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历史的声音，当红色的程控电话响起嘟嘟的铃声时，院长笑了，笑得很开心，脸上的线条似乎朝外面飞，而且越飞越远。我觉得院长一笑，人显得特别憨厚。虽然，院长很快把电话机装进了木盒子里。外面还挂起了一把小锁。
那是一九九三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医院的白墙上、天井里落满了光斑，风紧一阵慢一阵，晃动的光斑像是水波荡漾。知了抱着树拼命鸣叫，既令人头涨，又使人心生幽静。因为热，也因为闲，医生们似乎被瞌睡折磨着。
这时装电话机的人来了。
尽管安装电话的人喝了酒，相貌也不好看，跟院长说话没大没小，还唾沫飞溅，在阳光下不时闪过一个个白点，但我们仍愉快地围着他。院长递烟，阿其医生点烟，叶会计泡茶，丽姨还帮他拎来台扇，除外，还有一堆软绵绵的美言在他周围飘来荡去。
钻孔，拉线，爬上爬下，腰上系着的白色帆布包盖住了大半个屁股，他时不时往屁股上摸，一摸准能摸出他想要的零件。于是，又有一堆好话捧起了他。他似乎也很受用，鼻翼两边的法令纹不住地朝外展。一会儿，他咬着香烟问，电话装在哪里？院长不语，但神情安然，内心笃定。我们齐刷刷地看着院长，也不语，之后目光推来推去，出现短暂的寂静。
也不知谁起了头，说是电话应该装在院长办公室，随后众人附和，声音一个比一个坚决。院长似乎对我们的心声不以为然，抬起头开始望天空。我们面面相觑后，一个个也慢慢抬起头，天空云淡风轻，正巧飞过一群小鸟，丢下一串叽叽喳喳。在我们走神的时候，院长做出了决定，说是装在内科办公室。
医院里原来有一部瘦骨嶙峋的电话机，两只听筒像两节粗大的骨关节，黑乎乎的，铃声也黑乎乎的，响起来气急败坏似的。如果要打电话，得先得到院长的首肯，因为电话机装在他办公室，再用手摇到镇上的邮电所，这个摇还得拿捏好分寸，快了慢了都不行。你捏着话筒，耐心等待电话那头有人给你懒洋洋的一个“喂”，你贴着话筒，小心翼翼也“喂”过去一声，然后很谦卑地报出电话号码，麻烦她转接出去。其间你会听到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她帮你转接到了晒场，偶尔也会有人语，嘁嘁咻咻。此刻不管你内心怎么火急火燎，你也要低头弓背站在电话机前，像跟电话里的人忏悔似的。电话顺利接通还好，有时电话并不顺畅，对方没人接，但事情很急，还得手摇过去，一边向接线员赔不是，一边请求再拨一次，说话的声音完全没了骨架，只有低声下气，再诓给对方一些好话。
所以，用这样的电话，除非万不得已。
装电话的走了，左耳朵夹一支烟，右耳朵也夹一支烟，袋里还装了一包半的杂烟，是阿其医生从其他医生那里整出来的。
他走后，电话机静静地趴在内科的北窗下，它的面前坐着院长。我们七零八落地站在内科室里，看上去像是围着院长，其实是围着电话机。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一通闲话，但归纳起来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这样的生活毫无障碍地被实现，医生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好好看病。因为，电话机既是医院的，也是每位医生的。也许是集体想到了这个层次，医生们的声音明明亮亮起来，像是各人捧回了一部电话机。
电话号码一点都不难记，尤其经阿其医生的艺术处理，把8念成发，把6读成乐，把5译成我，而2变成了你，电话号码变成了“我乐你我发发”。这号码让谢医生丁医生们喜出望外。丁医生说，一声响，我乐你我发发，介好号码，一声响。“一声响”是丁医生的口头禅，给病人装假牙时是一声响，同人打牌输掉了也会一声响，当高兴的时候，一声响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谢医生说，我乐你我发发，这号码撞得介好啦，下次搓麻将，先打医院电话，不发也难。谢医生有个习惯，好事说成是“撞”，而坏事被说成“碰”。从此，如果哪天谢医生接了医院的电话，他晚上准喜滋滋地找人去搓麻将。同事问他昨晚手气如何。他打哈哈，既不肯说赢了，也不愿说输了。
不过，谢医生撞到电话铃声的机会不多，绝大多数是院长接的。为此，谢医生背地里不知遗憾了多少回。院长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上班看病，下班持家，从来不摸骨牌，那些“发发发”于他似乎隔世又隔界。可他偏偏守着“我乐你我发发”的电话机。
医院里的声响，大多是不太愉快的，哭闹与呻吟，从一间诊室到另一间诊室，即使安静的时候，那些声响仿佛还在弥漫，是来自身体病痛的声音。这些声音包围着医院，像是一种慢性病侵蚀着每个医生的神经，说不清是冷静，还是麻木。但，新装的电话铃声让医院充满了唯一的悦感。尤其是在午后，医生们比较空闲，铃声嘟嘟，像是唱起了欢乐颂。我听到了，不由得别过头去，心跟着扑通扑通。童医生的视线从《圣经》上移开，眼睛瞟向窗外。隔壁的丽姨正好来串门，一只脚进来，一只脚顿在了外面，胖胖的身子朝走廊里拐。刚刚还在噼里啪啦打算盘的梅姨，屁股底下吱嘎吱嘎扭了几下。连清洁工阿德也停止了唰唰的扫地，痴痴地望着内科，好像目光可以拐弯。如果内科没人，阿德准会扔掉扫帚，然后毕恭毕敬地拎起话筒，也能把“喂”字念得有模有样。
