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曹 寇

　　去年我在《青春》杂志主持一个栏目，狗子给我转来几篇佟琦的小说。看完之后，我觉得不过瘾——佟琦的小说普遍很短——联系作者，佟琦给我寄来一大堆，仍然都很短。我迅速地都看完了，挑了几篇发在《青春》上。前不久，佟琦似乎情绪不佳，对自己的写作忧心忡忡，表示自己失去了“判断力”，微信上又给我发来两个新的。我看了，仍然发自内心地觉得好。现在，这篇《我要去加国》仍然是好，是佟琦固有的那种好。

　　佟琦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算是风格明显，他很老实，就是用最简单的笔法和文字写一段生活插曲及其中的情感。混迹于鱼龙混杂、尘土飞扬的期刊文学，佟琦很容易被忽略掉。事实就是这样，当代作家，尤其是所谓的青年作家，在我看来，这些年的表现堪称“逞凶斗狠”。无论是题材还是文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着力点都在一个凶狠之上。从成功学角度来看，凶狠是必须的，唯有凶狠，才能产生“印象”，构成“风格”，以至于出位成为黑马之类的新锐人物。这条铁律可以适用于近些年来不断冒出来的青年作家身上。

　　而且，佟琦的小说是“闭塞”的。就我对他的阅读，发现他仅仅写自己那摊子事儿。如本篇《我要去加国》，主人公和作者佟琦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完全一致。这甚至不是对个体经验的忠诚，而是对自我经验的依赖，就像一个依赖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不能说佟琦是要蓄意屏蔽间接经验，而是他的“胆小”似乎让他对间接经验表现出了某种望洋兴叹的畏惧和困惑。当然，这也不能表明佟琦对自己那摊子就是多么笃定。事实是，在小说中，他对自己那摊子也往往踌躇再三，不敢妄言，始终保持着“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吧，你觉得呢”这种与读者商量着办的态度。对比于众多作家在题材和书写胆略上的勇猛，佟琦何止胆小，简直是“没什么大出息”。而且这绝非佟琦的蓄意为之。

　　也就是说，在书奇写异的狂飙突进下，佟琦的写作仅仅是作者本人的死水微澜。这一点，他与北京的狗子和南京的顾前有某种隔代相似之处。不过，狗子要激烈得多，狗子要表达态度（尤其是其成名作《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表达与生俱来的立场。顾前则倡导有趣、好玩，即生活中的某种先天存在的戏剧性和荒诞感。但这也为佟琦所不取。他就是记录和描述，像对待一位死者那样对待自己。看得出来，佟琦并不享受他的生活，但依赖乃至沉溺于他的生活。在沉入水底之前，狗子会伸出胳膊，顾前会发出笑声，佟琦则一声不吭。

　　让人能在喧嚣中静处一隅，并知晓一隅的存在和苦难（甜蜜），这或许是佟琦的某种“价值”和“意义”。另外，就我的判断，佟琦的小说与两千多年前那些青年农夫在春天的田陌之上唱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没有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