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生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四平八稳地被玉米地包着，随处可见开着“公羊”皮上的美国壮汉，膀大腰圆，浑身晒得通红。商场里最贵的牌子也只是拉夫·劳伦或蔻驰。若非是最近丢了个中国学生，国内根本没人注意这里。
时日一久，国内的留学生们也养出了一种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开两个小时高速去趟芝加哥，叫“进城”。品牌店扫通货，唐人街吃顿重庆火锅，大包小包开车回来，一路夕阳，玉米地绵延无边，便又“回村儿”了。
购物解馋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却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
女生还好，除非恋爱或考试受了挫，一狠心剪个短发，大多都是直接留到下一次回国，或焗或染，再“回村儿”能顶大半个学期。可男生——尤其是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就不好办了，比如陈焕生。
说来说去，大家频繁光顾的理发店，也就是韩国大姐李金姝开的那家。
一
李大姐这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细小。当街挂个牌子——Lee's Hair（李氏剪发），再串上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过，收了风铃，牌子就哑了，便是收了工。留学生们虽频繁光顾，暗地却常笑：“这韩国人英语也太烂了，硬生生把店名起成了‘李的毛发’。”
李大姐的店前后有过四位理发师：康德姐、娜莎、达戈和她自己。
只要康德姐出工，留学生们肯定排她的号，一是大家同是中国人，二是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拿过博士学位，只是专业不好——是研究存在主义的，如果不是在五道口认识了她的美国先生，漂洋过海嫁过来，这种专业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康德姐嫁过来后，生了个混血女儿，小姑娘漂亮得就像小说里虚构出来似的。
可惜，孩子出生没多久，康德姐的先生就出了车祸。那是一个细雨天，八十迈的高速，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翻。他生前是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还处于事业的爬坡阶段。康德姐刚生完孩子，绿卡没排下来，英语没讲利索，一夜之间就成了欠各种债务的遗孀。
康德姐开始去教会了。她抱着女儿受了洗，跟黑白黄三种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了这段经历。英语虽磕磕绊绊，但还是把大家说哭了，各路援助随之而来。
华人一般直接出钱，匿名，塞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美钞。美国人毕竟是在家门口，路子就多了：有帮她找律师处理债务的，有帮她申请政府救济的，还有韩国人李金姝，直接敲开康德姐的家门，带来一罐辣白菜、一板冷面和一盒烤海苔片。往来了几次，两个女人就熟悉了，李大姐问：“你会不会剪头发？”没想到这一问，竟把康德姐问哭了，因为她丈夫出车祸那天本是要去匹兹堡开会，西服衬衫是她洗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如今人已没了，剪掉的头发被康德姐收在小盒里，金黄色，一缕一缕，偶尔翻出来看看，更多时候都只是藏着，不敢看。
李大姐听了半晌没言语，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进店里，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从零工做起。康德姐也确实像样，一大早把孩子放教会幼儿园，上午在老李家打工，下午去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伺候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的中餐馆打工。
