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春节前夕，南漈的梅花会有一个高潮。赏花者各有眼光，一是赏花，二是拍照；有的拍出繁茂壮观，有的拍出孤枝独秀。我有个朋友，余先生，好摄影，喜欢拍斑驳的枝干，拍出苍凉。总之，赏花者在朋友圈一晒，越来越多的人晓得梅开的讯息。
只有一株是在水潭边的，姿态最是挺拔俊俏，一树粉花天光水色相映成趣。潭边石径往南，十来米处的山坡上，有三株，可称为路边的梅花。长得较低的花枝，往往被人折去，譬如命数。更高的山坡上，应该有十余株，与其他的树交杂相长，只有在花季，会脱颖而出。其他的时节，谁也不知道那是梅树，还是李树，总之不会有人侧目的。而且那个山坡上，总有一股异味，一般人会掩鼻止步。
我来的时候，赏花的人绝少。第一，这是上班时间，一般人没有周末的闲情雅致了；第二，花已经落了一地了。这正是我想要的。
有几天没下雨了，水潭里浅了许多，石崖上注入的水变成细流，那种细是极可爱的，像一个在风中瑟瑟发抖的瘦弱少年。水瘦而透明，夕阳的光打在水面，一层层晃荡，介于有与无之间。水潭清淤过几次，几乎没有鱼，或者说，我没有见过一条溪鱼。对于偌大的水潭，没有一条鱼，这有点不讲道理，但事实如此。夏天，我曾经在水潭里游过，每天下午有不少人游过，有男有女，有的游得特别矫健，岸上的游人站在白玉兰树下观赏，头上挂着白色花瓣，直到索然无味，继续往寺庙方向走。我游过几次，并且下定决心，要从夏天游到秋天，再游到冬天。这样，我也许就成为另一个人了。无奈，这只是一个构思，我冬天从未在此游过。每每想起自己下定的决心，便觉得不可思议。
我从水潭边俯身，开始捡花瓣，落在方石上的花瓣，还未沾上尘土，栩栩如生。当然，即便飘落草上的花瓣，也是极洁净的，只要没有被踩过。花瓣装在圆筒状的布袋里，本来是装茶杯的一个勒口布袋，厚厚的，藏青色，与花瓣是相得益彰的。一个游人百无聊赖地站在水潭边，有心事吧，总之浑身散发的孤寂，可以与潭水的温度媲美。他大概好奇一个男人何以如此细致地捡拾花瓣，不可思议。他瞥了我一眼，无暇细思，便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他自己有满腹心事，像一只冬日的水鸟。如果我能捡完这满坡的花瓣，相信他会一头扎进水里。
傅先生是从南边石阶上捡过来了，那里的石阶并不平坦，错落，布满苔痕。我在那儿滑过一跤，屁股撞击温润的石头，疼痛过后又有一阵莫名其妙的舒爽，不禁让我想起什么，是过去的哪一段经历吧。傅先生身材高大，有一米八以上，骨架宽大身材瘦高，脸色苍白，岂止脸色，可能全身都是苍白的。留着大胡子，脸就越苍白了。他冬天穿着不多，围着一个透明塑料围裙，给人的印象，就像个野人。这么大个子一个男人，提着篮子捡花瓣，别提多可笑了。
我们俩在弯腰的时候，互相感觉到对方，抬头。那情景，就这么说吧，像两头埋头觅食的熊，抬头间狭路相逢了。发现了竞争对手，我们加紧了手中的动作，花瓣密密麻麻落了一地，完美的、没有被碾碎和打湿的并没有想象中的多。当然，也许很多，多到我们捡一天都捡不完，只是我们想象的并没那么多。
有一对亲密的年轻情侣从溪流的石阶上来，看见两个男人撅着屁股捡花瓣，男孩子叫了一声：“操！”他不忍直视，拉着女孩子匆匆走过。少年人看待中年人，难免厌烦。
有一种人，你偶尔会见到他，也听过一些传闻，但并不真正了解他。我对傅先生便是如此。
待在小城的时候，我会从家里穿过鹤峰路，进入南漈公园门口，进门五六十米，沿着右侧的古官道上山。有时候你想想这些石阶是古人走过的，就觉得凡事没什么大不了。走到半山腰环路，便沿着环路往龙溪方向走。就在这一段，有时候就撞着傅先生了。傅先生领着一只跟他一样瘦的藏獒，瞧不出藏獒的威风了，不细看，一条骨骼宽大的田园犬而已。藏獒背身两侧系着两个蛇皮袋子，傅先生一路上捡拾垃圾，往袋子装，这两个行走的垃圾袋，使得藏獒又像一头细驴。
“嘿，你好呀。”在山上走路或者慢跑的人，打着满不在乎的招呼。傅先生都没拿正眼瞧上一眼。
我也这样打过招呼，也得到这样的冷遇。我才为我的漫漶的招呼惭愧——好像你问候一位环保主义者，便觉自己也是环保人士一样，这样的幻觉着实可耻。
我只知道傅先生来自台湾，住在南坡的仿古小屋里。也就是在梅花往下三十米之处。小屋顶很气派，飞檐走壁，古香古色，墙面已经陈旧，有一间正厅，左手边两间厢房，约有十几年了。屋前的流水，用瓦罐连接，别有趣味。
