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家钰

　　学校：湖南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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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轲刺秦王失败有感

　　作者：于家钰

　　学校：湖南大学附属中学

　　说起荆轲刺秦王的失败，看过这个故事的人，第一反应大概都会将过错归咎到秦武阳身上。这个关键时刻露出马脚，引起秦王疑心的副手确实辜负了燕太子丹的期许，没起到协助大业的作用。然而，蓄谋已久的计划，肩负行刺重任的高手荆轲，已经站到秦王面前的人，怎么未能将秦王一刀刺死？

　　荆轲在临死前对秦王骂道：“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他说其之所以不杀秦王，是为了生擒秦王，逼迫秦王立下契约，以此方式保住燕国。

　　古代刺客，其实并不像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武侠，“来无影去无踪”，“无拘无束仗剑天涯”。《刺客列传》描写的刺客大多讲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士为知己者死”等“义气”，为所托者卖命。荆轲的故事写在司马迁的《史记》第八十六卷《刺客列传》，前面所写刺客：专诸为吴国公子光藏匕首于鱼腹中，借送菜的机会刺杀吴王僚，而他自己当场死于护卫刀下；豫让为智伯刺杀襄子，吞炭为哑，自毁容貌，却屡次失手，屡得赵襄子以其义气放过，最后一次，赵襄子终于不放过他了。一番谈论后，他用剑三击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脱下衣服让手下人拿着），最后因无法脱困自杀身亡；聂政因感谢严仲子对自己的赏识，行刺成功，却也未能逃脱，最终在临死之际为不拖累家人，自毁面容，差点埋没了自己的英名。这三位刺客，无论行刺成功与否，都反映了在当时，刺客不仅并不潇洒，还可能随时会丧命。他们的职业，虽说确实是忠诚的，可以为一个赏识他们的主子赌上性命，但这种悲壮的任性背后，并没有多高的道义。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是主子除掉对手的政治工具，行刺行为本身的正义与否，对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作为燕太子丹派往秦国的刺客的荆轲，他得到樊于期的头颅以取信于秦王，又带着副手秦武阳，还带着燕国所献城池，手中利刃还带着剧毒，到底是以刺杀秦王为目的呢，还是如他自白，取得秦王的契约呢？列传中他的故事放在最后，不仅因为年代顺序，也因为太史公认为他在道义上高于前三位，其意在效仿曹沫。

　　曹沫是《刺客列传》引子中的人物，他不是刺客，他是鲁庄公手下的将军。在鲁国与齐国的战争中，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曹将军多次败北，丢掉了很多城池。然而鲁庄公未加怪罪，故而在鲁庄公与齐桓公会盟之际，曹沫却突然在祭坛上胁持齐桓公，威胁他归还了鲁国的失地。荆轲想要效仿的，正是曹沫的计策，近秦王而后胁持得到放过燕国的契约。可惜，“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以致后来荆轲“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因为荆轲其意真的不是刺杀秦王，故而有毒的匕首没有飞向秦王，结果行动失败，成了一个千古的政治悲剧。

　　但是，如果荆轲成功地抓住了秦王，并使他立下契约，荆轲真会像曹沫那样实现保住燕国的设想吗？

　　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被身份不及自己的武夫胁持，连齐桓公在答应曹沫归还鲁国失地获释后，还大怒而想要违背之前的许诺。当时，管仲劝阻他不要“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齐桓公听取了劝说——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还是很看重信义的。可是在荆轲所处的战国末期，由于战乱不断，诸侯彼此耍尽阴谋手段，不再看重信义了。秦国派遣张仪多次欺弄楚国，可知以信义要求秦国履约的期望是不可靠的。

　　历史上周王朝最初推行分封制，是为了让诸侯镇守疆土，辅佐周天子。后来诸侯开始出现强弱大小之分，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国君也各自心怀鬼胎。至战国时期更是“人心不古”，很多政客都四处奔走于列国之间，纷纷出谋划策。各国之间关系复杂，朝秦暮楚，完全弃信义于不顾。苏秦和张仪就是当时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客，在他们一个合纵一个连横的政策下，六个诸侯国也像墙头草一样时左时右。

　　因此荆轲刺秦王，不论成功或失败，结果都是相同的：计谋确以失败告终，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假使计谋真的成功，不讲信义的秦国也不可能信守承诺，放过燕国，放过六国。时代不同了，信义服众的时代已不复返，在实力决定成败的时代之下，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点评：作者在学习了高中文言文《荆轲刺秦王》后，结合之前所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写了这篇小文。她认为荆轲刺秦王的目的在于希望自己如曹沫一样，胁持秦王以信义放过燕国，若真的如此，荆轲似乎是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刺客。作者得出，在当时的时代之下，信义已难以服众，谁的实力强就必将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