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 明

一

师傅说，吉他不是这样弹的。阿良不说话。师傅说，弹拨乐器讲究力度到位，你手快，动作干净，但力道不够，声音就闷，应该是骰子投到瓷碗里，不是菜刀切在案板上。师傅示范了几个音，把吉他交还给阿良。阿良又弹了一遍《阿德丽塔》。师傅点头说，阿良这一阵，是白相过其他吉他了。阿良心一虚，面孔红了。师傅笑笑说，师傅又不会请你吃生活，学琴是自家的事情。阿良小声说，上礼拜，杨树浦有人寻我“斩琴”，大家一道吃吃谈谈，蛮开心。师傅说，振国也去了吧。振国是阿良的师兄，起重机厂学徒工，比阿良早一年跟师傅。阿良只好承认。师傅正色道，古典吉他，或者叫西班牙吉他，吉他中的大佬倌，最正宗，最老卵；最早用羊肠弦，后来改用尼龙弦，音质圆润、明亮，适合独奏。弗拉门戈吉他，声音清脆，能弹艺术歌，也能弹民歌。匹克吉他，又叫爵士吉他；琴颈细长，共鸣箱小，适合演奏爵士。民谣吉他，市面上见得最多，指板窄，入门简单，主要用来伴奏。这四种吉他，我都会弹，但我只教古典。学会以后，其他的，举一反三，顺水推船，自己去领会。做人也是一样，要做，就做到最狠、最煞根，老二老三不要做。阿良说，我知道了。

　　此处是上海西区涌泉坊，一栋西班牙式洋房的二楼。师傅拉拢落地窗帘，推开钢窗，吃香烟。眼前的师傅还是一副小开打扮，老人头皮鞋，派力司长裤，熨线像两把菜刀，上衣松开两粒纽扣，神情懒散，发型精心梳理过，一丝不乱。阿良从挎包拿出一小袋咖啡豆，放在台子上。师傅瞄一眼，说，牙买加的豆子，赞。阿良笑笑说，邻居玉珍姐姐，外婆在香港，我知道师傅喜欢吃咖啡，就请玉珍姐姐给香港外婆写信，寄一点咖啡豆来。师傅夸奖道，阿良有心。阿良说，哪里，师傅喜欢就好。

　　师傅说，想当年我老爹，民族资本家，绰号“肥皂大王”，想培养我接班。但我已经陷进去了，整个人戆掉，天天夜里跑百乐门、仙乐斯，看汤姆·琼斯、贝西公爵的演出。后来，我拜白俄乐手为师，学古典吉他。开始是在洋人乐团演奏，时机成熟，自己拉一支乐队。阿良说，是的，我姆妈讲过，那时候，上海滩啥人不晓得师傅的名字。师傅说，老爹大光火，威胁把我赶出家门，但我已经没办法，不可能回头了。师傅香烟揿掉，一九四八年底，老爹看局势不稳，想把产业转移到南洋，全家一道去菲律宾，我不肯。要我离开上海，除非绑我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孽子。阳光斜射进来，弄堂里安静，书柜上摆了一张黑白照片，阿良仔细端详，师傅身着燕尾礼服，头势清爽，立于乐池中央，正在谢幕。照片小，看不清师傅的表情，也照不进台下的鲜花和掌声。都滤掉了。几年后时局剧变，百乐门停业，乐队解散。又过了几年，洋房里搬来几家工人，师傅的势力范围，退缩到二楼的一角。

　　师傅的徒弟，除了阿良、振国，还有几个小青年，每周两趟，轮流上门学琴。学费是一个月三块六角，可以用香烟、咖啡豆、熊猫牌烟斗丝相抵。师傅定下规矩，不收女弟子。振国说，师傅老早不是这样的。振国的小舅妈，年轻时去过百乐门，讲到师傅，人就发痴。小舅妈说，师傅年轻辰光，卖相多少嗲，弹琴多少好，女朋友多得不得了，情书一封接一封。后头谈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收敛了不少。再后头，听讲女朋友一家跑到台湾，丢下师傅。师傅从此退出江湖。阿良说，啊，还有这种事情。振国说，不晓得这里头几分真，几分假，至少，师傅这几年没谈朋友，我是晓得的。