有一次我经过此处，觉得别有意趣，想要拜访，刚刚登上石阶，一只土狗蹿出来，吓我一跳。如果不是被拴住，狗今天就可以吃人肉了。山屋似乎不欢迎任何来访者。
我的头快要撞上傅先生的头，我们同时站了起来，一阵轻松。弯腰是很累的。今天石径上的落花，已经捡得差不多了。要有完美的，需等到明天。我们相视一笑，这是最友好的一次招呼了。人不亲艺亲，我们都是拾花瓣者。
“泡茶吗？”我问道。
他皱眉，摇头，又指了指嘴巴，我才知道他是个哑巴。他小心地提着篮子，走下石阶，我跟了下去。说实在，我对那小屋太好奇了。
我想跟着进屋子，被他拦住了，屋里头是必须神秘的。对了，他好像还带着女儿一起住，我见过两三次。他女儿介于小孩和大人之间，穿着古典。院子里既有流水，也有他收拾的好多东西，像个花园又像个垃圾场。院子外面放着石桌，桌上写个牌子“免费茶水”。他出屋后，便陪我喝茶了。
院子前头有一个池塘，现在没水了，池塘边长满了草。看来他不喜欢养鱼。我是喜欢养鱼的，相对于养鸟，我更喜欢养鱼。小时候我把中国斗鱼养在罐头瓶子里。我总是想，如果我长大了，要离开家了，这些鱼没人换水，没人照顾，该怎么办？事实是，斗鱼为了不麻烦我，没等我长大，就寿终正寝了。
池塘下面的石阶，弯弯曲曲，恰被一块半人高的巨石拦住，这一遮拦，趣味被拦出来了。好像是有意设计，其实不然，不过谁知道呢。
我盯着那块石头，忍俊不禁，脑海里回想起一些细节，笑得不能自抑。傅先生给我斟了半杯茶，停了下来，意在询问。傅先生左脸颊有道疤，看起来不像天生的。我本来不想描述，可是现在面对面细看，太显眼了。
我先打开了话匣。
“我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个女人散步到那边。夏天晚上嘛，燥热，虫子的叫声呀，就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一帮人喝醉了酒一块儿耍起来，又静谧又热闹的感觉让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想想，我怎么会跟一个陌生女人散步呢。对了，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暑假回家嘛，去新华书店楼上的舞厅给朋友们占座。我自己不跳舞，不会跳，只是给哥们儿占座。跳完一曲，男士得找个地儿坐，喝着饮料，跟舞伴谈谈心，感情才有的发展。可是人多位子少呀，我就干占座这种傻事。有一个少妇，我也不知道多大了，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我看女人不太准，她跟不同的男人跳舞，耗了不少力气，我把座位好几次让给她休息。跳完了，她请我吃冰棍，我们舔着冰棍一路聊开，特别投机，就上了山。
“那时我二十左右，总想干一点与众不同的事。像这样，跟一个陌生的女人聊天，向她吐露心中的郁闷，好高骛远的梦想，她能频频点头、略显关心，感觉美妙不过，相当独特，我感觉跳出同龄人的趣味。
“特别自然，我把她抱起来放在石头上，就像把一条平鱼放在平底锅里。没两下子，她发出几声类似于野兽的叫声，就休克了。我年轻，不懂事，不知她是死是活，吓坏了，甚至有过一跑了之的念头。理智阻挡了我，我把她抱下来，放在草地上，使劲抽她耳光，一边流泪一边生气，也不知道生气什么，大概是，生活不该如此待我。在我快绝望的时候，她一口气出来，终于转醒。那个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她就跟睡了一小觉似的，悠悠醒来。我都气坏了，她却说她一做这事，就是死去活来的，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死不了。
“那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胆子都吓破了，但现在想起来却如此可笑。他妈的这就是生活。那个女人，我会想起来，但是忘记了她确切的面容。临走时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年轻人，我告诉你，你也会忘掉的。”