如此熬过大半年，康德姐英语突飞猛进，社区大学又听说了情况，提前颁发了毕业证书，从此便正式在老李家出任了理发师。十五块美金剪个男发，李金姝抽九块，剩下六块加小费全归康德姐；照这边的行规，已经没法再够意思了。
二
康德姐一出道，就受到留学生们的热捧。
这自然先归功于她是中国人，讲中文，无论剪什么发式都能沟通。不像李金姝，虽然剪得卖力，但一口韩式英语谁都听不懂。跟康德姐就舒服多了，不但能用母语聊发型，还能聊哲学。康德姐告诉陈焕生，她的专业虽是存在主义，但内心还是喜欢古典主义哲学，最爱读康德。
她说，康德生前独居在德国一个小村里，生活简单，作息规律。村民们就以他的起居活动为钟点：康德起来散步，大伙便下地种田；康德回家读书，大伙就准备吃午饭了；等康德晚上出来遛狗，大伙也收工了。
当然，她的顾客很多，跟所有人都讲康德遛狗，一口京片子嘎嘣溜脆，很快就有了外号“康德姐”。
康德姐出手奇快无比，一手捋头发，一手下剪，简直就像是薅羊毛。这一点留学生们也喜欢，因为大家不像美国人，把理发当成享受。留学生都是用中午下课晚上吃饭的边角时间来排号，剪完赶紧走人。当然，小费就给得不大情愿，康德姐却很理解，毕竟国内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她就更有理由剪得更糙更快了。好在双方都不在乎。
没多久，秋季入学，康德姐竟东挪西凑盘下主街对角一间小屋，自己当老板了。店名起得也够哲学：“康德的钟”，狠狠摆了韩国东家一道；因为这是每年抢顾客的旺季，而李大姐新招来的理发师娜塔莉亚还三心二意。
不仅如此，“康德的钟”还推出了新花样：剪一个头只需十美元，只排十分钟，比煮两包方便面还快还省。留学生们自然都被吸引过去了。
李大姐那英语依旧一股大酱汤味儿，头发依旧剪得一丝不苟。陈焕生耐着性子听她絮叨：“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不是不让她走，可打一声招呼就那么难？周日还在教会里一起唱赞美诗，周一就在街对面成仇家了？我给她女儿买了礼物，还要认干亲哩！”
讲着讲着，李大姐突然停住，直起腰，晃一晃脖子，仰头长叹一口气，想来是一天到晚弯腰扭脖落下的职业病。舒展好身体，她口气也变了，又说起“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丈夫的车祸，漂亮的混血女儿因肺炎烧成了哑巴。
陈焕生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康德姐不知给他剪过多少回头，讲过多少回康德遛狗，可他除了知道一个外号、记得那个窄条瘦削的身形和那口京片子，对她一无所知。
三
娜塔莉亚刚来老李家时也很瘦，一双大而深的蓝眼睛，本该让人联想到月亮或湖水之类的比喻，却因陷得过于深，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只受惊吓的猫。可惜这些都是陈焕生一厢情愿的想象，人家可自得其乐：夏天穿条短裤，一条腿又白又直，另一条布满密密麻麻的刺青，绿得发了蓝。
客人少的时候，娜塔莉亚就拉上康德姐抽烟，站在店门口的风铃下，一黄一白两个中年女人都奇瘦无比，那光景委实了得。
娜塔莉亚是白俄罗斯人，留学生大多不知这小国的英文名，用英语生搬硬造问：“你是白色的俄罗斯人吗？”
娜塔莉亚很恼，用带着东欧腔的英语反击：“我的祖国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没任何关系！”
她不但脾气大，还对政治异常敏感，总疑心所有来这儿的中国人都是党员。陈焕生觉得好笑，就耐心解释，可娜塔莉亚早已失去耐心，翻了一下蓝眼睛，便扶着陈焕生斜躺在理发椅上，拧开龙头。
“热吗？”她问。
“不热。”
“冷吗？”
“也不冷。”
“您大概是一条蛇或者蜥蜴吧。”
她爱把金发扎起来，盘成髻，刘海散开一小缕，弯腰给陈焕生洗头时便垂下来，扫到他脸上，被她一口吹开，他便实实在在感觉到了那种混合了香烟、咖啡和口香糖的奇异味道。那双蓝眼睛就在上方，他从未被这个角度凝视过，慌得闭上眼，假装享受温水和她手指在他短发间抚过。剪发前洗五分钟，剪完后冲五分钟，每个月十来分钟的亲密，让他很快就对这白俄罗斯女人念念不忘。