　　阿良起身告退，下楼，出弄堂，沿着愚园路一直骑。有人叫，阿良，阿良。阿良停车一看，是玉珍，刚从学堂出来的样子。玉珍看见阿良，说，阿良学琴啊。阿良嗯了一声。玉珍凑近，低声说，夜里厢七点钟，安福路徐家，有地下音乐会，阿良去吧。阿良说，阿姐去我也去。

　　入夜，巴洛克暗雕隐入背景，老房子失去细节。阿良上楼，脚步放慢，木楼梯咯吱咯吱响。三楼门口隐隐传来钢琴声，像《鳟鱼》开头的几个音。阿良放心了。阿良敲三下门，隔了三秒，又敲四下，这是暗号。门裂开一条缝，阿良闪进去。一间四十平不到的房间，门窗用棉被捂得严严实实，阿姐坐在角落，朝阿良招手。阿良坐下，打量今晚来人。阿姐小声介绍，弹钢琴的，是此地主人，徐家大少爷，你见过的；吹萨克斯的，原来“上交”首席；其余三位，皆是老早“仙乐斯”乐手。在场聆听的，有前圣约翰教授，有早年归国的留洋学生，有吃定息的资产阶级公子，皆衣冠楚楚。窗外夜色流淌。阿良觉得，自己像坐在一只罐头里。如果此时有谁把房顶掀开，会用叉子挑起黏稠的旋律，就着豆子一样的小人，下酒。

　　一曲终了，玉珍起身，对左右人说，不好意思，要早点回去了。阿良说，我送阿姐。两人下楼来，走在马路上。路灯昏黄，梧桐树影子掉在地上，像烧焦的字纸。玉珍说，阿良听下来，感觉怎样。阿良说，我觉得比较闷。玉珍说，是吧。阿良说，《鳟鱼》《小夜曲》《D大调卡农与吉格》，都是轻快的曲子，精心挑选过，包括最后《动物狂欢节组曲》，一点不狂欢，只听到紧张。玉珍说，是的。阿良说，一屋子人，以前是名流，现在统称“四类分子”，朝不保夕，偷偷摸摸寻到这个地方，生怕警察、居委会干部来捉，随时准备开窗从三楼跳下去。玉珍叹口气，形势又不对了，这种音乐会，以后还是少来。阿良说，嗯。玉珍说，阿良不拿阿姐当外头人。阿良说，我一向是有啥讲啥。玉珍说，不可以的，现在外面乱，阿良心里的话不可以随便跟人讲，要出大问题的，知道吧。阿良说，知道了。

　　玉珍是阿良以前的邻居，比阿良大两岁。玉珍的阿爸五十年代去西北，玉珍和姆妈搬出原来房子，搬来一间十平米的过街楼。姆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自此一病不起，里里外外都靠玉珍奔忙。六十年代初，家家勒紧肚皮，玉珍和姆妈全凭香港外婆接济，克宁奶粉、吞拿鱼罐头、十磅装富强粉、可可、炼乳、听装猪油，一个月收到一次，猪油中心挖去一大勺，有时会被海关扣留。一般情况是，玉珍捧了物资去黑市，换回粮票钞票。那天邮局说，货品超额，要加付五角四分税金，玉珍付不出，只好哭了。碰巧阿良娘来寄信，问清了情况，替玉珍付了钞票。玉珍千恩万谢。阿良娘心疼玉珍，认她当了过房女儿。玉珍姆妈过世后，阿良娘更是常叫玉珍来家吃饭，或者做了好小菜，叫阿良送过去。阿良见了玉珍，也照常叫阿姐。

