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与他们隔着一层天花板。我们头顶的天花板是他们脚踩的地板，我们因此有了关联，尤其是在夜晚。北京的夜晚到来后，人们借助地铁、公交车或者出租车回到各自的房间，同样的，他们脚下的地板也是别人的天花板，头顶的天花板也是别人的地板。判断每一间房的到底是地板还是天花板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看它到底是高高在上还是低到尘埃。我们的头顶既没有灿若星河，我们的脚下也不会开出花朵。我们都是一群没有蜜蜂授粉的鲜花或生活在浓雾中的瞎子。没人能说清楚北京到底有多少间房，但我们都明白北京到底有多少人，住在我们头上的另一对夫妻也知道。我们隔着天花板能清楚地知道他们走动的声音，他们的地板，我们的天花板不太隔音，但很奇怪，我们的墙壁却能隔绝一切嘈杂与喧哗，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这层天花板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两人相拥有时或许能抵御孤独，但时间一长，两人身上各自所散发的寂寞又将把我们推开。我们在房间洗菜做饭、铺床叠被、打扫卫生，然后躺在床上拿起手机观看别人的故事。我们逐渐厌倦了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分别放下手机，看着天花板上的电灯。
每一个天花板都有一盏灯，就像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伴侣。我们觉得电灯太过耀眼，又不想起床将灯光调暗。只需按一下按钮，电灯就会由恍若白昼变成橙黄色，多年来，我们很少能对自己的生活做主，好在我们还能调暗自己的电灯。但在这个无人入睡的夜晚，我们却想置身于光亮之中。住在我们天花板上面的那对夫妻将在午夜十二点准时为我们带来一场好戏。
这场戏没有导演与编剧，也无须买票进场，除了我们，也不会有其他观众。我们这里有成百上千个房间，有的房间孑然一身，有的房间拖家带口，有的房间空无一物。每当夜幕低垂，我们只要看到哪扇窗有灯，就知道哪间房有人。这些房间以栋为单位，在寂寞的夜晚燃烧成了一截火红的木炭。随着搬离的人越来越多，木炭的火势就会越来越弱，最后只剩下一堆灰烬。每一盏灯都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或是一颗逐渐暗淡的星火。
我们以为他们早晚也会搬走，生出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若有所失，因为我们婚姻生活中的调剂品要消失了。但庆幸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搬走，而且给我们带来的剧目越来越精彩。我们通过争吵判断他们的爱情出现了问题。后来我们听到的就只有砸东西的声音，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不知承载了多少负重，砸杯子、砸手机、砸电视。随着声音越来越大，所砸之物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贵重。砸完后，照旧听到女人的一句收尾：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天花板就像电影银幕，只不过看不到画面而已。但即便如此，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们在别人的悲剧里笑逐颜开，以至于暂时遗忘了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知道，故事终将会结束，黑夜迟早会天亮。故事结束于黎明，我们在黎明时分要起来刷牙洗脸，去赶最早一班地铁上班。我们在拥挤的地铁里戴上耳机，抱紧胳膊，就怕跟别人有一丝一毫的肢体接触，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很多时候却厌恶人类。我们急需沟通，却拒绝沟通，我们将不多的闲暇奉献给一方小小的手机，我们与生俱来的嘴巴不是用来说话，而是用来保持沉默；我们与生俱来的耳朵也不是用来聆听，而是用来闭目塞听。我们生活在装聋作哑的北京，退化了我们的口鼻眼耳。但在私下里我们却兴致勃勃地窥听楼上的离合悲欢。
