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那个年代的师范生，本科毕业后分配到高校做行政工作，算是非常好的出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多数工作信息是用人单位通过辅导员告知毕业生的，基本没有自主求职的可能性，不像现在有各种猎头、各种求职网站。父母对我充满了“找不到工作”的担忧，得知有这么好的用人单位，叮嘱我要好好地面试。
我到了用人单位，是一所郊区的高校的行政办公室，从办公室的人员组成来看，多数是年龄偏大的女性，感觉上多数是学校里的教授或其他员工的家属，工作节奏不快，这也是当时我对高校行政人员的全部想象。
面试我的是办公室副主任。也是那个办公室里最年轻的一个人，就冲年轻这一点，我就对他充满亲切感。一坐下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带简历过来。我的简历很厚，因为复印了一些发表过的文章装订在一起。我把厚厚的简历递给他，里面不小心夹带了一把梳子，他一翻开，梳子啪嗒一声掉了下来。
他马上笑着打圆场：这是“梳”签呀。
一句话化解了我的尴尬，接下去的面试气氛一直都很好。
这位姓李的主任后来成为我在学校工作最重要的领导和同事，我在他那里学到很多，大概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一个刚毕业的女生克服不安。
不安是我在那个办公室前几年的主要感受。我在家里很少做家务，完全不懂得伺候别人，与家里通电话时妈妈永远都是一个主题，就是要我兢兢业业服务他人；不仅要按分内工作去服务校领导，她还要我主动给同事们擦桌子，说我最年轻，就应该这么干。我内心对此不但排斥，甚至感到屈辱，但我不敢不听我妈的，我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去判断妈妈说得对不对。
妈妈担心不好好伺候同事们就会关系不好，这可是要干一辈子的工作呀，与同事关系不好该多严重。我全盘地接受了妈妈的焦虑和担忧。
就像很多单位一样，会有少数人对同事天然的不友善。有一天中午我忘记关掉电脑就下班去。下午来上班时，一个同事告诉我，中午下班前，大家都看到我的电脑忘记关，她想帮我关掉，其中一个同事说，先别关，她去叫领导过来看看再关。——意思是，让领导知道我不关电脑就下班了。
但我也并不太明白这种不友善的原因。因为前面说了，遵照我妈的嘱托，每天我提前上班，把同事们的桌子擦一遍，把地板拖一遍，把报纸夹整理一遍，感觉自己一直在努力夹着尾巴做人。
当时有一项工作是每天接发传真，学校里各部门的老师发国际传真也要到我们这里来。有一天，一位老师发完传真之后莫名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要想办法离开，要不你就完蛋了。”但那位老师我并不认识，我想也许是自己的压抑太明显了，让一面之缘的人也看得出来，以至于说出这么感性的话来。
二
对当时的工作我不算胜任。经常要参加一些校委的会议，会上会有一些重要的议题讨论，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会议，旁听者都是很受羡慕的。有时候也会有人跟我打听某件事情领导的口风。
⊙ 徐小斌· 玫瑰
可是我，经常听不懂领导在说什么。他们讨论的议题，除非是很明确的事情，如果是带着暗示性质，或者事情背景太过复杂，那么我就基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连会议记录都没办法做。
这是让我最为沮丧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明确地知道自己不适合做秘书，同时我也自我怀疑，我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秘书工作有很强的服务性质，至今我仍然无法做好带有服务性质的工作，比如设家宴招待朋友啦，当导游啦，这些都是我最厌烦的事。我家的家宴经常出现的奇观是，朋友们自己下厨做菜，甚至还自带工具来做菜。
说到接待，基本上天天都有接待工作。有时候说某个领导或者客人前来，我屁颠颠地摆茶杯，记住倒茶的顺序，累得满头大汗，突然又说那个领导不来了。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我曾听说，还有一些秘书要帮领导收礼物和送礼物，要记得哪一件礼物是谁送的，要回送的礼物必须价值相当，这是企业领导的私人秘书要做的。幸好我当时的工作范畴不包括这些。但是光是开会和接待工作，就足够我崩溃了。
后来我在校内换了几个部门，工作都大同小异。比如宣传部，全部的精力用来学习各种领导、各个部门的排序，及各种文章的措辞、各种微妙的讲究。人也真是奇怪，那么小心，仍然犯错误。在宣传部我就犯过一个大错误，是某次校报文章里，提到“召开了XX大会”，因为拼音自带的原因，打成了“召开了不起的大会”，校对的时候也愣是没检查出来，就这样让报纸印出来并发出去。之后，连夜回收报纸，又在部门内部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夜不能寐。
现在我自己写文章，错别字随处可见，几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跟才华无关，有时候错别字多，反而说明自己写得快，思维敏捷，思路畅通。没有什么可以惭愧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小小的偏见。
