日子。可能是他识得字，人也算机灵，被一位巫医瞧上，收作入室弟子。

　　鄂西远古属巴地，据《山海经》记载，此地史前属巫咸国，是巫觋的源起之地。巫医一脉在此处民间传承甚广，除了拿脉问药，还通过巫法做些心理疏导。幺公在那里学习了几年，便回到村里，自立门户，开始行医。

　　在传统文化里，江湖无处不在，哪怕是偏僻的山野，只要有其从事的行业，便有门派，而巫医这一行，都归于“疲门”。既然是江湖，就有江湖的规矩，对于“疲门”而言，若有求医者，便不能拒之门外，不管有钱无钱，都得舍药，有时还得游医，做些善事。患者若无钱，可拿些米粮冲抵，或者病好之后来做几个工，以折医药费用。

　　幺公从事这一行业，开始时并没有挣到钱。那时村民普遍还处于饥寒交迫状态，一般人都无钱问药。幺公除了要救死扶伤，还要上山采药，他年事已高的老母亲缺人照顾，不小心从街檐口台阶上摔下，命是保住了，下肢却瘫痪，只能长期床椅相伴。

　　何氏阖族一直以“渔樵耕读，书礼传家”为家训，出则达济天下，留则孝字当先。族人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虽然也有作奸犯科、行事痞赖之人，唯独这“不孝”二字，众人皆不敢犯。老太奶瘫痪后，幺公除了治病救人，还得做个孝子照顾老娘，终身大事却难有着落。族人和乡邻们也想尽办法，始终因为家庭条件太差，还有瘫痪的老太奶，女方逃之不及。

　　眼看他年近而立仍孑然一身，又遇上灾荒年成，怕是要错过结婚的年纪，正好他师傅的邻村有一寡居女人，其夫饿死，孤零零领着一个孩子，师傅便极力撮合。女人只要嫁过来不至于饿死，别无他求。穷不择妻，幺公也就应了。女人带过来的孩子也随了幺公的姓氏，女人后来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日子虽然过得粗糙，但有幺公一身本事做支撑，倒也能够安稳。

　　那女人生得体格粗壮，足比幺公高半个头，有一身蛮力，不仅能照顾地里的活儿，服侍太奶也算尽心。只是川东女子性子火暴，家里人稍有不是，便被她骂得狗血淋头。村里人也晓得她的脾气，大多轻易不敢惹她，她即使在外面撒泼，别人家看在幺公的脸面上，也多不计较。

　　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医疗事业也得到发展，幺公的职业优势在村庄慢慢丧失。虽然他掌握了一些治疗疑难杂症的绝活，但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相信诊所和卫生院。加上政策的改变，对无照经营的赤脚医生多有打击，尤其是巫医这一行业，更难容身。幺公行医虽受到冲击，总还有十来亩地，一家人勉强可以度日。但那女人心里却失去了平衡，对幺公也苛责起来，动辄打骂。

　　幺公生得单薄，哪是她的对手。那时我还年幼，一旦听到幺公如杀猪般号叫，就知道那女人又动手了。母亲和祖母开始还会赶过去劝阻，时间一长，也就懒得理会了，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外人说多了反倒讨嫌。

　　幺公本来有些文化，以前因家庭原因不得不接受这段婚姻，现在看到女人泼辣如此，竟然一味消沉下去。弱势的男人一旦对生活无望，大多会染上一些不良嗜好，幺公便在诸多不顺中选择了酒。酒是麻痹神经最好的东西，他逢酒必喝，一喝就醉。有时一个人，用青辣椒蘸盐，也要喝上半斤。

　　自此，车朋湖少了一个医生，却多了一个酒鬼。

　　继子成年后结了婚，本没有读多少书，又受了母亲的影响，便有些不念孝道，继子娶过来的女人也不懂事理，结婚没几天就吵嚷着把家分了。

　　幺公敷衍了几年，把我二叔的婚事操办完，又送走了老太奶，便背起药箱，走乡串户去了。这一走就是几年时间，都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幺公离家做了游医，先去给师傅送了终，又得到了一些真传。后来他又跟着邻县一个年轻医生，不仅掌握了一些常规的西药用法，还学会了打针输液。这让他在偏僻的山区里行走自如，收入也相对可观。

