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晓 航

　　能够采访到H大夫，还是很不容易的，多亏了我一个发小热心，从中牵线搭桥，我们才有缘相聚。做正式采访之前，我们提前见了一面，由于工作原因，H大夫非常忙，我们傍晚六点见了面，聊了很长时间，并约定在不远的将来找一个大家都合适的时候再见。

　　第二次见面，也是同样的时间，一般只有这个时候H大夫才可能歇下来，我们又一次相会于他的办公室，开聊。H大夫是愿意聊聊他的人生经历的，我对医生的工作和生活也非常感兴趣。但应H大夫的要求，采访内容发表时需隐去真名实姓，故以“H”代之。以下文字为两次采访H大夫的口述实录整理而成。

　　我是一九七五年生人，小时候我们家一共二十六平米，住了六口人，父母，姥姥，两个姐姐，还有我。我父亲是个只知道干活儿的人，当年是黑五类，妈妈家也是地主，还好姥爷在东北抗联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未受到过多的牵连。父亲是一九三三年生人，十六岁就能扛四百斤的麻袋，和二大爷一起养活一家人。后来我父亲考上了一所中专，他当时不会算数，五乘五等于多少不知道，他就靠画格子解题。毕业后他留校当了老师，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工厂，做了一名工程师。我还是蛮佩服我的父亲，他很聪明，也是那个年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批人。记得一九八二年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它一直陪伴我到高中，那是姥姥卖了金戒指买的，当年电视机很贵。不过，这个电视机给我姥姥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所以说该花的钱是要及时花的，不要等。

　　一九九〇年我上了高中，是X省省会最好的中学，高中也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阶段，那是X省学习最好的一批人凑在了一起。开学时我班级排名第五，高一还知道好好学习，后来就开始玩。高二练排球，进了校队当编外替补，说实话，我觉得大学同学的整体素质没有高中时代的同学高。

　　大学我上的是X医科大学，学制五年。大学时，我与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学医的人品德都很好，都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群人。学医很苦，那时我每天只去四个地方：自习室、大课教室、篮球场，还有食堂。上课永远坐第一排，一门心思闷头学习。

　　大一时学习非常认真，学校每隔两三周拉一车尸体标本回来，由于我大学所在地冬天很冷，所以那些尸体标本会放在解剖楼外面露天的院子（封闭的）里冻着，可能不是学医的人听着还是蛮恐怖的。当时为了学习偷着拿人骨头回寝室，对照书看。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工作以后有一次去协和医院的解剖教研室，见到一个老太太志愿捐献遗体，自此我也动了捐献遗体供教学使用的念头，无奈家人反对只好作罢。

　　那时的学生们不打电子游戏，考试前都在走廊里看书，每个楼都有通宵自习室，都要抢座。冬天时，学校里只有图书馆最暖和，其他教室太冷。上大学时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大部分学费都是家里人向亲戚借的。第一个月我妈每周只给二十五块钱，一天饭钱就得三四块钱，不舍得吃肉菜，但是周末可以回家解馋，还能从家里带菜回学校，这样能顶一两天。大学第一学期放寒假，我自己在学校待着，用一些扔在操场上的破桌子破椅子给自己做了一个书架，这个书架一直伴我到大学毕业。但是，我从大二开始就不好好学习了，吃完早饭直接就去篮球场，能一直待到天擦黑，还好考试成绩还不错，最差也是三等奖学金获得者。大一时，我看上一个女同学，大三上半学期我就向她表白了。记得那是在一个有月光的篮球场，当时喝多了，说话时人的影子很长，可是她拒绝了，她说，你是个好人。我就这样被发了好人卡，后来把日记全都撕了烧了。说句后话，这位女同学现在是我的老婆，我们是毕业后在一起的。大三下半学期，我们开始临床学习。

　　那个年代已经有考研的氛围，一九九八年我考研没考上，国家已经不管分配工作了，只能自己找工作。回家我就跟爸妈哭，埋怨父母没本事，唉，还是年少不懂事呀！后来，由于我大学成绩比较优秀，留在了我所读大学的附属医院，在那里工作了两年，那段日子是我一生美好的回忆，当然也有一些不如意。