我们的感情受益于楼上那对夫妻。我们在别人的爱情里发现自己的爱情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恰如其分。我们既不会因爱情太过浓烈而无休止地吵闹，更不会因爱情太过寡淡而没完没了冷战。我们以别人的爱情为参照，得出我们是天生一对的理性判断。当楼上画上休止符后，就开始了楼下的表演，我们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咂摸着这个故事的余味。直到这时，床上的两具身躯才会靠近一点，当爱情趋于平淡后，我们尽量避免接触，接吻也只是蜻蜓点水，床事也只是履行义务，一如打卡上下班。但这天晚上，我们找回了消失已久的激情，我们接吻用上了沉默不语的舌头，我们做爱也加上了眼花缭乱的招式。
事毕，我们的充沛精力并未消失于气喘吁吁。我们相拥揣测楼上那对夫妻大动干戈的原因，这是我们的床笫乐趣。我们都不擅长做阅读理解，不擅长归纳中心思想，但面对爱情这张考卷，我们都交出了满分的答卷。
“我觉得那个女人一定出轨了。”这是她的结论。
“我认为那个男人是个懦夫。”这是我的结论。
女人理解女人，男人理解男人。对我的妻子来说，世间烦恼全在于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结婚证的作用就在于限定女人只能用一副碗筷吃饭。但我却认为这个男人由于赚得没女方多，害怕妻子迟早会移情别恋，因此三番两次用自己的拳头找回尊严。不管是哪个理由，最后无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个妻子会吃别的锅里的饭。因此，我们的结论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所以我们的分数才会这么高。
二
我们在网上购买了两套运动服。我们耐心等待北京进入秋天，我们留在北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秋天。我们换上运动装，乘坐电梯来到小区附近的公园，旁边有一家咖啡馆，我们没有跟别人一样，跑完步再喝咖啡，我们是先喝咖啡再跑步。我们叫了两杯已经喝习惯的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喝一边欣赏窗外的秋景。我们的目光掠过停在门口的车辆，来到那些褪色的树上。再过一段时间，这些树木就会落光叶子，到时它们自然会变得毫无美感可言，我们要用手机留住它们最好的样子，我们要它们在我们的手机里继续生长。地上的落叶跟树上的残叶相加，刚好等于一棵春天的树。
喝完咖啡后，我们开始跑步。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跑步方式，她在前，我在后。这不是说我跑不过她，而是她希望我在后面看着她。她不希望她在后面看着我，她不愿意用目光锁定我跑动的身子，而是喜欢用耳朵聆听我的脚步。我跑步没有那么多要求，只要路还在脚下，不管谁前谁后都无所谓。公园里没有什么人，没有人会在秋天的傍晚跑步，他们只会在夏天的中午跑步，他们喜欢把自己跑出一身臭汗，他们跑步的目的很简单，不是看跑了多长时间，而是看出了多少汗，虽然有时候跑步时长与出汗多少成正比。他们对公园里这条环形跑道没有兴趣，如果跑步出汗不多，他们不会多跑几圈，而是通过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跳绳出完应该出的汗。
我们不一样，我们跑步不喜欢出汗。我们会在即将出汗时及时停下来，将额头和体内渗出的汗珠憋回去，然后才会继续跑。我们跑步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我们的体重婚后一直未变，我们不需要通过跑步改善我们的体形。我们跑步是为了有事可做，我们跑步是为了打消两人同处一室时的闲来无事。所以我们不需要流汗，我们只希望跑步前和跑步后始终如一。不过还是会有细微变化，不是体内的变化，而是视觉的变化，我们哪怕只跑了几百米，但双眼已经收纳了方圆几里之内的风景，就像一个看似狭窄的储物箱，却能同时装进可容纳两人的帐篷或者睡袋。