二

这天教完琴，师傅照例开窗吃香烟，窗外隐隐传来锣鼓声。窗台一角，摆了一台新款的红灯牌2J8-1收音机，上海无线电二厂出品。师傅说，新买的半导体，不大好用，阿良帮我调一调。阿良说，一句话，我今天拿回去，明天就给师傅送回来。师傅说，不急的，当心点。阿良说，有数的。师傅笑笑。阿良会调无线电，小圈子里有名。

　　夜里，昏暗灯光下，阿良关紧门窗，先拆掉面板四个螺丝，卸下外壳，再找到调频元件，放开短波波段，最后，一样一样拼起来。阿良调低音量，细细地捻。先是台湾台，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们，大陆同胞们……”阿良想象，广播的那一头，是个浓抹艳妆的女特务，歪戴船帽，丹唇微启。房间里闷，阿良开始冒汗。接着是莫斯科中文台，播音员音色极好，初听时难辨敌我，只有在播到领袖时，称谓和语气变了。师傅说，每周几周几，有沪语广播，播音员一听就是老上海，自称瓦西里耶夫。此外，有美国之音，英国BBC，德国之声，有时是汉语，有时是叽里呱啦的外语，有时是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声，乐队定音，咳嗽，一阵掌声，然后静下去，不久音乐响起，接着又有咳嗽。阿良刻一道浅槽。每次听到新乐曲，师傅就现场记谱，当天能弹出来。师傅的本事是在百乐门练出来的。一九四八年，美国电影《出水芙蓉》在大光明首映，师傅连看四场，记下全部乐谱。第二天夜里，Magic is the moonlight的旋律在百乐门响起，全场为之轰动。这是师傅的辉煌时刻。后来，没有后来，后来形势变了，后来师傅成了无业社会青年。里弄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今朝黄阿姨，明朝张同志，车轮大战，摆事实，讲道理，当前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新疆。不去就没有工作，里弄存了档案，八年之内，工厂不可能招工。师傅笑笑说，我像是去棉纺厂、牙膏厂、热水瓶厂上班的人吧。阿姨一噎。师傅说，倒三班，吃大锅菜，集体读报纸，做工间操，我这只面孔像吧。阿姨争辩说，可是……师傅说，阿姨走好，下趟再来。师傅依旧日日家里蹲，教教琴，听听唱片，吃吃小老酒，日脚貌似蛮适宜。

　　玉珍讲，最近学校要求毕业生下乡，接受再教育，学校老师、居委会干部，一遍遍上门动员。阿良说，我看见过，大红喜报送到里弄，知识青年胸戴大红花，敲锣打鼓，到街道按手印，注销户口。再凭上山下乡通知书，买牙膏、热水瓶、脸盆、毛毯、单人蚊帐，去黑龙江的，可以领一套棉衣棉裤。玉珍说，粮食关系、户口，全部迁出上海，我怎么办。阿良说，姐姐不想走。玉珍说，黑龙江，冰天雪地，我坚决不去的。广东宝安乡下，我阿爸那边还有亲戚，我想申请回原籍插队，不知道可行不。阿良不说话。玉珍说，我舍不得此地，也舍不得……玉珍别过头去。

　　阿良去师傅家送半导体，振国也在。师傅蛮开心，冲了咖啡，三个人坐下谈天。师傅问，阿良有女朋友了吧。阿良说，还没。振国说，阿良还是童子鸡。师傅笑道，我在阿良这个年纪，正式的女朋友也没有，不正式的……振国说，师傅有腔调。师傅笑笑说，那么阿良，欢喜的人，总归有吧。阿良羞涩地说，有的。振国说，阿良讲讲看。阿良说，讲了也没用，不可能的。师傅说，为啥。阿良说，比我大两岁，六六届初中生，成分不好，注定要离开上海，插队落户。师傅不说话。振国看手表说，今朝中班，我先走，阿良多坐一歇。