　　举几个我在附属医院里做小医生时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吧。

　　第一个，一个小孩，才几个月大，从床上翻到炉子上，被烧伤了百分之六十。一般来讲，烧伤面积超过百分之三十对这么小的小孩来说就很危险了。小孩的家里很穷，我们科的医生们想尽办法为孩子省钱，也向小孩家里人交代了病情，大概治了二十四小时，家长决定放弃治疗。过了一个礼拜传来消息，说孩子第二天就死了，其实这种情况下，不做任何治疗，孩子活三天是没问题的，至于原因也不必说了，当时我们心里都很难受。

　　第二个病例，那时我刚学会做大面积烧伤的抢救，来了一个患者，我很上心，一直盯着。晚上，患者进入了休克期，来了几个家属提出要转院，我为了患者着想坚决不让转院，双方争执起来，我气得往地下扔了纸片，家属冲上来要打架，护士长赶紧拉开，她要求家属签字后才能转院。我当时特沮丧，原因一个是觉得劳动成果被人抢了，另一个是好心被人误解。我想和所有的患者说，一个人得病后，身边人焦急程度的排序是：妈、爸、大夫、儿女，你爱信不信，大夫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好，别出什么问题，我的活儿别做砸了。

　　第三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直让我心里充满感动和欣喜。患者姓王，那是一九九八年，她在事故中被烧伤百分之九十二，只剩头皮、手、脚是好的，后来被抢救过来，她老公也照顾得比较好。我们用头皮给她植皮，每天给她换药要从早上八点半换到十一点半，烧伤病人都有一股腥臭味儿，医生衣服上一直都带着这种腥臭味。一九九八年治了一年，她好了，出院了。二〇〇四年，我在另一个医院见到她，特别高兴，那些烧伤科的医生和患者时间长了都能成为朋友，做大夫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自己的患者康复。

　　还有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很有钱，以前是大哥级的风云人物，车祸之后高位截瘫，长了大面积褥疮。他瘫了三年之后，变得抑郁狂躁，常常对护士破口大骂，他老婆也天天挨骂，有时他也骂大夫，这都是被疾病折磨的，我们也都很理解，没办法，久病后人的心理都会出现问题。后来他做了几次手术，钱也花差不多了，每天还要消耗好几千元，不久他自己出院了，估计也活不太长。

　　在医院的时候有个同科医生叫A，他是我的老师，人特好，有事儿就帮着我。他跟各种领导都熟，因此每天晚上都喝酒，然后去唱歌。作为小弟的我自然是一直要陪酒、陪唱，跟着他认识的社会如同一个美好和虚伪的复合体，这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说实话，我不是喜欢这种生活的人，每天早上七点要上班，一周三五天都是喝酒、唱歌，还睡不好，确实受不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申请去转科，实际上是找机会读书，我不愿意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心中有想往上走的想法。我下决心考硕士，于是三个月不出门也不回家，完全不见太阳。考试前，我就在科里的值班室睡觉，后来为了补值班，我从腊月二十九值班到正月十五。

　　二〇〇〇年我考上X医科大学的硕士，上了半年课，之后开始进临床。我在这里跟老师干了五年，属于比较肯干的那种。我有个师弟，我和他相处很坦荡，关系很好，没什么竞争。说个后话，二〇〇八年他得了淋巴癌，一年后去世了。他得病时，我去协和医院看他，一看到他我就崩溃了，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人瘦得像叶子一样。我当时也没钱，手里总共就四千块钱，我给他拿去了两千五。早上我去早市，买鱼给他做鱼汤喝。二〇〇九年师弟又来北京看病，我借了轮椅去火车站接他。那天早上北京站前打车的人很多，天气还有点凉，我把他送上出租车，他老婆跟着，我自己赶紧回医院上班。他有一对双胞胎，当时孩子还不到一岁。他完全昏迷后，回家了，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我现在每年过年回家也就几件事，在家待着，看老师，跟X医大的哥们儿吃一顿饭，然后就是去看师弟的遗孀和孩子，我一直给孩子红包，争取能给到十八岁。