反正哑巴开不了口，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下去。另外，潜意识中，其实是希望哑巴能蹦出一句，蹦出个奇迹。是的，每日里我都在寻找奇迹的小事，以摆脱平凡、平淡、平常、平庸。有些夜里，我已经上床，但我发现这一日乃是在重复往日的生活，毫无新意，我便会起床，到深夜的街巷去逛上一圈，哪怕只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夜行者不明所以。
这时，傅先生从兜里掏出纸和笔，写了一个纸条，熟练程度就如用舌头说话。
“你结婚了吗？”他在纸上这样问道。
“离过三次婚了。”我说出这句话，如此爽快，生活似乎被我舌头操纵了。我可以从任何纠结的状态中抽身而出。
他带着个女儿在这儿生活，按照常理，也是明了姻缘聚散的滋味。
我又侃侃而谈了一会儿，到后来，感觉有点无趣。跟一个哑巴聊天，就像一场单相思。院子里有竹枝伸进来，上下晃动。我条件反射，伸出手去折一枝。若插在书房的细腰瓶里，再妙不过。然而，傅先生的扫帚先是落在我的手上，接着是背上，头上，我落荒而逃。看他娴熟的样子，打架必不生疏。这个小气鬼，好像那一根细细的竹枝是他的胳膊，脾气真是古怪得很。院子里的土狗也跟着叫起来，狗仗人势，发出了逐客令。我突然想起傅先生脸上的那道疤，想必跟操起家伙赶人是有关的。
而我之所以会来这里拾花瓣，是因为余先生说过：拾梅花瓣，铺在米筛子上，放在通风处风干；不能放在阳光下暴晒，水分须从叶表缓慢逸出，才不至于变形，扭曲；风干之后，塞进枕头芯，能治头病。这是余先生告诉我的偏方。
余先生前七八年得了病，不得了的虚症，没有活力，去了半条命。余先生死皮赖脸，跟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很长的假，没有截止日期。余先生对上司说，如果你不让我请假，我可以每天来办公室，但是跟死人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就这样一直耗到死。你给我假期养病，等我活过来就来上班，到时候给您当牛当马。面对的是一副快要垮掉的身体，一张蜡黄的脸，一头秃顶的头，上司是一个人事经验丰富的家伙，盯着他光秃秃的脑门，看到脑门里仅有的智慧，那是他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上司晓得，智慧这东西，不可奴役。这一场假，请了两年多，他回去上班的时候，椅子都朽了。须得仰赖前些年的公务员政策，按现在，这是万不可能的。余先生活了过来，久病成医，颇懂养生。
我有头病，这头病并非偏头疼，而是一种恐慌，只觉得睡觉极不安全，容易起噩梦。余先生说，花瓣养心，心静神宁。我信其有，并非从医学角度，而是从心理学上，或者，讲得更高一点，从宗教角度。
二
有朋友叫喝茶，便去了。我打余先生的手机，有些疑问在心头，想在茶局里一问究竟。余先生在电话说自己在医院，有家人住院，不便细聊。听他的口气，焦虑孤独，像森林被淹没后一只停在高处的鸟。
喝茶的地方就在我家楼下，往右拐两百米。原来我喜欢喝红茶，养胃，后来喝白茶，清热洗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有没这个效果，但信其有比不信要好些。要是什么都不信，这日子便过于漂浮。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信，杀开一条血路，去寻找值得相信的庞然大物，后来发现，前方不过是茫茫一片。
煮了一大壶白茶，第一道，洗杯。茶盘嵌在茶桌上，流茶水处，木格有两条已经腐朽。坚硬的木头，也禁不起长年累月地冲刷。权且用着，朋友并无心思再去整一个新的。喝茶的地方叫“一本酒行”，是个卖茶卖酒的小店，顾名思义，就是一本万利的意思。初衷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利润薄得像南方山头的雪。原来店铺在斜对面的公安局楼下，属于公安局的门面租房，一排店铺，每月的房租也颇为可观。“八项规定”后，四周门面被收了回去，不出租了。单位的店门面收益不能当小金库了，统一上交到市里财政管理，单位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一本酒行”被迫搬到红绿灯对过，对面是人民银行。凡是约朋友喝茶，不认识地址的，就说“人民银行对面”，显得财气十足。酒行的老板，我们叫他一本，叫着叫着，本名也忘了。生意稀稀落落，赚个店租，一本主要时间就是陪朋友喝茶，以摆脱渺茫不清的踌躇。他很怀念前些年的江湖，一个电话打来：“红酒给我送十箱来！”