陈焕生在专业课上用功之余，还读了不少文学名著。他发现娜塔莉亚雪白的膀子上文了个蓝色的大胡子老头儿，底下一行D开头的斜体字母，一问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陈焕生大喜，忙说自己喜爱俄语文学，通读过托尔斯泰，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吃力，中译本太拗口了。
岂知娜塔莉亚一撇嘴，高高吹起散开的刘海：“俄语？文学？少来！”
原来她在读大三那年去了趟巴黎，连走亲戚带游玩，顺便在一家举办俄语文学沙龙的咖啡店打工，昼夜颠倒地泡在不加伴侣的黑咖啡和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字眼里。
“那你为什么来美国？”
“还能为什么？为了一个美国男人呗。搞文学评论的，光骂别人自己却写不出来那种。拿到绿卡我就跟他拜拜了。”
“对不起，娜塔莉亚。”斜躺在理发椅上的陈焕生睁开眼。
“对不起？得了吧你！叫我娜莎好了。”
娜莎，让人心里麻酥酥的名字。陈焕生又闭上眼，感受着水温和她的手指。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需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未来我国需要发展一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法律效力相同的园林绿化法律，以进一步加强园林绿化法规的独立性。
四
听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陈焕生以为机会来了，网购了英文版的《锌皮娃娃兵》，想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娜莎。没承想却惹得人家大发脾气：“把它拿开！收集别人苦痛，编成一本烂书，署上自己名，卖出去得奖，到底算哪门狗屁文学？”
陈焕生很尴尬，整天在电脑里放韩剧的李金姝在一旁更是听得一头雾水。
“好啦，陈，对不起。我离开那美国人好几年，可一张嘴讲话还那么像他。”娜莎发完脾气就出去抽烟了。
偶尔赶上她开心，会给陈焕生做上两分钟脖颈按摩。她手腕很细，又没什么汗毛，简直不像白人女生。陈焕生撑起胆，磕磕巴巴说出这话，她听了大笑：“陈，你这傻瓜，不会连女用剃刀都没见过吧？你应该跟我老板去她们教会看看，有很多单身的亚洲女孩，你该找个女朋友啦！”
亚洲女孩？找个女朋友？这是拒绝吗？陈焕生想约她出来，却一直没敢说出口。
偏偏娜莎又说：“喂，陈，你猜今天有几个男的要我电话？才两个。昨晚我又没睡着，现在看起来肯定像坨屎，但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吧？这帮家伙，因为我是个剪头发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笑话。你知道他们说我啥吗？说我发音可爱！去他妈的吧！”
不消说，这在陈焕生听来更是拒人千里了。
后来，等康德姐跑到街对面单干的时候，李金姝气得大病一场，娜莎一人在风铃底下抽烟。
“唉，康德姐是很烂，但谁又不烂呢？生活本来就是个大烂坑！”她背对着陈焕生，仰头吐了个烟圈。
康德姐走后，李金姝为多留顾客，不得不把娜莎从零工转成理发师。可到底不放心，因为她说有几个男的总对她上下其手，还说再敢这样就用剪子戳瞎他们的狗眼。
陈焕生攒不够约娜莎的勇气，又舍不得离开，只好坐在李大姐的镜子前，任凭心上人那双蓝眼凝视着别人，对着别人怒骂诺贝尔奖，让别人也叫她娜莎。
他受不了这折磨，决定独立日请她去密歇根湖畔看午夜烟花。成就成，不成以后就不想了。
带着必胜的兴奋和必死的悲壮，陈焕生站在风铃下，店里却只有李大姐一人忙活。一问才知娜莎病了。等了一礼拜，她还是不在，反倒是一个穿紧身T恤的大胡子在冲他笑。
“她哪儿去了？到底怎么了？”他问李大姐。
“她去别的州了。”
“别的州？为什么？”
“去能让她堕胎的州了。”
原来，他的娜莎前一阵发现自己怀孕，很是歇斯底里，没法相信自己三十好几，居然“还犯中学生犯的错误”。而在这小镇，堕胎有悖基督教义，更属违法。李大姐劝她生下来，说这小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哪怕是不请自来，教会肯定帮忙的。
娜莎撇撇嘴，标志性地一吹刘海：“如果耶稣能搞清是哪个浑蛋把这礼物塞我肚子里的，生下来倒也无所谓。”
