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黄锦树

答李唐五问

李 唐：《雨》作品系列，令我想到一些画家的素描和作品集——同样或相似之物，经由画家的反复注视与打磨，呈现出不同的意蕴。有人说，大部分作家一生其实都在写同一部小说，不知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或许读者总是期待作者能写出点新鲜的作品。您如何看待主题的“重复”与“求新”之间的矛盾？

　　黄锦树：确实。那是连作，也是早年作品《乌暗暝》《旧家的火》之类作品的变奏。《雨》台湾版出版前，我原来写了一篇长长的序，对若干作品做了些解释，后来觉得没必要讲那么多，就把那篇序搁置了，只让为我写序的朱天文看过。在那篇搁置的序中，我曾用画的概念来解释《雨》的变奏。

　　“一生其实都在写同一部小说”的说法，从文学批评、文学解释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是这么一回事：作者名下的那许多作品，很难不归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同一作者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作品常可以互证（那预设了作者内在的同一性）。“相似性”最易也最常被辨识，或者说被建构。凭借解释者的想象力，差异也泰半是可以解释的。只有极少数作者，可以好似同时身具几个不同的人格那样创作出截然不同的作品。

　　大部分情况，求新是冲动，而重复是命运。但有时，被看作是重复的其实不是重复，而是差异。

　　李 唐：阅读过程中，我会想到泰国一个叫阿彼察邦的导演，那种自然界中的神秘、暧昧、生猛与宿命感。《归来》如果拍成电影，我想只有阿彼察邦才能做到。这当然离不开您的真实经历和强烈的个人体验。我成长在北京，一个与此完全相异的地方，但依然会被深深打动，或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那么，您如何看待个体经验与创作的关系？

　　黄锦树：台湾也曾有影评人做相同的类比。创作是变形、放大、扭曲、重组过的体验，人很难超脱自身存在的深井。读者的体验则难以预期。

　　李 唐：您的小说里本土性很明显。而如今信息交流之频繁，是此前作家未遇到过的。比如说，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种外国作家，对我们年轻一些的作者而言已经是某种“传统”了。因此会有两种说法，一种坚持从本土特色中挖掘创作资源；另一种则推崇“世界主义”式的写作，不限于本土。您如何看待写作的本土性？您觉得这个时代的写作与过往的年代有何不同？

　　黄锦树：这是“民族形式”的老问题了。在地性即世界性。

　　当代的资源远逾往昔，但如果借鉴的结果不过是让读者觉得“像是XX（外国作家）”的作品，就没意思了。原创性还是跟在地资源（甚至非常私人的体验）有关，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改变。

　　李 唐：对于小说故事性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中国传统是说书人式的叙述方式，而西方小说有些更注重内省与个体精神。甚至我听闻一种说法：“故事”与“小说”本来就应该是两种相关但不同的领域。您是如何看待小说的故事性的？

　　黄锦树：小说没有故事就不好看了，只有故事又往往不耐看。以中国历史之久远，蕴积之深，应该还有许多可能性没有被发掘。

　　李 唐：最近我在阅读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他从不写具备社会意义的小说，他还曾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学家一定要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现实做出承诺呢？”而读者往往对作家承担时代、社会意义方面有所期待，希望作家成为时代的记录者。您是如何看待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作家是否必须要介入到历史或时代之中才是有效或有意义的写作？

　　黄锦树：那关乎写作者的“意义感”吧。写作是非常个人的事。有的人把小说看成是“一种社会学”，或对政治处境的思考；但也有人把它看成是抒情诗，或者童话，自己开心就好。因此，一个作家当然不必“介入到历史或时代之中才是有效或有意义的写作”。

给李唐的一封信

李 唐：

　　大作匆匆拜读，我没写过这类题材的小说，提不了什么建议，只能粗略地写点阅读后的印象。

　　看到城主、将军这类符号，似乎就只能把这篇小说定位为“故事新编”。而谈到故事新编，任何人都可能立即联想到从鲁迅、施蛰存，以迄刘以鬯、李碧华、苏童等的系列“新编”。但故事新编也不止一种方式，粗略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贴近历史的，具历史逼真性，细节从服饰、心理到语汇都经过仔细的考证，历史小说属之。当然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想象。有的人关心历史的漏洞；有的借古讽今；但有的，只是借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来生产故事而已。那就是另一类接近鲁迅式的故事新编了，历史背景纯粹只是故事的背景，人物只是傀儡，作者任意编织情节。但至少，背景或人物是可以指认的。然而，《夏末的一场战斗》既非前者亦非后者，从它的语汇和细节，看不出背景和人物所属的时代，二者都是抽象的；我们大略可以判断故事发生于“古代中国”，因无法判识它的时空，因此连这“古代”也是抽象的。

　　也许这正是其意图之所在。侦察兵只是侦察兵，没有名字；城主、将军亦然。它指向第三种故事新编（为了叙述方便姑且如此称之，其实那已非故事新编），如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其关切无关乎具体的中国和长城，而是借由那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中广大无边的文明古国，来思考距离的无限、不可穷尽性等哲学问题。但《夏末的一场战斗》却似乎更为抽象，它甚至没有“中国长城”之类的抽象的具体性。

　　有时，作者似乎借由叙事在思索抽象问题，譬如那没有行动力、仿佛必败的将军，认为自己“有时是原因，有时是结果”。绝对现代的句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世界依靠局限性得以运转，否则它将如死海一般平静。”但这是格言警句还是老生常谈？兵临城下，“总归要有个结果，不是战，就是降”。战场确乎如此，但叙事总有第三种可能。小说的结局虽好似出人意料（反败为胜），却也可说在情理之中，因为它不过是这故事的两种可能性之一。存在感稀薄的将军，铠甲已无法承载他发胖的肉身这一状态，已暗示了他的下场。就文学而言，最有趣的其实是第三种可能性，不可能的可能性。

　　聊以互勉。

　　黄锦树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台湾，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