　　师傅讲，阿良吃咖啡。阿良吃了一口。师傅说，阿良晓得，我为啥一直一个人吧。阿良说，晓得一点。师傅说，讲讲看。阿良说，为了台湾女朋友。师傅说，外头传言满天飞，讲女朋友抛弃了我，跟牢伊爷娘，吉普车开到龙华机场，坐军用飞机去台湾。我从来不解释，随便讲。阿良说，嗯。师傅说，解释了有啥用，结果是一样的。阿良讲，是的。师傅说，前一天夜里，她来寻我，说，给我留了一张机票问我走不走。我千想万想，想来想去，想不出答案。我心底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讲，反反复复讲，这不是姻缘，这不是姻缘，姻缘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敏敏，让我再考虑考虑，好吧。她就流眼泪，说好的。我俩要好了一场，我送她回家。还差一条马路，她回过头，对我笑笑说，不用送了，就这样，再会。我眼睁睁看她走过马路，走进63号家门，门轻轻关上。师傅像说不出话来。阿良说，师傅。师傅顿一顿，恢复常态，说，女人就是这样的，你还没想好，她替你想好了。你还没明白，她已经什么都明白了。阿良说，那师傅跟女朋友，后来有联系吗？师傅惨然道，还联系什么，两个世界，今生今世不会见面了。阿良不说话。师傅走近，拍拍阿良肩膀，说，今朝跟阿良讲故事，是想告诉阿良，有了欢喜的人，要抓牢，死也不放手。别的，都管他娘的。阿良点头说，我记住了。

三

一大早，阿良推着自行车，送玉珍上山下乡。自行车后座固定两个箱子，车前挂一个网兜，兜里装了脸盆、饭盒、牙杯牙刷、几只橘子。阿良背一床铺盖，玉珍拎一个包。两人走到彭浦火车站，只见红旗招展，人头攒动。阿良抢先上车，放妥了箱子行李，再叫玉珍上车。阿良仰头对玉珍说，到了那边，阿姐给我写信。玉珍红了眼睛。阿良说，阿姐开心点。玉珍挤出笑容说，阿良已经大了，出门讲话，千万谨慎，千万当心。阿良说，知道了。玉珍说，我已经写信给我外婆，寄一袋蓝山咖啡来，还有茄汁肉酱、午餐肉罐头，阿良自己吃。阿良答应。旁边车窗，一个梳“小刷子”的女知识青年，猛然探出半个身体，抱紧车下老娘。一声汽笛，车身晃动一下，轰然一声，人群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车上车下，无数的人一起哭，无数只手，抓紧又松开，绝望地挥动。车站大喇叭以最大的分贝播出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玉珍大声喊什么，阿良听不清。阿良往前跑，人潮推动他，人潮也阻止他。玉珍的身影渐渐拉远，模糊，消逝在一道绿光中。火车远了。人群散去。阿良只觉得两脚发软，天旋地转，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振国慌慌张张来找阿良。振国叫，阿良，阿良。阿良披衣出来，说，这么晚了，啥事情？振国说，师傅“进去”了，你知道吧。阿良一阵恐惧，说，怎么回事？振国说，居委会几只老娘皮，老早盯好了师傅，半夜三更听人壁角，覅面孔。师傅正在专心记谱，房门被砸开，几个民兵、里弄干部、积极分子一拥而上，人赃俱获。阿良说，师傅现在人在哪里？振国说，不晓得，啥都不晓得，只晓得师傅这记要吃家什了。阿良颓然。振国又说了几句，先走了。

　　阿良料想，很快要轮到自己了。振国不知道，师傅听敌台，阿良是幕后黑手。师傅要是去白茅岭，他就够得上德令哈。这段日子，阿良失魂落魄，时刻准备警察来敲门。半个月过去，风平浪静，阿良悬着的一颗心，渐渐放下。想到师傅，心里一阵酸楚。师傅为了保住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师傅是条模子。

