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饶 翔

　　新时期启蒙的信念使张洁在一段时期内集中笔墨于青年生活，开始了“新时期新人”的设计工作。这些作品主要有：《有一个青年》、《含羞草》、《谁生活得更美好》（1979）、《第六棵白杨树》、《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1980）、《“冰糖葫芦——”》（1981）和《男子汉宣言》（1983）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微型的成长小说的结构，它们讲述主人公明白“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以及“我想成为怎样的？”此类问题。作为“成人”仪式，作品还往往给予主人公他们爱情的奖励。

　　《有一个青年》讲述的是一个高干子弟、青年工人明华如何获取女大学生青睐的故事。作者选取了四个不同的公共领域，作为两位主人公爱情的发生地：图书馆、大街、剧院和工厂车间。这样的空间安排并非是无意的，它们代表着作者对于新一代青年的期待：有知识、有文化艺术修养，懂业务、有事业追求，遵守文明规范和公共道德。小说将女主角徐薇设计成这样的好青年，但是对此着墨不多，她承担的角色功能是一个选择者，她具有准确的鉴别能力，“她那双眼睛，不只是温柔的，也是敏锐的！她看得见，在我那粗鄙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还有一颗追求上进的心”。这颗“追求上进的心”，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微型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而徐薇则扮演了成长引路人的角色。小说一再描写她的那双美丽的眼睛，在如前所述的四个公共领域，“我”都活动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初次相识在图书馆，“当我抬起我那双疲倦而悻怒的眼睛的时候，我看见，桌子对面，有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正含笑地看着我！那是一双姑娘的眼睛，一双我并不陌生的眼睛。当我第一次走进这座知识宝库的时候，它们就曾亲切地关注过我”。第二次是在大街上，当我正准备跟一个冒犯自己的路人大打出手时，“我在围观的人群中，看见了我很熟悉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正惊恐地瞧着我。不，还不只是惊恐，而且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她看见了什么让人害臊的丑事”。第三次在艺术剧院，“我看见，我熟悉的那双眼睛，正调皮地对我笑着”，“我”的不文雅，“我”的没教养全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最后一次却是在工厂车间，当“我”在展示焊接技术时，“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正含笑地望着我！我头一次对车间主任那难听而嘶哑的声音感到了由衷的喜爱，我也头一次感到我在她的面前没有出丑”。徐薇的目光代表了一种价值的评判和认定，尽管是无言的。而男青年明华的个体成长则是通过这种“观看”（或曰“凝视”）来得以实现的，它内化为一种主体建构。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一书中，透过视觉理论的观念，将“凝视”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某种镜像关系，“凝视”不是字面上所呈现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视别人”的意思，而是被他人的视野所影响。拉康认为，在想象的关系之下，自我如何被置放在他人的视觉领域之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处境，是经过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明华在这种凝视机制下，发现了自身的粗鄙和没有教养，生发出了改造自我的愿望。

　　这种凝视机制也出现在获奖小说《谁生活得更美好》当中。在1176 号汽车这个小小的公共空间里，充满了纵横交错的目光：

　　施亚男朝售票员姑娘瞟了一眼，她什么也没有听见，正在专心地数着毛票，给乘客找着零钱。她戴着的那双尼龙手套显出饱经沧桑的样子，食指和拇指间的两侧都已经磨破了，露出了她那双纤细的手指。

　　要是他没有看错，好像吴欢也很快地、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地瞟了售票员姑娘一眼。

　　这里，售票员姑娘田野作为真善美的化身，代表着一种被肯定的价值和主体形象，实践着成长引路人的叙事功能。另一名青年吴欢则代表着“反主体”形象。而“中间人物”施亚男，则经历了一番主体辨识的过程。经过观看/被凝视，他最终确认的主体镜像是那位外表平凡、内心高贵的售票员姑娘。在同期写作发表的《含羞草》和《第六棵白杨树》这两部体育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者同样提供了正面肯定的主体形象：那个朴实木讷、甘为人梯的乒乓球陪练，或那个不断与伤病斗争的体操运动员，他们无私地奉献、不断地攀登，是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人民的事业。“即使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祖国永远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到处可以感觉到它：在这同样的阳光白云里，在运动服胸前的国徽上，在贴着胸口的沉甸甸的金牌上，在为金牌而升起的国旗上……”这是一些为了“大我”舍弃“小我”、为了集体放弃个人的榜样，作为一种奖励和回报，作者为他们安排了最甜美的爱情。