此时，医院里的电话铃声有着饱满的仪式感。
铃声停止了。医院像是坐进了寂静里，也好像一切鼓满了等待，等待院长气若长虹的喊声。无疑，被院长叫到的那个医生跟中了奖似的，脚踏风火轮，疾步奔向电话机，那里院长把位置空着，听筒卧在玻璃板上。接电话的医生自然不会一屁股坐下，站着把电话听完，如果听电话时间长了，身子慢慢俯下去，靠在桌上，但屁股仍是悬着。院长在一旁站着，显得有些无所事事，陪听电话似乎成了他的一项日常。别人对着电话机嗯嗯啊啊，他把报纸抖出哗啦啦的声响，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撇开想象中的偷听。
门卫老伯曾徘徊在内科，也不说话，目光一直停留在电话机上。院长怕他记不住号码，特意给他抄了一张。门卫老伯接了，但仍不说话，神情有些高远。这种高远，院长自然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最终，门卫老伯说自己是守门的，守电话理属守门范围之内。阿其医生捂着嘴拐进了外科，丁医生嘿嘿着一声响去做假牙了，我用半张报纸遮着脸回到妇产科，可到底没能忍住声，童医生讶异地看着我，当听我说完后，她接连哈哈，笑声震荡良久。
后来，院长不再喊了，而是由阿其医生跑到诊室叫人。阿其医生叫人接电话时犹如脚底生风，似乎耽搁别人接电话，是浪费一笔巨大的财产。
也是，打电话是要付钱的。医生打私电话时，一概要付话费。当你开始“喂”时，院长在旁边看表。可能打电话时人正处于多巴胺分泌状态，问候、寒暄、恭维，偏题跑题了还意犹未尽，但放下话筒后才深深感到言多必失。
有天，院长出差，内科只剩下阿其医生。我去串门。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想打电话吗？我不由得激动，问他有钥匙？他说，钥匙没有，但我有方法。他跑到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又回来，把手拢到嘴边说，搁手柄的那个键可以用来敲电话，如果是“3”，就敲三下，但中间不能断。我有点不太相信，虽然我非常期待阿其医生的说法是可行的。阿其医生压低声音说，我来试试，你报一个电话号码。我脱口报出我同学医院的号码。我俩经常写信，互相还留了电话号码。阿其医生把话筒装进白大褂的口袋里，背对着诊室的门，开始敲电话。我好奇地盯着他的手，呼吸急促，但大脑一片空白，似乎把所有的想法腾空出去，就为了见证这个奇迹。
阿其医生的食指在搁键上密集地敲着，类似于黑白电影中的发密电。或许心慌，中间总是出差错，一错，长音的“嘟”就跻身进来，然后就嘟啦嘟啦——待机中。阿其医生喝几口茶，两只手往下压了压，试图平衡心绪，伸出食指继续敲。敲了半天，并没有敲到我同学的单位。
但，我跟阿其医生并没有放弃这个方法，就像是追逐一个民间故事。
有一次，阿其医生值班，我也值班，两人又想到了敲电话号码。阿其医生在电话机前忙碌，但他始终站着，似乎院长那个位置烫屁股。我趴在他的办公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突然，阿其医生的手指头不动了，嘴巴跟花瓣似的慢慢绽开，把话筒递给我。电话果然通了。我欣喜若狂。我冲着阿其医生不停地翘大拇指。
阿其医生好不容易敲出来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我同学休息。我像泄了气的球，瘪塌塌地回到寝室。偶尔我有些不甘心，自己也试着敲，而且背着同事，跟做贼似的，心虚得要命，只怕被其他同事瞧见，恐怕不仅仅是尴尬而已。只是每次敲得筋疲力尽，电话机依然沉默无语。
相比白天，夜晚的铃声充满诸多不确定，就像一枚干果悬在枯树上。
有时，我正在灯下看书，楼下电话铃声突然大作，我会心跳加快，那时快乐的憧憬与不祥的预感几乎是同义词。等我急匆匆地赶到，电话铃偃旗息鼓。我站在电话机旁，像一尾搁浅的小鱼。过后怅然与焦虑跟长了触足似的扎进我心里，我怀疑是家里打来的电话，而这个时刻来的电话大多是不好的消息。当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会发一阵呆，然后再等待电话铃声的响起。数分钟过去，电话仍静默着，我这才慢慢踱到楼上。
有个晚上雨下得很大。我坐在灯下看书。隐隐听到铃声在响，但不太确定。按理说楼下有值班医生。可铃声似乎不屈不挠，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撑着伞一脚高一脚低地去接，结果铃声戛然而止，似乎电话跟我开了个玩笑。
分院的阿荣伯喝高时喜欢打电话来，也不管已是深更半夜，电话里的内容只有一件事，说是有人服毒，让我们过去抢救。起初我们信以为真，他听出我们很着急地要赶过去，他的语气就变了。因经不起我们细问，他开始唱起绍剧，气得接电话的人把话筒摔得响响的。阿荣伯破坏了我们接电话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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