　　学校早已停课，阿良把自己关在家里，大白天，门窗锁紧，棉被捂牢，灯泡下练吉他。简单的指法开始，骰子投到瓷碗的声音。从《阿德丽塔》到《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从《拉斯图利亚斯传奇》到《托罗巴奏鸣曲》，从《鲁特琴第四号前奏曲》到《卡伐蒂娜》。身边放一盆冷水，手指练到发烫，伸到冷水里浸一浸，甩干了继续弹。盆里有了血丝，水温升高，血丝弥漫开。师傅说，力度要到位。师傅说，古典吉他是大佬倌。师傅说，做人要做到最狠、最煞根。师傅说，有了欢喜的人，要捉牢。阿良的眼前，慢慢浮现出玉珍的样子。

　　这天振国零拷了黄酒，阿良多喝了几杯。阿良从振国家里出来，昏头昏脑，骑到南京西路常德路口，阿良头疼欲裂，停下车，坐在马路牙子上休息。斜对面是静安分局，一名穿白制服的人民警察在门口站岗。突然警笛拉响，阿良一吓，只见烟尘滚滚中，七八辆墨绿色厢式卡车，鱼贯驶出分局大门，沿着常德路，一路向北开去。阿良立刻明白，这是押运劳教犯的卡车。从容积来看，一部车至少关十几个犯人，不知是送往白茅岭，还是“苏北利亚”。押送时间绝密，不可能有家属来送行。每辆车的后部开有一个小窗，铁栏杆隔开，窗里暗，挤满人头，脸和脸叠在一起，看不清面容。每个窗口都伸出几只手，缓缓挥动，是再会的意思。阿良意识到，师傅就是这样被送走的。最后一部卡车开出，窗口拉远，变小，像一只漠然的瞳仁，一只手倔强地留在外面，是挂住的一滴泪。铁窗外，是灰色的上海，空荡荡的马路，马路牙子上的陌生人。再会了。再会。

四

一天晚上，阿良回到家，看见娘在灶披间忙。娘说，阿良你看，啥人来了。阿良一步跨进房间，玉珍坐在饭桌边，抿嘴朝阿良笑。阿良惊喜，叫一声阿姐。玉珍说，阿良结实了。阿良说，阿姐啥时候回来的，也不来信讲一声，我去火车站接。玉珍说，早上刚到。台子上，摆了烤麸、醉鸡、腌萝卜、清色拉、咸肉冬瓜汤，阿良娘端出一盆红烧落苏。玉珍说，好姆妈忒客气了，这么多菜。阿良娘说，玉珍一路上辛苦，要多吃点，阿良，去珠江饭店买一份糖醋小排。玉珍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吃不掉的。阿良已经冲出门外，转头朝玉珍喊，阿姐先吃，我去去就来。

　　饭桌上，阿良娘给玉珍夹菜。阿良娘问，插队落户辛苦吧？玉珍说，也还好，就是种籼稻，深耕密植，一年三熟。天不亮，生产队长的起床号响了。阿良插嘴道，像周扒皮，半夜鸡叫。玉珍说，上级要求搞“人造平原”，知青日夜挑土进山。姆妈说，作孽。阿良问，阿姐谈朋友了吧？听讲知青里面，互帮互助，谈朋友的多。玉珍说，可能吧，我去乡下地方谈朋友。阿良呢，有女朋友吧？阿良娘讲，哪里，一天到晚窝在家里摸琴，我都担心死了。阿良岔开话题。