我们会去数自己跑了几步。一个人走路时很容易算清步数，即便计算能力欠缺，也能借助手机软件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少路。我们走路时对计算步数没兴趣，只有跑动起来时，我们才想知道自己的双脚究竟跟大地接触过几回。她先算前半程的步数，后半程由我负责，接近中场时，她会猛一回头，将步数通过她那一口皓齿抛给我：“五千步。”
“五千零一，五千零二……”我及时接过去。
她的五千步跟我的五千步加起来是一万步，倒不是我们两人各自跑了五千步，而是我们同时跑了一万步。我们通过口头接力的方式共同跑出了一万步。我们与这条橡胶跑道亲密接触了一万次，我们的眼睛同时看了一万次的风景，我们的大脑一起经受了一万次的颠簸。我们的四条手臂协同作战，都甩出了一万次的幅度。我们跑步的样子像拆卸的机器人，但只要我们停下来，我们的四肢又会复归其位。即便我们跑了一万步，可因为这一万步是在三个小时，一百八十分钟，一万零八百秒之内完成的，所以我们成功将汗水挡在了体内，而且我们的呼吸也没有任何紊乱之处。
我们的时间通过我们的跑步肉眼可见，我们知道傍晚之后就是黑夜，我们现在置身于傍晚与黑夜的交叉口，准备用一顿饭的时间迎接夜晚的到来。我们不想回去做饭，我们只想沿着来时的那条路一直往前走，走到那条火车、汽车和行人都能过的铁轨。我们不太幸运，走到铁轨旁时，栏杆刚好放下来，火车头在五百米之外的远处照过来，照亮了周围的旅馆、饭店和电影院。火车头正在履行一项探照灯的任务，它将灯光所能抵达的一切当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成了海波未平的港湾。我们在战场里无处可躲，我们在港湾里迷失方向。我们的眼睛在光亮中失明，这个探照灯能探出我们的方位，而我们却被它捂住了眼睛。
我们听到火车带来的轰隆作响。火车在鸣笛，多年前我们各自在所属省份出发，我在福建乘坐海西号北上，她在辽宁乘坐一列K350南下。我一路经过冠豸山、南昌、九江、衡水等十五站，途经的路线在地图上看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贪吃蛇。她则途经锦州、山海关、唐山等六站，从地图上看还是一条不怎么贪吃的短尾蛇。我为我们的爱情多付出了九站。我们没有同时出发，但最后却同时抵达北京。我们的爱情像一根针，将这两条南来北往的铁路完美地缝补在了一起。我们在北京的傍晚观看一列近在眼前，却无法再乘坐的火车，我们看到火车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看到了那些四四方方的车窗，我们知道车窗里有许多饱受困意席卷的旅人，更知道孩童在火车里永不浇灭的热情。他们会通过吵闹的方式引起打瞌睡的父母的注意，他们会在父母的巴掌落下之前及时闭上嘴，在父母闭上眼睛休憩时又开口大喊。
⊙ 安德烈·埃尔莫拉耶夫 作品2
每一列火车都是一座城市。天南地北的人操着南腔北调开始一段长则三天三夜，短则三四小时的旅程。北京是一列更大更长的火车，以爱情或者工作的名义将我们会集在一起。不同的是，我们的旅途在这里要用一生来完成，途中会有许多人下车，也会有更多人上车。我们会在商场或者在路上碰到，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他们是过路客。我们甚至达不到在火车上同桌吃泡面的交情。没有多少人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除了住在我们楼上那对夫妻。
火车过去后，栏杆升起来了。我们走得很慢，停在了铁轨中央，我们一个往左，一个向右，她看到了火车来时的方向，我看到了火车离去的身影。开始与结束都在相同的两根铁轨上。我们还想多停留一会儿，但其他没耐心的路人不断催促我们快走，我们只好不情愿地走到对面。我们发现夜晚到来了，我们在饭馆匆匆吃完饭，打上一辆出租车回到我们的房间。
三