　　有了经济基础，他的心思也活络了，一个人活着终究孤苦，在一处村庄行医时，便以收徒的名义勾搭上了一个有夫之妇，那妇人比幺公要小许多。开始两人还偷偷摸摸，后来那家男人见有利可图，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幺公干脆带着那妇人一道到处行走。两人双宿双飞，形影不离，不知者还以为是老夫少妻，在外谋生计的。

　　这事传回村里，女人就带着三个儿子，经过一段时间搜寻，在那妇人家里把幺公拿在了现场。母子几人自是气急败坏，女人打幺公，三个儿子打那女人，折腾了好一阵子，虽没有闹出人命，但最后还是把他架了回来。不独幺公这几年在外的积蓄被全部充公，就连那妇人平时跟着他积累的一些小钱也被讹诈了出来，事情才算平息。

　　幺公回来后，便被锁在右侧房间里，女人和三个儿子轮流看守，每餐递点饭菜，连上厕所都不给出。若是村人需要找幺公看病，女人就以收钱的名义守在一旁，生怕稍有疏忽，幺公又会跑掉。

　　我有时回到车朋湖，去看幺公时，也只能隔着被钉死的窗子，跟他闲扯几句。

　　其间幺公也逃过几次，都没能成功。等到时日既久，母子却也放松了警惕。一天深夜，趁着女人出去吃酒未归，幺公撬开窗子，无声无息地逃走了。他们又找到那户人家，发现那个妇人也不见了踪影。他们又找了几个月，终无所获，也就放弃了。幺公慢慢也被村人遗忘了。

　　幺公再次回到车朋湖，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大雪刚好铺满入山的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被他的小儿子带了回来。

　　就在前几天的午后，镇上派出所送来河北某地公安局的电报，说幺公在和朋友喝酒时超量，醉死在了街上。幺公死的时候，却是那个妇人陪在身旁。

　　除了随身衣物和一个医疗箱，幺公只留下一张存折，上面的几万块钱像是幺公在这世上的唯一价值。

　　当治丧的鞭炮声响起，村人才恍惚记起有这样一个人。葬礼简单，几个歌师给他唱了一夜，就送上了山。没有墓碑，在土堆头上放了一块望山石。幺公也算是有了归宿。

　　幺公走后，家也就散了，老二和老幺为争他留下的钱结了怨，互不往来。女儿从卫校毕业后到南方谋生，嫁人生子，再也没有回来。最早分家的继子早就移民到了江汉平原，连葬礼都没有回来参加。老幺成家后去南方投奔了姐姐，过几年以带孩子的名义把母亲也接了过去。剩下的二儿子搬到了小镇，房子就彻底荒废了。

　　幺公的坟就在竹林里，坟头正对着那间房屋的后窗。

　　其实我是害怕回到村庄的，尽管那里有我很多童年的记忆，但那些带着野蛮与无知的生活，却让我无比恐惧。就像那间房子，我在梦里见到过很多次，幺公在昏暗的光线下，躺在靠窗的床上，痴痴地看着外面。

　　那种眼神，就像一望无际的黑洞，你无法看到他的内心，也无法看到任何的情感与生活，连哀伤和孤独都没有。和那样的眼神对视，会发现自己的内心也是空的，黑暗无边无际。

　　这仿佛也成了我的噩梦，在对乡村的记忆中时隐时现。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一切都不是我经历的，只是我脑海中虚构的曾经。不管我怎么努力想要抹去，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情节却越来越清晰。

　　考上大学后，回乡去给祖母扫墓，我实在抗拒不了对那间房子的记忆，便趁着夕阳未尽，从后面阳沟偷偷绕过去。靠竹林的墙壁已经坍塌，我猫身钻了进去，房里摆设早已破败不堪，到处是蛛网和尘土。无意间，我发现烂掉的木柜角落里，那套《医宗金鉴》还在。

