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 艳

　　《四时自成岁》是深入中国现代城市日常的一个文本。在三万字的篇幅里，通过普通中产（或富裕市民）阶层家庭婚姻生活场景，浓缩了当下城市生存中现代个体复杂的生命情感体验。文本回归了对于主流人群的日常性叙事，通过一家人面对不同的矛盾和危机展开叙述，在细腻绵密而又富有温度的叙事中，小说呈现出当下城市伦理生活中的人心。此人心并非是西方现代派小说所谓人性的深度，而恰恰是中国式伦理亲情观照下中国人独有的心灵体验。这种人心的多镜像和多维度恰恰映射出了现时代中国的世道人心。在当下很多城市文学中，城市和城市经验带着和中国式传统伦理相对立的特征，文本大多叙写欲望城市和作为个体物质主义奋斗的城市，这些城市遍地道德沦丧，充斥着罪恶和堕落。然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近五十年来的生活史是平庸的日常，是被时代裹挟的日常，是这种被裹挟的日常生存所体现出来的世情百态和世道人心，而这些是相较于绝对边缘和黑暗更为普遍和真实的存在。

　　《四时自成岁》无疑是中年叙事。男主人公周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平凡乃至平庸，这是一个善良、懦弱有着明显弱点的人。他是母亲眼中谨小慎微且没有决断力的儿子，他是女儿心中不能沟通的父亲，是老婆眼里执拗而较真的老好人。文本通过周伟在日常琐事中面对母亲、女儿和现任妻子隐忍而敏感的诸多矛盾，摹写了一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年男人正常的生存样态，这样的生存既非黑暗堕落又非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然而这样的生存是有温度、有感知更是有理性的，恰恰是真正熟谙城市文明的现代人的选择。周伟在女儿眼里是粗糙的，甚至于是很难沟通，正是这样一个貌似粗心还给女儿找了一个后妈的爸爸，以最直接的方式让周心妍度过了高中最难熬的阶段。周伟作为一个心智健全、情感正常的成年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对于女儿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父母在中国当下城市也是颇有典型性的。这种爱不仅仅是一日三餐嘘寒问暖，而是放手让孩子选择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他对现任妻子孙兰的信任和理解，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和解与相知。对于这样的现代中国男性来说，过日子的感觉远远大于个体独立性和个人化生存体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个被家庭、工作、家人撕扯的状态是非自由的，然而在中国式伦理和情感的浸润中，周伟们又如飞蛾扑火般甘之如饴。

　　与此同时，文本对少女周心妍和老太太于敏的人物设置又显示出当下城市中产（富裕市民）家庭的特色。周心妍生长在物质丰裕的家庭，时代风尚在应试制度下，又有着更多的人生选择。对于早慧聪明而又有着心理情感暗伤（父母离异）的城市少女来说，高中生活不仅仅是考试压力，还有这来自于家庭、亲子关系和伦理认知等的多重压抑，由此她的体弱和任性有着更多可以理解的成分。继母孙兰的理解，以及她对这份理解的感念，这些都成为更加难以承受之重。老太太于敏则是城市里常见的退休人员形象，那份刻板、严谨和充满着主人翁感觉的自信，都带着非常典型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在狭小的家庭中呈现出精明好强的性格，于敏和现任儿媳孙兰之间明里暗里的矛盾，那种面和心不和的小心机和障眼法，除去婆媳之间天敌关系之外，时代塑造的人格和心性差异恰恰是两个女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最终婆媳之间的和解还是在于人心的交互理解。当老太太深陷P2P陷阱的时候，孙兰体现出了中国人伦情感中的仗义和担当，正是这种基于家人和亲情伦理的责任担当，让于敏和孙兰有了相互靠近的可能。

　　女主人公孙兰无疑带着作者复杂的叙事倾向性。这是一个理性、独立又坚守某些传统理念的现代女性，她对家庭婚姻的选择很理性，在一饮一食中又有着自己缜密而细致的情思。孙兰对于继女周心妍，有着一份女性同情之理解。在处理和婆婆关系的时候，孙兰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意志，也有着基于中国传统婚姻的忍让和体谅，甚至于在关键时刻有着某种自然而然的担当。对于孙兰这类女性来说，除却独立的工作之外，中国式婚姻中匹夫匹妇的相守，夫唱妇随的和谐，家人之间其乐融融的氛围，乃至亲戚朋友之间带着利益和情感算计的小快乐等等，这些都是当下城市大多数心智正常的女性所期许的。或许孙兰们对于爱、婚姻和家庭的要求算不得真正的爱情，但是却比所谓纯粹的爱情来得坚韧而长久。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孙兰对于丈夫周伟平庸的理解。周伟的平庸正如她对于婚姻和情感的要求一样，在一个浑浑噩噩充斥着欲望和诱惑的世界，平庸的坚守可能恰恰是一种最长情的坚守。文本没有写关于现代生活旁逸斜出的可能性，而是写了城市生活中匹夫匹妇如何理性而自觉地捍卫自己得之不易的庸常生活。当下中国除了婚外情之外，现代城市还存在大量基于中国式婚姻伦理观念和现代知识理性教育的家庭和婚姻，而恰恰是这样的婚姻和家庭支撑着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底线。这个文本以清浅的笔触涉及到了中国式现代婚姻和家庭的理性、亲情和爱，无疑这是对于当下城市文学写作边界非常重要的拓展。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文学通常表现为欲望化、宫斗化和边缘化的写作模式。欲望化写作让人的肉身沉溺于感官之下，却往往被阐释为对于传统理性的颠覆和反叛。宫斗化模式让人臣服于权势的游戏规则之中，却往往自认为在解剖和揭露社会阴暗面。写边缘人物和灰色地带原本是现代小说重要的主题，也是现代派解构传统的先锋性所在。然而当边缘人物的叙事徘徊在无任何价值、逻辑和伦理判断的时候，其叙事的合法性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对于中国现代生活的世情缺乏宏观的观照，对于中国现代人所体现出的心性缺乏细致的体认，城市依然作为一个外物矗立在文本中，而不是作为养育现代人的母体存在，由此当下中国城市文学写作遭遇瓶颈。或许《四时自成岁》一类小说的出现，从题材、人物到叙事腔调的选择都暗示着城市文学更加自觉的主体意识，在生长和繁衍现代文明的城市中，去叙述属于现代人的理性、情感和心理体验。这种基于现代文明意识的叙事文本是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更是中国人的心性感悟。当现代城市的世情和人心被作家写成真正的感遇诗和抒怀词的时候，城市和城市文学可能才会真正有诗意的成分存在。当我们在现代城市日常中发现更多的诗意和爱，或许我们就能在庸常的现代生存中反抗庸常中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