离午夜还有几个小时。我们不想用电视节目打发时间，不想用刚买的音响听歌，也不想用吸尘器吸地，只想靠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做。当我们什么都不做时，地球会放慢自转速度，当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地球就像踩了油门的车轱辘。我们几乎每隔一分钟看一下手机，发现手机上的时间停滞不前了。我们会在慢下来的时间里变得格外敏感。就算不用听诊器，我们都能听到楼上那对夫妻的呼吸，就算他们既没争吵也没打架，我们也知道他们已经剑拔弩张。我们决定今晚不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沙发上听热闹。我们的沙发摆在客厅，客厅连接房间与厨房，只用墙壁彰显界限，就像河流用岸宣示主权。如果没有天花板，高低不等的空间会是一条用光即可贯通的隧道。既然房间可以听到楼上的一切，那么在客厅或许能听得更加清楚。
为了接上即将开始的剧情，午夜到来之前，我们还有时间重温昨夜的片段。我们已经得出他们的爱情危若累卵的结论，现在就等着火山彻底爆发，让这个故事达到高潮。或许他们不日就会搬离这里，有另外一对夫妻或者情侣搬进来，最好新搬来的他们感情也不睦，这样我们的观看菜单中才不会显得如此单调。
我们很清楚，不合适的男女住在一起，就像火柴遇到了鞭炮。但我们却忘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也有可能是鞭炮沾到了水。我们知道楼上的爱情属于前者，却不敢承认我们的爱情恰是属于后者。我们在窥探别人的生活，却忘了可能也有人正在窥探我们的生活。地球上七十亿的人口都要互相窥探聊以自慰，就像贪吃蛇贪吃到了一定程度，只能吃掉自己的尾巴变成一条衔尾蛇。留待我们的归宿，只有清空、归零一途。
我们无暇去想这些。我们知道生命的长度有时让人绝望，当我们置身其间时，总是觉得生命就像小额贷款，只要想贷，总能贷到，只有在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时，我们才会发现时间银行都对我们停止了放贷。我们看着自己身后的债台高筑，知道欠下的这身时间债务再也无法偿还。我们把自己的年华挥霍无度，以为能找到一些可供证明的意义，但往往都像转瞬即逝的飞机云。
我们好几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每次都没办法停下来，我们窥探与自己无关的隐私成瘾了。我们两人只要有一个人喊停，另外一个人都会停下，但我们都对彼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把“喊停”的权利交付给了对方。我们秉承一样的想法，却破天荒地相距甚远。
我们都在羡慕楼上那对夫妻。他们的感情摆在桌上，谁持股多，谁持股少一目了然。他们的争吵很简单，无非是一个想持更多股份，另一个想维持现状，所以一个就用眼泪谈判，另一个就用拳头解决问题。虽然他们的爱情摆在了明面上，但要说清楚双方的占比并不容易，因为爱情不像开门做生意，能收支两讫，能自负盈亏，能申请破产。爱情是一根白了一半的黑发，是一场太阳雨，是一种超现实主义，都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在爱情里从来没有公平可言。有时职场或者官场的公平都比情场多，人们会在职场与官场追求公平，却很少听说会在情场追求公平，因为这么做会让爱情破灭，会使婚姻破裂。
爱情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因此我们并不是在羡慕，或者说我们的羡慕并不纯粹，就像米中掺沙，酒中灌水。我们掺杂使假的内心让此时的气氛显得有些微妙，我们没再躺在沙发上，而是端坐其上，目视前方，我们都在等待对方说话，但我们的话语早在时间中流逝，早在岁月里埋葬。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彼此的心跳，生活这个造物主已把我们改造成了行尸走肉的机器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研发出一种能代替我们谈恋爱的机器人，它们在爱情里永不疲倦，每一天都是蜜月。
