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诺

　　我的第一个“冬天”是在书中度过的。那时候，南方还没有下雪。至少从我出生到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它之前，我对冬天和雪都毫无特别印象可言，即使在某个阶段亲身经历过了，也像是个局外人。依稀记得是一个暑假，我还在上小学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我莫名地想起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名为《雪国》的书。我见过这本书很多次，但一直没有拿起来翻阅过。跟它挨在一起的是一本《千只鹤》和一本《古都》，作者的大名赫然写在书名的下方——川端康成。

　　这是个古怪的名字，却让我的人生另起一行。第一次阅读川端康成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对他所描绘的那些节日和场景都感到新奇。至今我还记得《雪国》的开篇，这对于看什么都健忘的我来说，实在难得。川端康成对雪的描写，直到现在都还能让我产生清奇和悲哀的感觉，也正是他赋予了小说不一样的基调，才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雪，喜欢上了悲剧，但并不是那种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的悲剧——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般让人肝肠寸断，了无生趣，而是让人看了心有悸动，若有所思，从中可以看到悲伤，看到惋惜，甚至看到自己。后来，我读了岩井俊二的小说，才更加确信了一句话，“冬天往往发生在悲剧里，悲剧往往被埋藏在雪中”。

　　二〇一二年年末，我去了英国。这里没有川端康成，没有岩井俊二，但我写完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虽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几篇小说，它们姑且可以被称为“轻悲剧”，但始终难以令人满意，因为我觉得我还不能在它们当中看见自己。“也许是因为它们没有冬天，没有雪吧！”我这样告诉自己。很多人说，写小说要贴近生活、观察生活，然后高于生活。这句话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错，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种对小说的修饰，都让人无法反驳，但这也正是它的危险之处。许许多多小说，急于呈现一个故事，急于把现实改编成文字让人们阅读，却背离了小说该有的样子。在我的过去的几篇小说里，我也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小说不是单纯的故事，而是载体；它承载的不该是故事本身，而是审美情绪。脱离了这一点，小说就像一个人，活着的只是心跳，而非自身，最终成了活死人。也正如此，我在英国完成的那几篇小说，其实只是故事罢了，它们看上去完整，无奈没有承载起我的审美情绪，徒有躯壳。

　　我尝试着去完成一篇充满审美情绪的小说，可它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因此我总是想回到“原点”，回到阅读川端康成和岩井俊二的日子，回到那个有雪的冬天。也许，当我们看惯了冬天的萧瑟与荒芜，就会去怀恋它下雪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