　　我带走了它，清理之后插进自己的书架里。前两年，一位族兄身体抱恙，让我给他寻找一个药方，我这才想起了这套书，便索性送给了他。他翻看时，从书中掉出了一张老旧的信笺纸。

　　那是幺公手抄的一张方子，第一味药，就是当归。

裁心

太阳冒出山坳的时候，首先亮出来的是一片黑瓦。黑瓦后面和两侧都是竹林，再后面就是一个山坡，上面是岩石和杂乱的矮树丛。唯有山顶上有棵巨大的树，如盖状，可以盖住整个山头。

　　那棵不知是何品种的树矗立在那里已有几百年之久，树干得几个人牵手才能围住。村人习惯把这个地方叫作“一把伞”。

　　村庄已经习惯了所有事情没有来源，也没有人去计较。今天或者明天上午，才是村人更为关注的。“今天柴砍完了，明天上午把苞谷地刨了。”童年时我经常听到祖母这样说，但从来没有人问明天下午该干什么，似乎无关紧要。时间只有一天半，这是我理解和经历的村庄。

　　那片黑瓦下，是四列三间的吊脚楼，住着一户姓覃的人家。在鄂西，姓覃，必定是土司的后裔。在我们那片土地上，土司是一个政治机构。以前的社会，天高路远不好管，只要认可帝王的统治，接受朝廷的节制，每年打点贡品就行，于是土司应运而生。土司算是地方之最高权力者，所以人们也把土司主称为土司王。

　　姓覃的大多是蒙古人后裔，土司制度也是源于元代的一种边疆管理办法，既能保证中央的领土完整，也能实现区域自治。朝廷自然少了许多麻烦和开支，但唯一的缺憾就是不稳定，土司之间喜欢争边界，所以争杀不休。

　　清雍正年间，为实现皇权一统，实行改土归流，所有的土司撤销，各地都设立了县治。那些土司的很多后裔也就归于民间，不再享受特权，时间一久，他们起始的身份甚至都被人忘记了。

　　覃姓人家也不知在这里定居了多少年，因在同一村庄，多少沾亲带故，就如我们家和他们家在上几代有姻亲关系，便以这种关系来确定彼此之间的称呼和走动的方式。据上辈的交代，我得称呼这家户主为表公，此为村庄远亲的典型称谓。

　　表公祖上属忠路司，但归于远房，没有承袭爵位，除了有些特权，其他与山民无异。土司治地多以渔猎为生，尤重巫术。他这一脉便承袭了“土老司”一职，就是为土司王主持祭祀，勘测风水。后来没有了土司，他们便隐于民间，以“安坟正屋，占卜算命”为业。到了他这一代，随着时代变迁，虽也得了些家传的本事，却无用武之地，为了生活，他便随镇上一个忠县来的师傅学习裁缝。

　　车朋湖带有浓郁的巴风，一直以来“厚死薄生”。老人过世后，以死后多穿几件衣服为荣，棺木中需备老衣老被，还得请歌师唱歌送行。人们把人过世后穿的衣服称之为老衣，把棺材中用的被套称为老被，子女得力者可以穿七套老衣，不得力者也要穿五套。这老衣制作也极其讲究，多为斜襟布扣的长衫，布用棉料。老被也是如此，有垫有盖，还有枕头。表公学的就是这门手艺，出师回来后一边务农，一边为乡邻裁制老衣被。

　　但凡做与死人沾上边的东西，总有一种神秘感，就像表公的裁缝铺，不能开在正堂，只能厢房开个门，靠窗摆着套缝纫机，后面正墙上供着一尊神像，神像下面有个抽屉桌，上面放着几本书，旁边挂着些老衣被，都是村人们为年老的长辈准备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表公总是戴着双深蓝色袖套，挂着个老花镜。坐在缝纫机前，那长长的针头不断地跳动，和着脚踏板的声音，节奏紧密而跳跃。滚动的线条向前滑动，就像一条走不完的路。在童年，表公的缝纫机给了我最初的工业印象，也给了我无数的遐想。