　　综合以上数篇作品，我们可以得出，被张洁作为主体肯定的品质有诸如：独立自尊、积极进取、真诚善良、心灵纯洁、忠诚坚贞、有文明有教养、有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等等。这是这一时期，作者通过笔下的主体形象所进行的自我塑造，但它们分明就是一直埋藏在作者心中的那个五十年代青年主体的归来，一如张洁致青年读者的信中所说，“看着这些陌生的笔迹，我的心变得年轻起来，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是少年布尔什维克之梦的复苏，是在队旗下响亮的宣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个人理想在“新时期”予以重建，使得此时的张洁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比田野更丰满、更理想的新人出现”。

　　如果我们做一个历史回顾，会发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中，可以读到大量的有关“青年”的描写和叙述，这一描写和叙述同时构成了相关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当然来自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正是由于无数青年的加入甚而献身，中国革命才最终得以获取胜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而在另一方面，正是“青年”这一主体的介入和存在，才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强烈的未来主义特征。因此，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一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青春”也依然是重要的政治/文学的叙事资源之一。王蒙写于五十年代的《青春万岁》，一九七九年获得出版，首印数是十七万册。同时，《光明日报》也在副刊上发表了《青春万岁》的后记，而据王蒙回忆：“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说刚出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后来，张弦据此改编的电影《青春万岁》轰动一时，似乎也昭示了八十年代的青春特征。因此，“青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重新出场便意味深长，它所具有的未来主义的特征，事关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因此，“谁生活得更美好”的问题，便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价值尺度、个人的道德伦理选择，它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人，怎样生活才算是美好的？”这是摆在当前青年人面前一个带普遍性的、很严肃的问题。“四人帮”长时期的倒行逆施，有些青年人或中毒较深，或接受了风云变幻中的消极影响，政治上感到灰心，缺乏高尚的理想，鄙视平凡的生活，又不肯学习，反而用自命高雅和非凡来欺骗自己，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而更广大的青年同志从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受到鼓舞，燃起了对国家的美好希望，看到了个人的光明前途，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力求上进，也有人动摇于以上两种人之间，正在这样那样起着变化，如有人既不向前，也不靠后，只求“过得去”。所有这些青年人，难道不是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好，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才好吗？即使是那些思想先进的青年，再一次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也不是多余的。

　　这是秦兆阳为小说《谁生活得更美好》所撰写的评论。在这篇评论中，秦兆阳认为小说的作者通过强烈的美丑的对比，充分表达了主题，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这不光是美与丑两种灵魂和两种生活态度的较量，而且是在读者面前，对于丑恶灵魂的一次道德上的裁判”。评论者指出“吴欢的生活是空虚、卑下而且可悲的”。他进而质疑道：“是谁为吴欢这样的青年开放了‘一连串绿灯’，是谁‘应允了他更多的权利’呢？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如果这种‘冷漠’变成病入膏肓的‘冷酷’，而占有欲和征服欲的能量也大大发展，情况又当如何？”

　　很难理解，这个不过是有点玩世不恭、有点装腔作势、有点小资、有点颓废、有点自觉不自觉的优越感（也包括他追女孩子的那些习以为常的伎俩）的小青年吴欢何以被如此严厉地批判为“灵魂丑恶”——如果不是以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也说明，重塑青年的社会主义公民主体的身份，在当时所具有的紧迫的形势，它无疑是社会理想重建的重要部分。

　　或许，我们还可以联系到发生在一九八〇年中国社会的一场重要的讨论：“潘晓讨论”。它构成了中国“新时期”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一九八〇年五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二十三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一九八〇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九八〇年的中国，“文革”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原有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中国青年》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洁对于“新时期新人”的塑造倒像是与这场讨论的对话。在“潘晓讨论”展开的这段时间，张洁又陆续发表了作品《雨中》（《北京文艺》1980年第10 期）、《用三根弦弹完自己的歌》（1980年11 月8 日《中国青年报》）及《“冰糖葫芦——”》（《文汇月刊》1981 年第3 期）。与前面所分析的几部作品欢快明亮的色调相比，这几篇作品多了些忧郁。它们所写的也是更底层的人物，或是被隔离审查两年多的“五七战士”，或是畸形少年，或是瘸腿的待业青年。他们被抛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前面对他们预示着的前进的道路对他们预示着的并不宽敞，但是作者却没有让他们悲观消沉，而是努力增添上一抹暖色，一抹亮色，一个“光明的尾巴”。