总之，当时从事的工作，需要的技能，与我的性情、志趣都相距甚远。我从事这个工作，不管是对工作本身还是对我自己，都是伤害。
三
问题是，离开，我能去哪里呢？当年我们的同学基本是去中学任教，除了极少数有家族企业的直接回去接班啦，或者直接嫁给富豪啦，或者考研。当然考研人数更少。除去这些，我的工作岗位真的已经极好极好。大家都说，比在中学里教书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在行政部门工作，而且都是比较核心的行政部门，离领导近，风光，升职机会多。高校这个大环境也好，安稳，每年两个长假，寒暑假，校内有饭堂，有操场，有图书馆，全是免费的资源，连停车都是免费的。工作清闲，比起外面社会来说也算单纯，老了还有不菲的退休金。
在父母看来，这份工作，绝对已经是我在人世间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为了让我不要存在不安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父母一直对我强调，我没有任何能力，以我的能力，一离开社会，马上就会被搞死，一离开这个饭碗，就找不到任何别的饭碗。
后来我回想自己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辞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这一点。我再也忍受不了“自己没有任何能力”这个心理暗示。既然明确地知道我的能力不在目前这些工作，那么我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我真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能力吗？我是一个废物？我只能借助着体制的帮助，安全地度过一生？
那几年我有过几次动念要离开。有一次是给一家小报投过简历，他们很快就来了电话约谈，但我临时又胆怯了，连面试都没有去。还有几次是打算考研或者出国，始终也没有行动起来。归根到底，内心是惧怕的。惧怕自己确实如父母所说；不想付出变动和努力的代价，惧怕这种变动和努力之后，最终换来难堪的失败。还不如安心于现有的工作，虽然很压抑，但起码是安全的，在惰性的作用下，现状也可以说是舒服的。
就这么又拖了几年，那几年里出了一本书，很小的书，不值一提，又写了几个专栏，也是不值一提，但多少算是积累了一些资本。然后，有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好友告诉我，广州某报的副刊在招人，问我想不想去，我狠狠心，就去了。
四
以年近四十的年纪踏入媒体，当然很没有优势。为了克服害怕的心理，我只能加倍疯狂地工作。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举几个例子，我当时要做什么版面就买什么书，首先要做一个跟星座有关的版面，我买了无数的占星学的书，自己写无数的相关稿子，我本来是很反感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的，此时却变得跟个巫婆似的。
有一天领导临时让我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版面，接到任务当天，我马上到购书中心买了九百多块钱的相关书籍和碟片，然后用拉杠箱拉回家。那些书我全部都迅速看完了。
还有，部门领导如果让我做一个专题设计，我会供大于求地做出三四个方案，让朋友帮我选择出最佳方案，这个过程寝食难安，直到领导说满意。事实上领导也确实很快就被我的工作积极性打动了，有一次我发了一个采访稿，他回复：打着伞走在路上看完了，很感动，谢谢你。
我们当时开创了很多新的栏目，收读者来信，组织评报周会、选题会，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我甚至还组织本部门的同事开设了读书会。有好几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还在报社。
开选题会的时候，刚说好一个选题，把每个人的任务分工分配下去，我就马上用手机联系采访对象，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基本上，每次开完选题会，我需要采访的人和采访的时间都全部落实了。
那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每天要干什么事都记在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开会的时候如果领导说的跟我的事情无关，我也不会闲着，就开始打开那个本子反省我还有哪些事没有做，看起来像在做笔记，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日程表。
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打车上下班，上班很久了都没有关心过地铁该怎么坐。
我把自己所有的朋友资源都用起来了，任何选题只要心里没底的，我都会不懈地请教朋友。
睡得很少，经常熬夜，醒的时候多数都坐着工作，午餐都是在电脑前一边写稿一边吃的。一年里腰围粗了很多，好多旧裤子都不能穿了。