楼上准时传出的哭泣声，让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们立即跑进房间，钻进被窝，垫高枕头。我们忘了开灯，也不想开灯，我们在黑暗中能听得更清楚，哭泣声断断续续，我们在微弱的信号中亟待发掘真相，我们将哭泣当成莫尔斯密码，尝试还原这场爱情战役的全貌。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继“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另外的线索。那个女人带着哭腔说出这句话后，楼上开始了长时间的沉默，想必那个男人正在思考怎么回答对方。我们在黑暗里能听到彼此的呼吸，都没有说话，我们担心错过一场风花雪月的争吵。
过了会儿，那个男主角也开口说话了。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个男人说话，我们之前之所以单凭一个哭泣的女人，和那些砸东西的声音就敢判断楼上是一对夫妻，就在于那个女人的哭泣。她的演技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场独角戏，现在那个男人的话音果然证实了我们的想法。
“对不起。”那个男人说。
“对不起”之后，我们又听到砸东西的声音。这次好像桌椅板凳被丢掷在地的声音，桌脚和凳脚在天花板上相互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它们虽不及电子产品昂贵，但声音却更加响亮。在没有生命的世界里，存在感从来不以价格高低衡量。我们人类才会用金钱判断价值。
“咚咚咚”，我们竟然能听到楼上有人在敲门。或许那个男人砸桌椅的动静引起了邻居的不满，所以邻居就用敲门声提醒他们声音小一点。敲门声持续了很久，就是没人前去开门。而且敲门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就像有人在我们面前将我们的耳膜当成门一样敲个不停。楼上砸完东西后，那个男人又在咆哮，他说话时中气十足，但咆哮时就会扯起嗓子，就像女人在撒泼打滚。
敲门声还在持续。我们发现敲门声好像不是来自楼上，因为显然不像这出戏的配乐，倒像银幕外，观众席里发出的声音。我摸黑打开灯，来到客厅，原来是我们的门被人敲响了。我透过猫眼看到一个快递员，我将门打开一道缝，声音从门后发出去：“你找谁？”
“林先生住在这儿吗？”
“对。”
“你的快递。”
我看到一个包裹从门缝里塞进来，我接过去还没说话，那个快递员就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关门，一股冷风从门缝钻进来，暖气和冷空气在室内相互交融，我抱紧了胳膊，迅速关上门。
“谁啊？”她在房间喊道。
“快递。”我在客厅回道。
我在拆包裹，她披着毯子从房间出来。我们都忘了这个包裹的存在，打开淘宝才知道这个包裹的确属于我们。她没对包裹里的东西感兴趣，而是问我为什么包裹沾满水。我也不知道水从何处来，应该是霜，快递员踏着秋霜为我们送包裹，霜打湿了他的身体，也打湿了我们的包裹。
我们将包裹拆开，是一副手套。她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戴上一副手套上下班，北京的冬天需要全副武装，不然我们的身体就会被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冻僵。她在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在冬天也能穿多少穿多少，对我来说，穿多穿少都一样，冬天的地铁里不愁保暖，因为拥挤会让我与那些陌生人都暖洋洋。
她戴上这副毛茸茸的手套，舍不得脱下，她要穿着它们睡觉。她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想第一时间尝鲜，时间一长却弃之不顾。我提醒她明天再穿，如果穿着过夜，明天或许又会嫌弃它们折旧，从而将它们丢进垃圾桶。
我知道她不会听我的，但这次却很听话。她将手套仔细叠好，放到桌上，拉着我回房间睡觉。我们躺下来后，楼上也结束了，我们看了看时间，已经半夜两点了。我们相拥而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睡得踏实。我们都没有做梦，我们的睡眠没有打一丁点折扣，我们还是第一次这么有默契。