　　除非是拿定制的老衣被，村人一般是不轻易踏进那间屋子的，大多数从窗口取，好像那间屋子充满着神秘的力量。我们玩耍时，老祖母也会千万叮嘱，在屋外耍耍就行，不要到那屋里去，阴气太重。我到今天还在揣度，村人不敢进去，可能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

　　面对死亡，不管是亲人还是自己，都是难以接受的，这恐怕也是表公当初没有想到的。而他命运不济，仿佛是因为他从事了这份职业，才被命运的转轮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表公生于民国，其亲族在当地颇有声望，其父还当过小保长。他青年之时也有些抱负，学业较好，恰逢当时湖北省政府搬迁到恩施，相关的高等院校也搬了过来，当时较为有名的是“鄂西高农”和“省立七师”，他喜欢教育，便考上了省立七师，毕业后回乡教书。但好景不长，随着社会变革，受累于家庭背景，他的工作没了，只能回乡务农。他没有其他可以安身立命的本事，便托着故人关系，在镇上找了一个师傅学习裁缝。

　　半生的蹉跎，早已让表公沉默寡言。他除了整天在师傅店里学习，也不出去走动，更不与人交流。独善其身虽是办法，但眼看已过不惑，还是孑然一身，心中自是凄然。时间一久，他和师傅一家感情也深了起来。师娘见他人品不错，虽年纪大了一点，但人长得斯文，又有些墨水，努力撮合下，他便与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结合。两个人悄悄在师傅家喝杯茶，就算定了终身。

　　随着表公的手艺学成，女人卖了她原来的家当，买了台二手缝纫机。表公带着那女人和她与前夫所生的一个女孩，回到了村里。表公家就在车朋湖的东头，与乡村小集只隔着一个垭口，大部分赶集的人都得从屋门口经过，自然不用另寻铺子。他用木板写了个牌子，在门前树上一挂，也算有了招牌。一家人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随那女人来的女孩，随了表公的姓氏。有了女孩相伴，两口子多了些乐趣，表公对那女孩很是宠爱，视如己出。女孩也乖巧伶俐，深得村人喜欢，大家都称其为覃幺妹。

　　或许是受表公的影响，幺妹打小心灵手巧。但凡是针线活，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乡村女人多自己做鞋纳鞋垫，幺妹十来岁时就能把鞋垫扎得非常精致。

　　幺妹渐渐长大，不仅有着一双巧手，相貌也长得出众。可能是随她母亲，家庭里又有一些文化氛围，整个人出落得有模有样不说，相对农村女孩，多了些城镇姑娘才有的时尚与气质。表公家也随着幺妹的长大变得热闹起来，提亲的媒人自是不说，那些十里八乡的少年更是打着赶集的名义，绕着路也要从他们家门口过路，只为一睹芳容。

　　有了名声虽是好事，对表公来说，却也很苦恼，对幺妹的看管也就严了起来。很少让她再出门，也开始对上门提亲的人甩脸子。他甚至还从朋友家要来一条较凶的狗，看到在门口无事转悠的年轻人，就把狗放出来，让那些人不敢靠近。

　　始终把闺女关在屋里也不是办法，夫妻俩经过商量，决定还是把幺妹寄养到外婆家，一是在镇上学点见识，二来也可以断了村里那些好事人的路。

　　送走了幺妹，表公家也安宁了下来。幺妹到镇上后，便为她舅舅照看小杂货铺。

　　那个时代，镇上已经慢慢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多元素开始流行起来，相比封闭的农村，小镇要更开放一些。幺妹虽来自乡下，她的模样在镇上也是颇能吸人眼球的。没过多长时间，追慕者便多了起来，其中有一人还是区里某领导的公子。

　　舅舅家小店的斜对门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家里的主人在政府工作，很是气派。那人在家里排行老幺，镇上人都叫他三娃，整天无所事事，仗着老爹的权势到处打架闹事。三娃早就对幺妹垂涎不已，每天不是在店边转悠，就是寻找机会搭讪。

　　幺妹自是看不上眼。三娃却穷追不舍，尽管每一次都被拒之门外，但还是死乞白赖的不肯罢手。三娃开始还克制着，后来见幺妹并没有什么背景，就胆大起来，有时甚至还动手动脚。幺妹何曾见过这样的局面，除了闪躲，便只能敬而远之。