　　二〇〇三年我遇到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病例，有个患者五指离断，一般接上要花五到十个小时。可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只要一接上就栓塞，所以，我不断换助手，不断重新做，不断重新吻合血管。这期间，我撒了两泡尿，喝了几口水和牛奶，吃了几个饺子，吃完后只躺在走廊里睡了五分钟。那阵儿确实也年轻，有活儿干可爱干了。最终，我干了二十八个小时，出了手术室人已经傻了，头特疼，处于发蒙的状态，但是睡不着，隔了十来个小时才睡着，主要是太亢奋了。

　　第二天我醒了，来看患者，患者是一个农村小伙子，人很老实。同病房的有一个是我们医院管后勤的，他在房间里抽烟，我说病房不让抽烟，他欺负我那时是个学生，跟我吵了起来，我跟他说，人家断指你不能抽烟，否则血管痉挛就全白干了。我和他对骂。这也是我为了患者和别人发生的一次很大的冲突，回想起来我是问心无愧的。后来，科主任来了直竖大拇指。非常幸运的是，那个小伙子的五指全都活了，我就靠这个手术全院出名了。

　　后来，我又动了读博士的心思。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起开始闭关，每天学习十四个小时，一直学到四月一日，其间也就大年三十回家吃了个团圆饭。我每日生活在垃圾堆里，周围都是报纸、方便面袋和垃圾。考试结果，解剖得了九十八分，还是同一个老师，直博。二〇〇二年考的博士，九月份开始读博士，从二〇〇二年九月份到二〇〇五年九月份，读了三年。这期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为了做实验得自己养羊，于是我开始当羊倌儿，羊是很通人性的，它们病了，我就给羊治病，羊是很乖的。

　　二〇〇五年九月我来了北京，我不想在X省省会待了，那个地方太冷，冬天风很大，冻得直流眼泪，我想过不同的生活。另外，人们思想的闭塞也是促使我离开那里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今为止，我不后悔来北京，虽然刚到北京工作的日子很苦，但是这里有平台，有收获。

　　二〇〇五年九月份我来北京读博士后，博士后是有政策的，如果能落户公立单位，就可以带全家户口过来。博士的毕业典礼我没去，内心觉得无所谓。从二〇〇五年九月份到二〇〇七年九月份，我在BY（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读博士后，我真得感谢老师们，老一代人对学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好，现在我也做了硕士导师了，我的老师始终是我的榜样。我读博士后就是为了改变命运，那时还能靠学习知识做到这一点。博士后出站后我又开始找工作，BY是不留博士后的，我就去北京另一家综合三甲医院，C医院。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一个极品厚黑的科主任，凡是他认为有威胁有能力的人他都算计，不让做手术，也不让搞科研。我当时想过放弃北京，回老家工作，但因为工作调动难度太大回不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蛮感谢人生中碰到这样的“贵人”，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也让我变得更坚强。那时的我每天正常上班，报到之后就是看专业书，回家后继续读书。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从历史中找答案，想着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记得有一次，我去递交申请科研基金的标书，主任愣说我没有请假，给了我一个处分，那时候真憋气呀，不过现在释然了，没有那时的忍耐也没有现在的状态。我那时候每月只挣三千块钱，住在南二环的朋友家里，心情特别郁闷，曾经喝二两白酒吐得一塌糊涂。有时看着看着电视，就跟着电视里的人一起哭，或者头扎在被子里自己哭。可是又能和谁说呢？不敢和老婆说，更不敢和父母说，怕他们担心，路是自己选的，过了很多年我才敢和老婆提起当年的抑郁状态。当时孩子小，在老家还没接来，因为没钱，回家看孩子只能买站台票混上车，然后一直在厕所里躲着，等坐过了一段路程才去补票，那不是为省钱嘛，人穷就是志短。