李金姝信主多年，又有一种韩国人的执拗，当下被激恼了。两个女人用各自乡音浓重的英语大吵一架，娜莎愤然离开。结果临行前居然又跑过来，给李金姝一个满是大麻味的拥抱：“李，我虽不信你那套，但你是个很棒的人。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跑掉，但再不抓紧跑，打胎钱就更掏不起啦。”
说完，李金姝对陈焕生指着那个大胡子：“新来的，叫达戈，是我见过手艺最棒的，你要不要试试？我发誓再也不招女人了。”
陈焕生茫然无措，不知该转身走掉，还是该躺在曾感受过水温和娜莎手指的斜椅上。
五
达戈来自阿根廷，手握沉甸甸的黑色大剪刀，剪柄末端连着一只金色的螃蟹，随手指动作连起一片金光。
他十几岁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混，平时不抽烟，只喷古龙水，闲时就摆弄那把剪刀，擦得干干净净，收在刻有“D&J”字样的木盒里。“D”是达戈的开头字母，“J”则代表吉米，这剪刀就是吉米送的。
达戈爱吹一支黑色的口琴，很小，让他大手一衬，活像块长条形巧克力。斜躺在理发椅上，凝神静气，口琴埋进络腮胡里，曲子就出来了。时而忧伤，时而欢快，从一团胡子里流出来，流遍整个店铺。许多女留学生都迷上了这位穿紧身T恤的南美汉子，尤其是他在吉米过二十五岁生日那天剪掉胡子，露出那个“能夹住口琴”的肉乎乎的下巴。李金姝对此很满意，因为女生一消费就上百美金，而男留学生都贪便宜去了“康德的钟”，一条街就这样被两家分了。
出于惯性，陈焕生照旧去韩国人的店，李金姝给他披上了银色的纱质围巾，达戈的口琴声在旁边响起。
“我该给你这小调儿付钱吗？”娜莎走了，陈焕生不再紧绷绷的，偶尔也能开个玩笑。
“要付就付给吉米，琴是他送的。”
说笑代替了琴声，李金姝在一旁皱起了眉。
这吉米生得膀大腰圆，总是骑摩托来接达戈下班。一黑一褐两条大汉，当街跨上摩托，一个紧紧搂住另一个腰。
康德姐那边又招了两个中国人抢生意，若非达戈给撑着，韩国人的店早被挤垮了。
一来二去熟悉了，达戈吉米便带陈焕生去混“蓝鸟”酒吧。晚十点开门，警笛闪烁，灯火通明，当中一个大舞池，男人们脱光膀子往里蹦，酒精、汗和荷尔蒙全搅在一起。
灯光闪烁中，两个留着山羊胡的白人在角落里热吻，陈焕生想走，却被吉米拽住：“好戏还没开始呢。”
原来，达戈要跟墨西哥人合奏卡洛斯·桑塔纳的曲子，达戈独自搞定口琴和吉他，活脱脱南美版的鲍勃·迪伦，吉米一边拍手，一边晃着黑人特有的浑圆臀部。
这夜晚本该令人心醉，却毁于达戈和墨西哥鼓手一个醉醺醺的吻。吉米大怒，踹翻桌子，扬长而去。
不过两人很快和好了，吉米在学校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探讨黑人群体的边缘文化，大呼小叫卖掉摩托，买了辆单排的小吉普，计划暑假和达戈来趟公路旅行：密歇根湖畔一路向南，穿越南北美洲大陆，一直开到伊瓜苏大瀑布。
这样的日子也持续了一段时间，陈焕生和两人刚刚混熟，达戈就出了事。
那晚，右翼极端分子持枪横扫“蓝鸟”，达戈连中数弹，当场身亡，他的照片出现在各种新闻上，肉感的下巴底下标着“遇害人”“偷渡”“毒品”等字样。那些曾趋之若鹜的女留学生听了纷纷咋舌：原来摆弄过自己脑袋的家伙，居然是这样的人。
政治系有不少学生认识吉米，群情激奋，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歧视”“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塞满了整个小镇。
理发店窗外是满满一街五颜六色的肌肤，达戈的巨幅画像在上面飘浮。装有螃蟹剪子的木盒依旧摆在那里，“D”和“J”两个字母紧紧相连。李金姝和陈焕生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又愤怒的队伍。
“看见吉米了吗？”女老板问。
陈焕生摇了摇头，对着吼声雷动的窗外。
六
达戈出事之后，陈焕生就不再去李金姝家了。
那时他正博士毕业，工作找得一筹莫展，连实习机会都捞不着，学生签证一到期就只能回国。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头发上。
在网上注册了无数家中介，一次次投出简历，还做了表格备份：红色字体是拒绝，紫色是电话面试，绿色则代表当场面试。
表格已排到四百多行，绝大多数是黑的，沉默的黑，石沉大海的黑。少数是刺刀见血的红。寥若晨星的是紫。绿则根本没出现过。