　　有一次，幺妹去村里看望父母，返回小镇时天色已黑。边城小镇，本就偏僻，加上树大林深，幽静得可怕，幺妹的心早就提到嗓子眼了，只能加紧脚步赶路。没有月亮的月初夜，正在赶路的小妹忽听一声怪叫，一个黑影忽然从路边树林里蹦了出来。她不由得腿一软，本来胆小的她，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当幺妹醒来时，却是在医院的床上。一个赶路的人看到她躺在路边便报了信，她舅舅请了一个担架，把她抬到医院。没过几天，小镇上就传出了幺妹被人糟蹋的消息。街上的女人们都摇头叹息，男人们更是惊诧不已，一时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幺妹出院后回到了村里，哭闹绝食了几天，还是被表公老两口劝住了。没过几个月，幺妹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急得两个老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幺妹回来后，开始虽然有些好事者捕风捉影，慢慢也就平静了。没有昨天的村庄，给了村人最大的包容。两个月之后，覃家来了一个给三娃说媒的女人。表公半是高兴半是愁，最后还是没有隐瞒幺妹被糟蹋的事。那个媒人却也爽快，说三娃对幺妹是诚心的，并不嫌弃，只要过门了两口子能安心过日子就好。

　　表公老两口自是求之不得，便征求幺妹的意见。幺妹早已灭了幻想，答应了这门亲事。因为肚子里孩子的关系，提亲不久之后两家便操办了婚事。

　　生下儿子不久，三娃原形毕露，对幺妹动辄打骂，还专揭那滴血的伤疤，说她不是清白女儿身。苦于自己的遭遇，幺妹只能选择忍耐，闭着牙缝把泪水往肚里吞。

　　日子就这样过着，幺妹变得愈发木讷和沉默。有一次儿子白天淋了雨，晚上感冒发烧，幺妹去厢房找药，却听到了三娃和一个女人谈笑的声音。幺妹只觉得眼睛在变黑，变蓝，变散，黑黑的夜空像鲜血一样红，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苍白……

　　不久，车朋湖多了一个女疯子，蓬头垢面，光着脚到处游荡，见到所有的男人都傻笑，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一个多好的女人，真的是命苦！在村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这么怜惜幺妹。从那以后，下午的时候表公家门口总是放着一碗菜饭。

　　有一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地上的积雪已有尺来厚了，或浅或深的脚印很快就被抹去了。表公家门口那碗饭，直到天要黑了还没有动过……

　　幺妹死了，当天晚上冻死在屋后那棵巨大的树下。

　　幺妹走了以后，表公的头发就变成了白色。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坐在缝纫机前，身后的墙上挂着老衣被，中间的案台上多了一张幺妹小时候的照片，旁边摆着那只碗，里面放着些稻谷。每逢年节或是幺妹的生辰，他都会去烧一炷香。

　　我离开村庄没几年，就听说表公走了。走的时候，他正在缝纫机前给自己缝制老衣被。那件红色的老衣，只做了一半。

浮屠

冬天，山坡总覆着一层薄薄的雪。我家的右边是一栏猪圈，隔着粪池坎，是一片楠竹林。竹叶上的雪，很容易被风摇晃到房间的窗纸上。

　　车朋湖都是木质的吊脚楼，一般以家庭人口和经济水平来确定修建的规模。我家人口较少，邻堂屋是三列两间房屋，转角是一间厢房，厢房下面是猪牛圈。正屋住着寡居的祖母和外婆，中间是粮仓和客房，我和父母都住厢房。

　　每到腊月中旬，厢房外的石坎边，便会放上一架楼梯和一堆干好的柴火，预示着乡村热闹而又闲逸的年节就要到了。孩提时代的我无疑最喜欢这段时光，父母基本都少下田里，可以带着我多去赶集，收获后的冬天略有盈余，还可以购买新衣，能吃上美味的糖果，而最让我兴奋的还是杀年猪。