四
我们那天都没有加班，都在晚上七点之前回到了房间。我先她一步打开了房门，第一次看到只有我一个人的房间，但我没觉得寂寞，而是发觉空间陡然间变大了。我在没有她的空间里抽了一根烟，等钥匙开门的声音响起后，我忍不住打了个激灵，打开窗户，将那根还剩一半，没有掐灭的烟丢了下去。我看到烟在夜色里像流星划过，很快坠落在地，旋即熄灭于深秋的寒冷。她开门后，闻到了烟味，皱了皱眉头。我对她撒了谎，我说我的烟已经戒了，她闻到我身上没有烟味也相信我戒了烟，我每次抽完烟都会嚼一片口香糖清新口气，将掐烟的那两根手指用洗手液仔细搓洗。她闻到我身上像一片春天的绿叶，也就相信我戒了烟。但这次她当场把我抓了个正着，发现我一直用枯叶冒充绿叶，便对我发了火。她的怒火让我无所适从，我只好向她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假冒伪劣”。
窗户还没关上，我不能让烟味停留在室内。烟味摸不着，但能看得见，就像耸立的烟囱冒出的浓烟，我们与它相距百米，却能一眼看清，不会将它当成炊烟或者在冬天哈出的白气。我要等烟味散尽，可她却在开窗的房间咳嗽，我知道窗外的冷风侵略了她在秋冬之交脆弱不堪的身子，便在烟味散尽之前关上窗户。我透过关上的窗看到对面一扇扇开着灯的窗，在那些窗户里，人影憧憧，我把窗帘拉上。房间又只剩下我和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一个男人抽烟不需要解释，但有时这一点又恰恰需要解释。我对此有无数种理由，但也知道没有一种能说服她，说服不了人的理由不算理由，所以我干脆不说。我已经不是几年前的我，那时的我凡事都需要一个理由，来北京的理由是为了梦想，结婚的理由是继承香火，上班的理由是养活自己。
见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我们都可以不说话，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舌头，却阻止不了我们的肚子在闹抗议。已经晚上七点零五分了，已经到了我们吃晚饭的时间。我去厨房淘米下锅，但剩下的米显然填不饱我们两个人。我拿上手机叫外卖，问她想吃什么。她说随便。这是一道最复杂的菜，几乎独立于八大菜系之外，自成一体。我不是厨师，做不来这道菜，便让她把要求说清楚点。
“随便。”她还是一样的回答。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中间隔着好几个饮食习惯不甚相同的省份，我们之间的口味迥异，早已注定。我们在一起之后，不分彼此，同处一室，但现在我们要在吃的方面泾渭分明。她吃东北菜，我吃福建菜。没有一家饭馆能同时做这两个地方的菜，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点。我的福建菜先到，量小，她的东北菜后至，量大，她见我没吃饱，就把吃不完的东北菜分我吃。我和她在我的肚子里又不分彼此。
她将只戴了一天的手套从包里拿出来，我看到这副手套脱线了。手套用毛线织成，现在又散成了毛线，我可以将一条毛巾拆成一根毛线，也可以将一副手套拆成两根线，却无法用一根毛线织一条毛巾，也无法用两根线织就一副手套。我们只有刚来北京的时候是两根针，我和她的针分别在南方和东北穿针引线，共同织出了如今我们温暖的小窝。
我去找针线，找到了一根生锈的针与一团跟这副手套颜色不一样的线。我怕她又说我以次充好，就想去网上另购一副手套，她却默许我在她的白手套上用黑线缝补的做法。我怎么也没办法把线穿过针鼻，我将线头用舌头蘸湿，眯着眼睛穿过去，好像穿过去了，针却掉在了地上。我用线拎不起这根针，就知道针没有爱上线，线抛弃了针。
手机能照明，划屏点开那个手电筒标志，就能照亮我们的地板。我蹲在地上，一寸寸寻找那根遗落的针，找不到，针隐藏在了光中。我想起房间的磁铁，我最后没用光找到针，倒用磁铁吸引了针。看到针被磁铁吸附，我用手指将它解救下来，又用线将它捆绑。