　　《雨中》摄取了十年浩劫中的一个普通生活镜头，描写孤独、倔强的杨莹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之后突然又发现人性中善良和美好的流露，以及她在这整个雨中旅途上的情绪交换。小说的心理描写是强有力的，在杨莹要车被无理拒绝且遭到伤害时，作家悲愤地写道：“那种把一个人扔出人的世界的力量，是那么轻而易举而不可抗拒啊！”而在那个戴鸭舌帽、玩世不恭地叼着烟的司机开车追上来，用“上车吧”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表示他对人的同情时，作家写道：“按照她的心情和她的脾气，她会固执地一直把这条泥泞的路走到底。但她却不能，尽管现在，毫不吝惜地挥霍掉一切美好的东西，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恶习，而她永远也不忍心把它丢弃，哪怕就是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小说结束在“这个世界，还是值得活下去的”这个强音上。同样的，《“冰糖葫芦——”》中又瘸又孤的待业青年“芝麻”，总算还有哥嫂的温暖和关心支持着他生活下去。他也愿意以同样的善意去对待与他竞争生意的另一个青年，是因为他发现对方比自己更贫困，更需要帮助。作者借这两篇小说表达出来的理念是，“生活，对于弱者（假如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也会变成强者），是不是再慷慨一些，不要很多，很多，有时，哪怕是一句亲切的话，一道理解的目光，的确会使一个人免于沉沦”。

　　更值得关注的是《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张洁别出心裁地为我们描绘了受伤的一代青年和更小的一代少年心灵和性格力量的复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畸形少年王栓。他是那样缺乏憧憬，只有“一种朦胧的，可却冷静的自我认识，冷静得有点叫人辛酸”。他被侮辱被损害，总是独自一人，透着一种流浪汉的孤独感，但是他有歌唱才能。在史明道的帮助下，他开始刻苦地练唱，“为自己的生存得到承认而战”。终于，他在人生搏斗中突然找到自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这是一个外形的丑和内在的美形成强烈对照的感人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并不处于全篇的中心。作家真正着力的，是青年教师史明道。正是在史明道这个艺术形象上面，张洁显示了她对当代青年的了解之深和期待之殷。史明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等正面品质的青年，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血肉，也难免有人类弱点的性格复合体。在他身上，时代的烙印很深，青年读者们一眼就能从他身上认出自己的面影来。他有和父一代的精神联系，父亲是个为人方正的共产党员，大概是不让他走后门吧，“他就活该倒霉地待在这鬼学校里”。他不满现状，“不想过这种补了又补的生活”，但是，他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他们是同一块地上长出来的庄稼”。“人生，总要尽自己的本分吧”，父亲的这种严肃的人生哲学对他是有支配作用的。正是这种人生哲学，唤醒了他对人生的责任感，使他产生了“救救孩子”的力量。这一点是史明道思想性格的底色。然而，这底色上也浮动着时代的投影。他和父一代也有隔膜。“他一向不拿他父亲的见解、谈话当回事”。在帮助王栓的过程中，他“曾多次懊悔”。在和姚莉莉的关系上，他“有时软弱得让自己苦恼，害臊，屈从于种种并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诱惑”。他觉得她不对劲儿，在不知觉中躲开了向她挨近的肩膀，却又在有知觉中靠了回去。在人生、事业、爱情中，他都不无惶惑。“他曾对生活巴望过一点什么，而那点巴望又在什么烂泥塘子里烂掉了”；他读过一句格言：“这就是人生——一根弦折断，就用其他的三根把全曲奏完。”但是，他觉得“不论是家庭，学校，社会，似乎都没有造就这种精神的最大可能”，能实行这一格言的人，“也许有，微乎其微罢了”。王栓孤独的歌唱，使他灵魂中的音叉颤动了。“流浪汉的音叉。多么熟悉的，伴随着史明道这一代人的失败和辛酸的孤独感”。他意识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同代人和王栓的共通之处——他和他，他们和他，都是长得干干巴巴、又酸又涩的野生的小山果。他们收成的年月是旱涝成灾的。

　　在史明道及“这一代人的失败和辛酸的孤独感”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潘晓式的迷惘”与“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慨。张洁以她明敏的人道主义情怀，体贴了人物的处境；同时，她也要以她的人道主义让她的人物“站立”起来，活出“人”样，“他想，他也要像这孩子一样，用剩下的三根弦，奏完他自己的歌”。就这样，张洁让她塑造的史明道和王栓，也许还有“这个世界有一半对她是关闭着的”那个姚莉莉，一起参加了当代青年们的人生观讨论。因为对青春的信赖，对时代转机的欣悦，对未来的热切希望，也因为五十年代被建构起来的坚固的主体，使得张洁不太可能认同“潘晓式的悲观颓丧”与存在主义观念，而是在小说中，将个人理想的重建与时代理想的重建交迭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洁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主流作家之一。

　　注释：

　　a 张洁：《致青年朋友》，《工人日报》1979 年8 月21 日。

　　b 可参阅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文艺争鸣》2007 年第10 期。

　　c 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 年版，第41 页。

　　d 秦兆阳：《喜看新花耀眼红》，《工人日报》1979 年8 月21 日。

　　e 文晔：《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中国新闻周刊》，2004 年。

　　f 张洁：《我也曾抱怨过命运》，《方舟》，北京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