　　对于偏僻的山野来说，杀年猪是很隆重的事。父亲和屠户确定好杀年猪的时间后，家里人会提前准备丰盛的食料，将要杀的年猪分隔到单独的圈里进行精养，也算是对猪的一点感激和回馈，同时也是避免其他的猪受到影响。

　　清理完毕后，屠户会选择几斤好肉，加上些杂碎，交予主妇，这是当日做“刨汤”的食材。在武陵地区，山民“吃刨汤”是年节前最重要的仪式。谁家杀猪都会邀请邻里的村人到家里“吃刨汤”。刨汤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做好汤料，围着锅，大家边吃边放，类似于烫火锅。这种分享丰收喜悦的方式，是渔猎民族的重要特征。

　　酒足饭饱后，屠户收了屠宰税，提上两斤肉作为工钱，起身离去。

　　杀猪佬这一职业传统而古老，是社会底层“九佬十八匠”之一。其他手艺倒也罢了，偏是这屠宰手艺，讲究颇多。因掌生杀之权，从事这一职业要八字硬，也就是要“带煞带绝”的生辰八字。再就是从事这一职业忌讳也多，不躲阴山阴树，不杀“金肉银毛”，不在主家过夜，不选“破绝”之日，不复“穿甲”之刀。

　　车朋湖原本没有屠户，以前都是从外村请，后来有了一个姓杨的屠户，就住在村子的西头。杨屠户大名叫保寿，在乡村但凡取这样的名字，都是儿时不好养的。听长辈们说，他母亲在喂猪的时候把他生在猪圈了，结果还被猪踩了一脚，差点连小命都没了。好不容易救过来，又多病多痛，多方求医都无效，幺公给他做了堂法事，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秘方，让他喝了几年的中药，这才好利索。

　　杨屠户的母亲姓姜，和幺婆的前夫一个姓，又蒙幺公治病，就认了一个拐角的亲戚，我们一般都叫他保寿哥。保寿哥小时候多病多灾，身子骨小，看着不起眼，长大了却是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子，不仅身材魁梧，手上的力气也很大。那时村里的后生好勇斗狠，较量的方式多是扳手腕。逢到村里哪家“当大事”，众人都来帮忙，年轻人做完事后都会聚在一起斗酒，扳手腕，赌注多是主人家给的“帮忙烟”。保寿哥是常胜将军，几个荷包里总是装满了烟。

　　在乡村，有些蛮力也就有了生存的基础。保寿哥力气大，请他帮忙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但凡是婚丧嫁娶，抬“行架”和棺木，一半都是由他当主力。“行架”就是男女结婚时女方陪嫁的嫁妆，大多是箱子、柜子类的物件，里面装上铺盖或者米粮，小件还好，大件一般都有两三百斤重。棺木也是，逢到棺木大的，加上尸体也有好几百斤。有了他这身力气帮衬，自然不在话下，尤其是山路狭窄的地方，他一人便能担一头，轻松就过去了。

　　保寿哥除了有身力气，还念完了初中，识文断字，在当时的乡村也算有些文化。他除了平日里料理地里活计，也跟着老先生学习写对联、安香火，这些在乡村都是傍身的技能。

　　乡村的时间很慢，但站在乡村之外，看着乡村生活，却时常在炊烟与鸟鸣中一闪而过。有时甚至呼吸转侧之间，乡村已过去了很多年。就像我记忆中的保寿哥，在我离开乡村时，他还是一个愣头青年，粗犷中带着一点机智，当我再次回到村庄，他已是中年，满脸的沧桑和落寞，背后也多了一个放着诸多刀具的背篓。这种并不符合记忆的现实，让我很诧异，也一样深感无奈。

　　我曾经以为，村庄唯一变化的只应该是时间，是生命。人们或许降生，或许衰老，或许死去，不外乎皱纹爬上额头，黑发变成白发。但我从未思考过村庄的命运和村人的命运。直到我再度看到保寿哥，看到村庄的凋敝和荒芜，我才似乎明白，原来这个尘世还有命运，这一难以言说和道明的神秘命题。