　　阿良送玉珍回家，一路讲讲笑笑。走到过街楼下，玉珍说，阿良，上去坐一歇。阿良迟疑。玉珍笑，阿良怕啥。阿良嘴硬道，谁怕了。楼道里静，两人上楼，推门进屋，阿良坐下。玉珍问，阿良以后，打算做啥？阿良说，现在是复课闹革命，拖到明年毕业，大概嘛，也跟阿姐一样，插队落户去。玉珍突然说，我要去香港。阿良一呆。玉珍说，我本来就是香港人。阿良说，我只晓得，阿姐是曹家渡万春街人。玉珍说，我的阿爸姆妈，解放前从香港到上海做生意，本来打算回去了，四九年春节，船票已经紧张。我阿爸用三条小黄鱼（注：是指一两重的金条），从黄牛手里换来两张末等座舱票。偏偏这个时候，姆妈发觉肚皮里有了我。我姆妈两年前坐船，流掉过一个小囡，这一次，姆妈坚持要在上海把小人养下来。阿爸拗不过伊，只好卖掉船票。有天早上姆妈醒来，发现马路上睡满了兵，我阿爸晓得，再想走就难了，只好留下来，做上海人。阿良说，原来这样。玉珍说，我阿爸把生意全部转手，交给朋友打理，自己当寓公，每天拉二胡，唱京戏，喝小老酒。五十年代初划分阶级成分，工作队为难：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呢，明明没啥产业；说是“无业人员”吧，人家住洋房、吃西餐。最后队长一拍脑袋，定了个“小业主”。我姆妈讲，还是小业主好，真要是资产阶级，不晓得要多吃多少苦头。阿良说，对的。玉珍说，本来嘛，日脚就这样过去，啥人晓得，阿爸会被老朋友告发，翻出他当年讲的一些话，马上被打成右派。阿爸被捉进去，关进闷罐车，送到大西北。到现在，一封信没有。阿良说，阿姐。玉珍仍是落泪。阿良坐到玉珍身边，手脚慌张，不知往哪里摆。玉珍的身体，慢慢靠过来。

　　阿良觉得呼吸困难，强作镇定说，阿姐打算怎么去香港？玉珍说，逃过去。阿良一吓。玉珍说，我插队的宝安乡下，离香港一海之隔。顺利的话，从红树林下水，身上绑汽车内胎、篮球内胆，一个钟头能游到新界元朗。已经有不少人游过去了。有的知青，一有机会就去水库、河浜里练游泳，名义上学习领袖，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阿良说，狠的。玉珍说，知青中有一句话，湿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广东人叫“督卒”，就是象棋里的小兵，有去无回。阿良问，阿姐游到香港，然后呢？玉珍说，去寻我外婆。玉珍贴近阿良，小声说，我这趟回来，是想问阿良，愿不愿意明朝跟我去广东，再一道去香港。阿良说，啥？玉珍说，阿良要是愿意，明朝早上七点钟，北火车站见。阿良说，啊。玉珍低下头说，阿良不情愿，就算了，阿姐随便问问的。阿良嗫嚅道，可是，我还没买车票。玉珍说，买站台票，上车再补，阿姐这次卖掉一些家具，有铜钿。阿良五中如沸，嗫嚅道，阿姐，我再想想，想想好吧。玉珍笑一笑，柔声说，阿良不要不开心。阿良不说话。房间里静，灯丝吱啦吱啦响。玉珍的脸贴过来。玉珍说，阿良，欢喜阿姐吧。阿良说，嗯。玉珍说，阿良讲出来。阿良说，欢喜阿姐。玉珍说，要阿姐吧。阿良血朝上涌，一下子搂紧了玉珍。玉珍的手，从后背搭住阿良的肩。阿良抱起玉珍，玉珍轻声说，关灯呀。黑暗中，阿良被另一双滚烫的唇堵上。阿良颤抖，随即挣脱，横冲直撞。玉珍在耳边说，阿良，阿良，轻一点。

　　阿良回到家中，辗转一夜。天蒙蒙亮时，他像突然获得了力量。阿良翻身下床，简单收拾了衣物，又翻出几张钞票粮票，穿上鞋，蹑手蹑脚走出房门。楼板咯吱一声，姆妈在房间里叫，阿良。阿良一惊。姆妈说，是阿良吧。阿良说，是的。姆妈说，这么早出门。阿良说，去吃早饭。姆妈说，阿良回来的辰光，帮姆妈带一只咸大饼、一碗咸浆好吧，姆妈今朝后背痛，有点爬不起来。阿良的眼泪流下来，说，好的。阿良顿时失掉所有的勇气，他猛然冲进房间，锁了门，扑到床上痛哭，一直哭到中午，哭到喉咙嘶哑，发不出声音，哭到49次列车隆隆驶离北火车站，往南方开去。

