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房 伟

　　郭海燕的小说平实质朴，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巨大能量。她凭借非同寻常的笔力，以中短篇小说的篇幅，描绘出一代青年大学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时代狂澜里的挣扎、创伤与新生。她将个人体验与时代巨变相融合，有着以个体视野书写时代变革的巨大野心，是创伤与成长同在的“新改革叙事”，更是从现实笔法出发的中国故事。郭海燕的“国企改革”三部曲正是这类叙事的典型代表，小说《异物志》则是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

　　小说《异物志》承续前两部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大背景的描绘，如果说，《世纪末》和《理想国》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壮志集团——破产之前和破产清算之时，这种“改革进行中”的呈现；小说《异物志》则是关于“改革之后”的故事。《异物志》原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奇异物产的典籍，作家化用于此。“异物志”这种关于“奇异之物”的记录，在小说里有着多层次的意义指涉。一方面，“异物”是指贯穿小说始终，甚至是线索性的珍稀物件——沉香木，这是“异物”的实指层面。另一方面，“异物”又近乎等同于“异类”“另类”。小说《异物志》的主人公蔚小壮和李纯，和以往改革叙事里的主人公大不相同，是近乎“异物”的存在，他们既不是乔光朴式的改革英雄，也不是单纯以改革受难者面貌出现的悲情人物。他们既是那个时代国企改革的牺牲者，又是凭借新时代机遇成长起来的自立者，是“新改革叙事”下的改革“新人”，这类“新人”形象的出现，是郭海燕独特的创造。同时，“异物”更是对这个产生众多“异物”时代的揭示。尽管，小说是以“异物”之名展开全文，但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还是有着非常坚实的现实书写的。小说《异物志》开始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社会热点话题，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现实叙述：主人公蔚小壮当年轻率结婚，如今苦恼于离婚后的亲子关系问题；同时深感女性在当今社会打拼、求职的艰难；目击者出于善良帮助被撞老人，却被强留并垫付医药费……。这些现实问题的背后，有着一个根源性的动因：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的下岗潮。当年主人公蔚小壮因“国企改革”下岗失业，被未婚夫抛弃，负气之下嫁给苦苦追求自己多年的男人，十年婚姻却以失败告终。李纯的母亲，即那位被撞的受害者，强留善良的目击者蔚小壮并要她垫付医药费，而她之所以会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是因为儿子下岗失业，家里难以负担这样一大笔开支。在小说《异物志》里，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阵痛，更是难以消弭的永久性创伤，直接改变了蔚小壮、李纯们原有的人生轨迹，即使改革过去十多年的时间，改革的“后遗症”依旧影响着他们今日的生活。

　　“改革叙事”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固有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改革文学”风靡文坛，出现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这样的“改革排头兵”，但它们多是以二元对立的古老模式，来书写八十年代所特有的“改革神话”。到了九十年代，改革叙述仍旧继续，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则是以“主流现实主义小说”的面貌出现，去论证新时期、新阶段，改革继续的必要性、合法性。像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张平的《抉择》、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就是如此。尽管这其中展现了改革进程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困难，但光明和希望仍是主流，甚至是以此为目标、为理想，去一同“分享艰难”。那么，在这样深重的改革传统里，小说《异物志》关于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写作的意义何在？它的独特性又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表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宏大主题，但小说《异物志》却没有采用惯常展现社会时代巨变的宏大叙事。相反，是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出发，写出个体、小人物，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狂潮里的痛苦、迷茫、挣扎，和重寻新路的坚强与勇敢，是一代青年人所独有的改革记忆。但更大的意义却在于“改革之后”的故事，蔚小壮、李纯们如何寻找到出路？如何重获新生？

　　因受到“国企改革”的波及，蔚小壮最终下岗失业。在蔚小壮经历的结婚、生子、离婚，重寻新事业等诸多人生变迁里，曾经的老东家“壮志集团”一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她的生活里频频浮现。所幸的是，蔚小壮在这其中收获的不只是创伤和迷茫，更实现了关于自我的成长：从一个冒失、稚嫩的年轻女孩，成长为拥有新事业、有决断、能够找寻更广阔人生天地的时代新女性。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异物志》更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当改革的时代巨变以个体成长史的形式呈现时，个体的酸甜苦辣、喜怒悲欢，为时代增添了一丝人情、人性的温度，宏阔时代呈现出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面貌。同时，时代变迁里又见证着个人的成长，个体与时代相互交融，作为芸芸众生的个体，拥有与时代同在的属性与价值，这正是小说《异物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小说《异物志》更是一部以个体经验书写“新改革时代”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