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李 唐

　　北京是我的家。此刻，我正把目光从书本中撤离，眺望窗外蔚蓝色的天空。我喜欢在清晨醒来，因为可以看到盘旋在空中的鸽子。这些鸽子都是住户养的，每天早晨都要放它们出去透透气。黑压压的鸽群从窗前掠过，可以让人感到生活的气息。

　　记得多年前，假期里我会住在爷爷家。爷爷奶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身体依旧健康，不次于年轻人。虽然不时也有争执，但生活风平浪静，像是两只停泊在港口的船，给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留下另一种可能性，或一种归宿。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读书，最适合在读书时睡着。做各种碎片似的忙乱的梦，然后睁开眼，依旧是那扇窗子，和窗外一块一块似乎凝固不动的云。

　　楼的一侧是一座中学，每天准时放早操。正对面是一条马路，车辆川流不息。

　　二〇〇二年左右，爷爷和奶奶搬到了这里。以前居住的老楼因为要建设 CBD （中央商业区）而被拆除了。老两口在经过了一轮谨慎的挑选后选择了这里，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

　　很小的时候，父亲曾给我描绘过一个近乎乌托邦的北京的未来（他应该也是听别人说的）：以后的北京将是一个纯商业城市，除了政府人员、商业人士和上班族，一般居民都要一步步搬出去。现在想来，这个预测非常有远见。

　　记得以前我们住的老房子，地理位置那真是相当的好。正对面是嘉里中心，楼后面是国际贸易中心的主楼。可以说是北京最繁华的一个地段。如今，这里是“国贸”三期的建筑范围，在原先老楼的底下，曾开了一家Page One书店，想来也是很奇妙的事。

　　小时候，我每天趴在窗前观察嘉里中心的大楼，不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到了晚上就和父亲去国贸里溜达，路过琳琅满目的时装店、珠宝店，就是为了去里面一家小书店看书。后来那家书店被高租金逼走，换成了高级化妆品店和摄影器材店。

　　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了我上小学。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母亲抬来了一个小桌子，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努力学习了。那是我童年的结束。

　　比较有意思的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北京家家户户储存大白菜的年代。我家的白菜就囤积在窗户外面的护栏上。我总是想，难道这些白菜不会掉下去吗？我很担心有一天过路的行人会被从天而降的大白菜砸到。

　　那时虽然也是住在楼里，但人与人的关系还算融洽，左邻右舍的几乎全都认识，我一出门就要“爷爷”“奶奶”地叫个不停。彼此间时常串门，茶余饭后闲逛闲谈。那时也没有防盗门，就是普普通通的木质门，锁一下就完事了。不像现在，大门一锁，知道邻居姓什么的已是少数。

　　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可以感受到宁静的快乐。上小学，都是奶奶送我去上学。穿过枝叶茂盛的林间小道，穿过一间间平房，穿过一个个小巧精致、坐满了外国人的咖啡馆（那个时候，大街上看到外国人的面孔还算是新鲜的事），小学校也就到了。跟外面的那些咖啡馆、酒馆比起来，我们的小学显得破旧不堪。

　　那时我所在的小学建校四十多年，这在北京来说算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年轻的校长每次讲话时总是很自豪地说：“我们的学校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这所小学已不复存在。还有我的初中学校也不存在了，而我的高中学校也换了名字。这在每天都不停变化的北京，并不算稀奇的事。

　　几个月前我曾回高中学校一趟。学校依旧，咖啡馆依旧，甚至连那一排平房也依旧。只不过在平房的前面，建起了一家韩国公司，路过平房时可以看到飘扬的太极旗。在平房的后面，曾经因为欠费而一直是半成品的高楼不知何时已经建好，成为一座繁忙的办公楼。

　　只有夹在中间的那一排平房和熙攘的菜市场没有什么变化，它们使我的童年清晰起来。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回忆。我的生活总是平平淡淡的，我之所以把它们写出来是害怕遗忘。尽管我已经遗忘了那么多。

　　说起来，我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我的爷爷是纯正的山西人，至今还残留着年轻时的口音。我们一家来到北京纯属巧合。在那个年代，爷爷作为工程师本来要去苏联深造，没想到国际风云变幻，“老大哥”翻脸不认人。爷爷去苏联的计划也就泡汤了。组织上为了补偿爷爷，便把爷爷调到了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北京，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我总是想，如果那时爷爷去了苏联会怎么样呢？这个假设是无效的，因为它已不可能发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现在，爷爷奶奶早已退休，在家里安度晚年。我结束学生生涯，工作了很多年。没有了寒暑假，我也没有再长住过爷爷奶奶家。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激情以及恐惧。短短的这些年，我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但细想想又没什么真正的变化。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害怕。

　　城市就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多是“偶遇式”的，比如你的朋友和同事，彼此的关系是流动的，可能由于某个原因，就再也不会见面。而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人，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就走入了彼此的生命。

　　对这座城市，我了解的永远只是皮毛，尽管我生长于此。去年夏天，我写了一部以民国时期北京为题材的小长篇，翻阅了不少当时的资料。北京一直在变，它是以一个个“影子之城”的姿态叠加在一起的地方。每天，它都在产生一些新事物，同时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写到后面，我忽然发现主角已不再是我笔下的人物，而变成了这座城。

　　关于“城市文学”，我并未真正研究过，或许也很难有清楚的定义。迄今为止，我只在城市中生活过，就连长住乡村的经验都没有。按理说，我写的应该是纯正的“城市文学”。可话说回来，其实我的很多小说背景模糊，甚至设定都不在城市。——比如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虚构架空的小镇上；新出版的《热带》更是发生于热带森林中，发表在本期《青年文学》的小说《夏末的一场战斗》，背景干脆就是古代。

　　这些作品该如何归类？其实在写民国北京的小长篇之前，我的小说里很少出现“北京”这两个字，也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有关城市具体的标志性景观。这确实是我有意为之：我想要写一种具有普遍人性的小说，不局限于某地，甚至某国、某民族，只是关于“人”的处境。正如卡夫卡的小说，很少有人会讲他的价值是描述了布拉格或犹太人，或许只有研究者才会这么看。作为读者，被打动的原因绝不是他的地域性，而是具有某种生存境况的普遍意义。

　　因此，当我们阅读许多过去的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时，地域性早已退居幕后，甚至历史都不再重要。真正留下来的，只有一个个人物，以及叙事的能量。城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造空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到这里，每个人都为它添砖加瓦，你是什么样子，它就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乡村的山川河流是亘古不变的，那么城市的特点就是流动与变化。

　　因此，城市的精神永远是创造与探索，探索未知与不可能，以及多元的融合。当今时代，人类之间的信息流通前所未有，过去时代的创作者难以想象能接触到大量本土以外的文化资源。比如对于年轻一些的写作者，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实际上已经成为“传统”。

　　这只是不到一百年间发生的事。这是否会对文学产生影响？我想是必然的。石黑一雄曾提出过“国际主义”的写作，就是超越具体的国家、文化。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也明显有此倾向。

　　我想，如果仅将城市文学定义为“发生在城市中的文学”，或许就有点小了。我心目中的城市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创造的精神，一种多元的观念，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与更新。这么说可能依旧是空泛的，那么也只有在实践中去摸索了。可能我们反复书写的本已不是具体的某个城市空间，而是自己心中那座永恒的“影子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