五

阿良停下脚步。陌生街头，满眼繁体字招牌，走动红男绿女。四月初，香港已经闷热。眼前是一幢旧式骑楼，外立面斑驳，门牌号还在。阿良稍稍心定。玉珍走后不久，阿良又一次收到咖啡和罐头，根据邮包地址，阿良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统统石沉大海。个人赴港开放后，阿良年年申请“大陆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终于成行。阿良立定，吸一口气，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彬彬有礼，讲粤语，问找哪位。一问，几年前才搬进来。阿良不死心，一家家敲门，问年长邻居，问杂货摊、云吞店老板，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此地住过一个老阿婆，和一个大陆来的小姑娘。大家摇头，讲唔记得，唔记得。阿良仅存的希望破灭。玉珍有没有游到香港，是否收到阿良来信，为何不回信，后来去了哪里，永远成为秘密。阿良日思夜想，想到最后，不得解脱。横穿马路时，阿良神思恍惚，差点被一辆的士撞倒，司机破口大骂。阿良镇定片刻，拦下另一辆的士，说，去元朗。

　　师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对面是竹海青山。阿良叫了一声，师傅。师傅睁了眼，说，啥人。阿良说，是我呀。师傅坐直身体，说，哦呦，是阿良来了。师傅的头发已经根根雪白。阿良说，来望望师傅。师傅说，好好，阿良坐。阿良坐下说，振国告诉我，师傅住在此地，师傅身体还好吧。师傅讲，蛮好，蛮好。阿良问，师傅还弹吉他吧。师傅笑笑说，忘记光了，人一老，手指僵，反应跟不上。阿良在做啥？阿良说，我开了一爿乐器修理店，弹琴没弹出名堂，愧对师傅，当年拆无线电的功夫，可以派上用场。师傅笑。农家乐的主人捧上两杯清茶，一碟开心果，一碟切片猕猴桃，竹篾热水瓶放在桌角。两人谢过。师傅说，当初发配我去华阳河农场监督劳动，哪里去寻一把吉他。队里看我身体不好，照顾我，叫我去养鸭子，当鸭佬倌。我找到一把旧二胡，每天收工后，坐在池塘边，对鸭子拉二胡。阿良说，作孽。师傅说，也么啥，鸭子嘴巴紧，比较可靠。阿良问，师傅的历史问题，啥时候解决的？师傅笑笑说，我这种人，小巴拉子一个，也谈不上什么平反。就是有一天来通知，不再属于专政对象了，调去场部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有工资拿，拉手风琴，教革命歌曲。阿良问，为啥不回上海？师傅说，上海是伤心地。阿良不说话。师傅说，八十年代，有人来农场寻到我，讲上海已经翻天覆地，涉外饭店、五星级宾馆，重新开始现场演出。老上海情调，三四十年代乐曲，尤其吃香。喊我回去。我说，不去了。多少年不碰吉他，再弹，味道也不对了。阿良说，味道不对，也比其他人强。师傅说，弹出来怎样，心里有数，骗不了自己的。阿良说，师傅还是老脾气，老二老三不做的，哪怕这只大佬倌，是从前的自己。师傅大笑。师傅说，我从子弟小学退休，生了一场大毛病，有徒弟来望我，说亲戚在溧阳山里开了一家农家乐，环境好，一天三顿全包，适合养老。我想了想，是个办法，上海的老房子卖脱，就住过来。阿良说，好是蛮好，就是看病好像不太方便。师傅说，小毛小病，自己吃点药，真的出大问题，也就不麻烦了，直接铁板新村报到。阿良说，师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师傅吃一口茶。阿良说，我家隔壁就有医院，我可以来陪师傅。师傅说，阿良，心意我领了，人跟人之间，就像隔一片海，谁也帮不了谁，没办法的。阿良不说话，想起元朗的海边，乌蒙蒙的天，大块灰色的海，风劲吹，远处灯光闪烁。如果海水往两边裂开，露出一条路，会通向哪里？师傅说，阿良吃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