总之，我确实度过一段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最理想主义的工作狂时间。那两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三年，其实是媒体的“黄昏时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放弃一个稳定的饭碗，投入一个夕阳行业中来。但是不要紧啊，我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好。当然，也得到了很多承认，比如说，报社领导经常在评报栏郑重地表扬我，部门的同事也受到很大的感染。但有一些事，我确实是很后悔的，比如，为了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融入集体，有很多次我晚上和同事在外面吃饭。那是妈妈在人间最后两年了，其实她也很希望能和我多待在一起。但我没有这么做。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他们的痛点，我的痛点就是，“在父母眼中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那些都是我为了克服这个心理而做的努力，那是我来之过迟的机会。但妈妈并没有机会知道更多，或者说，我的错误也在于，我可能会错妈妈的意，她其实并不愿意我成为这样一个工作狂，眼看我这样的生活，她的担心只会更深。
五
妈妈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我聊天。她说，她也不再担心我能力方面，或者不够优秀，或者别的什么，她对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我身体不好，担心我不够注意身体。
她对我的辞职始终抱有担心。爸爸则抱有愤怒。有一次爸爸冷冷地告诉我，出去采访，最好不要给对方递名片。我问为什么，他说，别人一看名片，你年纪这么大了，依然什么职称都没有，什么职位都没有，自然就知道你混得多么差了，就看不起你。宁愿不要递名片。
我刚入行，当然没有职称和职务。但我也不需要职称和职务。当然，爸爸的话，也反映出他一贯对我的认识。
假如父母真的认识到我的能力，妈妈可以不那么担心，爸爸可以不那么愤怒。但妈妈没有机会认识到，爸爸呢，他也拒绝认识到。这几年，我要创作一批跟老家有关的文章，经常回老家采访，爸爸也陆续听到老家一些人对我的肯定和好评，但他仍然对我说，你写这些没什么用我告诉你，你只能很表浅地写一写，根本写不出什么专业性来，写再多也没意义我告诉你。然后他还告诉我，你们写的那些东西，我一篇也不会看，我没兴趣。
既然他没有看过，那么他又何以认为我写的就肯定不专业，很表浅呢？
当然，出于孝道，我不敢反驳。我愿意接受他心里对我的定位，我就是这么一个完全没有能力没有才华，而且还不听老人言居然狂妄又愚蠢地辞掉高校职位的人。为了表示我接受他心里对我的定位，我也不敢对他说我任何有可能优秀的事情，包括在老家演讲，我都是偷偷摸摸去的，只告诉他，跟朋友喝个茶。
在媒体工作第四年开始，也就是二〇一四年开始，媒体迎来它的大规模滑坡，版面收缩，很多同事纷纷辞职。我虽然没有辞职，但基本也没有什么工作量，几乎一整年都没有再上过班，偶尔在副刊版面上发一点文章。周会、选题会、评报会全取消了，部门的同事四散，只剩下两个同事，一个曾经很密切的小团体就这么彻底解散了。
这样不上班，但挂着名并拿基本工资的、“不正当”的职业生涯持续两年，有赖部门领导和报社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和另眼相待。二〇一六年底，我的合同到期，不再续签，成为彻底的自由撰稿人。这也许是好事，因为我不得不真正地靠稿费生存，所以产量和质量都迅速提高。假如从内心的成长来看，也是在这几年，才真正地走出之前三十几年困扰我的心理问题，那就是父母传递给我的那个信息：你是一个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力量的人。
我不再认可父母的观点。相反，我觉得自己拥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创造我想要的生活，尽管“我想要的生活”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它也在不停地修正和不停地调整中，但这有什么要紧呢？总之，我有力量跟得上自己的需求。我可以在今天就否定昨天，也可以在明天就否定今天，但我有力量承受自己的否定，也有力量可以继续重新开始。
从客观上讲，我的生活相比以前有一定的危机感、不确定性，是“危险的生活”。但哪一种生活没有危险性？在高校时压抑的生活不危险吗？内心的隐伤和无力不危险吗？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从高校那么稳定清闲的岗位，到了一个属于夕阳行业的媒体业，再到一个自由职业，你到底后不后悔？对这个问题，我确实是答腻了。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我个人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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