　　从二〇〇七年到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份我都在C医院，二〇〇九年四月份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终于得到了机会去Z医院面试，结果被录取了。不过，得从初级职称做起，没编制，档案放在人才市场。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份我到了Z医院，在XX科。主任对人要求很高，平时很好，可到了做手术时就像路怒症发作一样，脾气比较大，因此我压力也很大，特别想尽快成长起来。

　　后来的日子相当辛苦，我一般早上七点起床，七点二十到单位，到了之后给病人换药。八点半上手术，一直干到中午，没有午休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吃饭，然后再干到晚上七点，吃饭大概三十分钟，接着干到晚上十点，十点之后回家吃饭，再看书，查资料，写文章，折腾到两点才能睡。一周至少四天如此。周六周日也休息不了，还得过来换药，一周病历也要完善，写不完周日也得过来干，周日一般能歇个下午。二〇一一年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做十五台手术，从早上八点做到晚上十一点多。

　　二〇一二年我三十七岁，生了一场大病。三月份做的手术，一个月后，我开始点卯上班，三个月后体力稍有恢复，又继续干，依然是每天干到晚上七点，人总是没皮没脸哈。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我调到我们医院的门诊部，从那时起一直到二〇一五年十月，主要是搞某个项目。慢慢的，在老师的支持下，我在专业上做出了点名气。二〇一三年年初又开始做手术项目，直到现在。这三年是事业上升期，我们的主任在该领域是亚洲排名第一，领着我们干。二〇一五年十月我们又转到另一个地方做，还是在这个开心的团队里做，这个团队的手术量和优良率在国内都名列前茅，我们要继续努力，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当然，自从得病之后，我基本也都看开了，经历过生死的人好多都不在乎了，事业上还是会努力，但是不会太拼，主要是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很重要。我知道我的这些经历要公开发表，感谢的话不想多说了，都在我的心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老师、朋友，甚至曾经的敌人。

　　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了H大夫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我想看看H大夫对生命是怎么认知的。

　　其实，我当时问的问题不那么好，有的有些重复，但是这些问题确实也涉及不同侧面，回来整理时我发现如果保留所有问题，能更好地反映H大夫的所思所想，还是很有价值的。

　　问：你如何看待人生？

　　答：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好比我看的《千与千寻》，在一辆火车上有很多人，有的人先下，有的人后下，人生的意义就是经历，不要把人生消耗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问：生命有意义吗？

　　答：有，就是生命的延续。我知道，永生的生命体是存在的，但是它连细胞都算不上，能自我更新繁殖，一直活着，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体没什么意义吧，多无趣。高级的生物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生存，就是为了进化。

　　问：如果一只猿变成正常智商的人走向人类社会，你会对他有什么忠告？

　　答：其实人类生活是挺苦的，但是苦中存在很多乐趣，心要是归于平静，就没有苦也没有乐。

　　问：那如果一个年轻人，如同当年你一样要走上社会，你的忠告是什么？

　　答：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懂得感恩，归根结底感恩也是为了自己心灵的平静。好好活着，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乐趣。

　　问：你如何看待未来？

　　答：十年前会觉得未来很美好，现在觉得，事情推着往前走就行，万事莫强求。

　　问：你如果去宇宙的另一端，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句话会是什么？

　　问：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问：去宇宙的另一端最想带走什么？

　　答：要是带人的话就是老婆，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东西的话什么都不想带，都不是你的。

　　那天采访完都十点多了，我和H大夫互道珍重后匆匆告别，临走前，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作《医生都知道》，他说那本书写得很好。

　　在出租车上，我一直在回味着，在采访中哪方面让我印象最深呢？我认真思考着，除了那些令我相当震撼的故事，就是H大夫的冷静，他总是有一种面对事情特别冷静、理智的态度，这是我明显能感觉到的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可能就是医生这个职业造就的某种品质。

　　出租车在环路上飞速行驶着，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我在想，此刻，还有多少像H大夫、像我这样奔波在路上的人呢？这真是一个生生不息，充满感动与感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