　　保寿哥的肚子里原本有点墨水，加上在车朋湖的名声并不差，在谈婚论嫁的年龄，顺当娶了个媳妇。这女人来自另一个村庄，人较本分，嫁过来后很快为他生了个儿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儿子会长大、娶亲、分家，这种最简单的轮回，也构成了村庄延续的根本。

　　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生活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命运的转折说来就来。那还是一个丰收的年景，车朋湖的入村公路都已经修到了其他人家的门口，唯独他们院子因为没几户人家，路还没有接上。为了摆脱困境，让几家人的日子尽早过得轻松一点，院里的人经过商量，决定自筹劳力和资金，把断头未修的路接上。

　　修路自然会用上雷管炸药，几个人凭着别人言说的经验，就动土开了工。那是一个阴天的中午，就在他们埋好炸药、点燃导火索跑开后的几秒钟，震耳欲聋的爆炸一下子轰开了山石。可能是经验不够，炸药的用量大了，又或者是保寿哥媳妇靠得太近，总之一块落下的石头无巧不巧砸中正在割猪草的她，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

　　保寿哥不仅要承受丧妻之痛，还因为滥用炸药惹了人命，和其他几个人被收监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来缴了一笔罚款，才放了出来。他的媳妇没了，钱也没有了，还坐了班房。一场飞来横祸，导致家破人亡。

　　过了几年，经人撮合，他又娶了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

　　当时正是打工潮兴起的时候，女人看到家里日子并不好过，还要抚养前任的孩子，心里诸多不满，口舌是非也多了起来。有一次吵架后回了娘家，被打工回来的亲戚一撺掇，也不顾保寿哥的反对，揣着几百块钱就出去打工了。出去没多久她就跟一个外省的男人好上了，又没跟保寿哥领证，索性不再回来。

　　眼看家里越来越不景气，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他本想也出去，但苦于无人照看孩子，只能留下，跟着一位老屠户学杀猪手艺。这杀猪既称之为手艺，也是自有门道，并不像常人理解得那么简单，光是那一背篓刀具都有讲究，放血刀、剔骨刀、切骨刀、顺肉刀、联勾、刨子，各有各的用处。此外，屠户还得掌握一些咒语，略懂符道，了解一些仪式。好在保寿哥有些文化，学得快，又有身蛮力，做起屠户来倒也得心应手。

　　屠户这个职业虽然不能大富大贵，却也能养家糊口，光是杀猪后主人赠送的猪下水，也足够养活父子两个人。保寿哥平时为人不错，村人本就对他印象好，又同情他的遭遇，自然多是请他杀猪。他的日子慢慢好起来，只是婚姻始终无着落。

　　两个妻子，一死一跑，加上他从事的这份职业，女人们都觉得煞气太重，怕受到报应，自然不敢跟他。虽然有些沾亲带故的人多方为他周旋，但都没有结果。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也渐渐失去了信心，不愿再提及此事。

　　一个背篓，几把刀具，保寿哥的壮年就此耗在了屠宰的路上。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好的大学，也跟其他村人一样出去打工，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院子空了，家也空了。对于村庄来说，面对土地的出逃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城市的诱惑太重，哪怕是年轻人逢年节回来，大部分时间也是消耗在类似城市的小镇上。

　　作为父亲，保寿哥只是觉得孩子大了，应该出去闯荡，至少比留在车朋湖要好很多。这大概也是很多留守人的想法，尽管饱尝孤独，但也不愿意阻挡亲人的谋生之路。他们可以念想的，不过是年关将近时的村口山坳处，有他们熟悉的身影出现。

　　但保寿哥没有等回他的儿子。一次滑坡，夺取了一车人的生命，其中就有他的儿子。三十多个同村人，原本约好一起回家过年，哪知却是一起走向了死亡。这是车朋湖首次一下子失去这么多人口，好几个家庭失去了他们年轻的孩子。

　　保寿哥默默地把儿子的骨灰葬在了后面的山坡上。

　　那天晚上，他喝了好多苞谷酒，哭了一夜，然后将杀猪的所有刀具都扔进了天坑。不知道是对生活的绝望，还是对自己职业的失望，自那以后他不再是一个屠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