世界是补出来的。我们用桥梁缝补大地的伤口，我们用挖掘机剜掉大地的疮疤，我们用化妆品掩盖我们不漂亮的现实，我们用爱情掩饰我们孤独的本质。这副补完的手套，虽然不好看，但它能御寒，我们有时通过缝缝补补以为生，我们通过药物治愈疾病，等什么时候我们无法缝补了，我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我看到手套戴在她的手上。就像看到竣工的桥梁可以通车了，看到一张上妆的脸有底气面对镜头了，一个孤单的行人终于找到同伴了。她戴上手套要去丢垃圾，不能让刚才的外卖盒在家里过夜，它们会在夜里发出难闻的味道，虽然现在的天气没有那么快滋生细菌。很多东西只要不吃进肚里，不穿在身上，就等于是垃圾，所以我们要把它们丢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我说我一个人去丢，她说要两个人一起去丢。两个人去丢垃圾，也可以像是去买钻戒，同样充满仪式感。
我们在等电梯。电梯还停留在负一层，那里是停车场，是属于车辆的房间。现在是人们回家的高峰期，他们在电梯里就像在地铁里，到站下车，我们看到电梯上来了，在我们面前开了门。我们看到他们还要继续往上，我们的起点不是他们的终点，他们的终点在我们楼上。我们知道他们住在我们楼上的楼上，他们是一家三口，小孩左边的是爸爸，小孩右边的是妈妈。这个小孩爸爸妈妈都有一半，所以他们把孩子放在中间，这样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正好两人各一半。
我们进入下来的电梯。我摁了一楼的按键，电梯开始在楼层之间颠沛流离，我把手靠在铜墙铁壁上。她让我别害怕，电梯是条驯服的狗，让它停就停，我没有说话，眼睛盯着楼层数，就怕突然坠到楼底。电梯有惊无险地降到一楼，我们将外卖盒丢进垃圾桶。我们看到有人在小区里夜跑，我们看到他们消失在夜色中，过一会儿又出现在我们面前。
五
我们还没开门，便听到楼上有高跟鞋的声音。我们开门后，高跟鞋就在我们的头顶踢踢踏踏，楼上的女人下班后也不脱下高跟鞋，她将自己的家当成了舞厅，当成了迎来送往的名利场。我们听到高跟鞋踩出了节奏，我们也想起舞。我们沉浸在舞步中，以为我们楼上有别人取代了那对夫妻。我们习惯了一地鸡毛的争吵，我们还不适应我们的天花板突然变得这么罗曼蒂克。
但很快我们就知道楼上没有换人，楼上还是那对夫妻，因为高跟鞋的声音停下来了，我们听到砸玻璃的声音。这个玻璃不是杯子，而像一个鱼缸。杯子只能砸出一颗雪花破裂的声音，但鱼缸却能砸出雪崩的巨响。我们听到鱼缸在天花板上像一串逃脱绳子的珠子，我们听到鱼缸里的金鱼在地上挣扎求生。
我们的头顶有一片海。这片海水源枯竭，养不活一条金鱼，海水从天花板上蔓延开来，那些墙壁挡不住它们，它们会通过门缝进入他们的房间，他们的厨房，他们的厕所，直到让整个空间汪洋一片。我们不知道薄弱的天花板能否拒绝水的渗透，就像不知道稀薄的臭氧层能否经受紫外线的照射，可我们知道我们楼上的那对夫妻正在水中打架。我们听到拳头与哭泣。
现在还没到午夜，每个房间的人都还没睡觉。他们有的还在吃饭，有的还在看电视，他们很多人都听到了那对夫妻发出的声音。他们有的住在他们的隔壁，有的住在他们的楼上，却也能听到他们在打架，我们这些人的房间连起来就像一个魔方，而那对夫妻的房间正好处于魔方的中间。以往他们只在午夜闹矛盾，所以这个魔方的每一面都是不同颜色，现在他们将矛盾提前，一下子吸引了上下左右的注意，所以我们这个魔方罕见地还原了。
他们不像我们，喜欢这么激烈的动作片，他们就像那种看到胳膊就想到生殖器的卫道士，他们一定会去报警，去叫物业来阻止这场好戏的上演。我们不想让他们这么干，但他们很快这么干了。我们听到警车在几分钟后开进了小区，我们听到房间外有很多脚步声，我们知道这些脚步声是去我们楼上的，会有一帮好事者跟在警察身后，通过敲开的门观察里面的一切，如果能看到一个衣衫不整，掩面哭泣的女人，他们会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第二天小区里就会传出香艳的绯闻事件。
我们也在等待警察敲开楼上的门。但我们自己的门却首先被敲开了，我透过猫眼看到两个穿着警服的警察，我将门打开告诉他们走错了。但他们却一把推开了门，看到了地上一双鞋跟断裂的高跟鞋，还有一地的碎玻璃，几只金鱼已经在地板上停止了呼吸。
“跟我们走一趟。”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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