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光阴正一寸一寸短下去，他不得不做起回国的准备。公寓是租的，没攒下值钱物件，一股脑捐掉了事。唯一要卖的是他那辆二手丰田，庸常的车型，载着他风雨无阻，从未添过半点麻烦。如今缘分将尽，人能为车做的，不过是打个对折卖掉而已。
赶上毕业季，卖车的太多，丰田车和主人一样无人问津。奖学金也断了，必须直面每月按部就班的房租和生活费。陈焕生一边在售车广告上降价，一边当起优步司机。帮他撑过在美国最后时日的，竟是一门心思要贱卖的车。
为省那四十美元的网费，他每天去星巴克投简历，手机里叫车软件一闪，马上出车。最喜欢接的活儿是机场，两头有客能赚一百多。要飞走的，都是有目标有奔头的人；刚落地的，更是充满希望。唯有驾驶座上的他，没有着落，做饭的心思都丢了，沃尔玛的垃圾食物成盒成盒买。
一天，陈焕生匆匆走在主街上，有人在风铃下招手：“好久不见！你这是怎么了？”
是李金姝，正往窗子上贴广告。他凑上去一看，才知是店里招人。
“我挺好，就是工作找得不顺。”
“快进来吧。”
陈焕生又走进这何其熟悉的小店：靠窗那面镜子是老板李金姝的，堆满了剪子、雾壶和发胶，靠墙那面曾属于康德姐、娜莎和达戈，现在就只空对着一张椅子。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都回国了，没有顾客，也没有预约。李金姝要给剪个免费的，他执意不肯，却被硬拽到椅子上：“如果明天就有面试，你这样能见人吗？”
银色的纱质围巾披在肩上，陈焕生不得不面对镜子里那张发黄的脸。
“你工作找了多久？”李金姝用手指夹住他的头发，开始下剪。
“半年。”
“知道我丈夫找了多久吗？”
陈焕生在镜子里摇头。
“四年。”
七
李金姝的丈夫，确切说是前夫，失业前在芝加哥国立核能所做研究。
二〇〇八年美国经济危机，联邦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这个除了核裂变就一窍不通的韩国男人被扫地出门，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四处面试，从加油站到快餐店，碰了四年的壁。
三口之家就全靠李金姝一个人，在密歇根大道上的理发馆里用一把剪子苦苦撑着。十点上工，八点收工，手腕和脖子像被抽掉筋一样。更令人绝望的是，丈夫很快患上了抑郁症，放弃了找工作，放弃了家务，放弃了儿子的功课，只有体重没放弃：刚失业时一百五十磅，四年后二百二十磅。
“这就是我丈夫，你根本想不到一个亚洲人会胖成那样，堆在超市的购物车上——那种给重度肥胖症患者专用的电动车——在速冻食品区转来转去。”李金姝下剪依旧很慢，说得也平缓，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是丈夫要求离的婚，理由是她可以好好抚养孩子，他还能从政府领到救济金和食品券，满足自己对垃圾食品不可遏制的瘾头。所以她才带孩子来到这小镇，开了这小店。
“离婚前我不信主的，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大胖子，我不想离开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呢？”头发剪掉一圈，陈焕生在围巾里深吸一口气。
“他在服药。之前我每个月都回去看他。最近儿子开始懂事了，说不想再回芝加哥了，就改成寄支票。”李金姝打开水龙头，“过来洗一下吧。”
他躺在斜椅上，闭上眼，感受着那水从凉转温。
“陈，你要的只是一份工作，不是一百份。你自己要是放弃了，那谁也帮不了。”李金姝直起腰，晃晃脖子，仰头长叹口气，做了那一套舒展身体的动作。
陈焕生点点头。顶着这款新剪的发式，他开车去了大峡谷，在北美的壮丽山河面前忘记拍照。回来甩卖掉车子，单程票飞回了国。
陈焕生经人介绍认识个本地姑娘，很快发展到一起看房一起看午夜场。一天电影散场，手机收到一封邮件。看标题是美国那边的，心下一动。送姑娘回了家，掏出手机读了两遍，才确定没错，真是波士顿那家公司，过去屡投不中，如今新开职缺，问他有没有兴趣面试。
有没有兴趣？他把头转向窗外，杭州的夜色与灯火缝合得如此温柔。
陈焕生本想一删了之。可回去冲完澡，对着空调凉快下来了，又打开电脑，调出那张备份表格，亮绿色的加粗体，在最末一行输入那职缺和公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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