门前不断有人经过，熟识的人，便探了探头，发现有人喝茶，便拐进来喝一杯，看看有没有可以插进来的话题。我正要问南山古屋的事，刚好有一人知道，便笑谈开来了。小城无秘事。
南山古屋是当年拍电视剧《聊斋》用的外景。当年《聊斋》有在南漈取景，倒是听说，就是忘了具体在哪一集，哪些场面。杀青之后，这个外景屋留着。后来，南漈山作为一个市区公园，被某个公司买断四十年，用以商业经营，开始收门票。门票不贵，好像就五块钱，但是着实让市民不爽，特别是那些经常爬山的人。公园里建了一些小景观，租用于婚纱摄影。那个外景古屋，也被人租用了。这件事发生在九十年代，总之，这座山被人承包，游者寥寥无几，绝少有外地的游客来，估计一直在赔本经营。大概是承包近十年后，有了一个契机，该公司的老总英年早逝，其继承人眼见再赔下去不是办法，便跟当地政府提前解约，于是南漈再次成为市民免费公园。
该人津津乐道于南漈公园经营的来龙去脉。我问他台湾的傅先生何以会居住在此，他就一无所知了。小城的人，特喜欢了解大事，比如公园哪块石头的字是哪个名人题的，哪个国家领导人曾经在哪一年到此一游。至于所住小区的那个清洁工来自何处，并无心知晓。
喝茶的人来了一拨，走了一拨。其间我接到儿子的电话，他脆生生地问：“你几点回来呀？”我说：“有事吗？等我回来，你应该睡着了。”他说：“哦，我没事。”就把电话给挂了。他平常不爱和我聊天，只有极无聊的时候，跟我通个话。十岁的孩子，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无聊。喝茶喝到腹中叮当作响，便起身，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念，便过了小区的门而不入，到幽暗的街巷中逛一圈再说。这一日如同昨日，也如同前日，总得去发现一点什么。
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发现。如果你不热爱这座城市，如果你不热爱这种平常的话，真的，这座小城，十年前人们这样生活，现在依然如此。在二院附近的一个巷口，我看见一个男人从黑乎乎的巷子里出来，一脸疲惫，脚步匆匆，像一个谜面。也许他干的是很烦琐的工作，这会儿事情才告一段落，得以回家，家人该是翘首以盼了。也许他只是个嫖完娼回去睡觉的孤身男人。谁知道呢！总之这个面目可疑的瘦弱男子，让我有几许收获。
盯着一些陌生的可疑的面目，权且当成我的工作。原来我也是有正经工作的，做报纸、做出版什么的，但总觉得是权宜之计。后来步步退让，什么都干不了。“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者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有一天我看到了雷德蒙·卡佛的这句话，吃了一惊。天哪，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无所事事了。
把自己的生活从现实搬到纸面，算不算一种本质的逃离？几年来我一直无法回答。
次日傍晚，我信步上山，沿着逼仄的石阶，经过古屋的时候，看见傅先生正在忙活，我停了下来。傅先生正把花瓣撒在石槽上，看样子是今天新拾的。石槽里的水是竹子引来的泉水，很清，简直可以看见水的骨头，花瓣在其上打转，似乎活了一样，从傅先生流光溢彩的眼神中可见。实际上，在傅先生的眼神里，笑容中，这些花瓣是活的，也许比在树上时更有活力。水槽里的水沿着底部的水孔，流到罐子里，再由罐子嘴流到下一个罐子，水景接力，别有趣味，但花瓣并不流下来，在水面打转，漫步，并且因为水的滋养，更有活力。总之，说傅先生在放牧一群兔子或者绵羊更为恰当。
我问傅先生这是做甚？傅先生处于喜悦之中，显然忘了昨天的事，他麻利地从围裙兜里掏出纸笔，写了两个字给我：“醒花。”
这些年，我有一半时间漂泊在外，一半时间居住小城，我无法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待住小城的时候，我没事就会爬山。很少有城市，特别是在居民区，就会有一座后花园一样的山，这是得天独厚的。另一方面，是人到中年的缘故，登山犹如吃药。
其实，环城有三座山峰公园，一曰南漈，一曰龙溪，一曰镜台。南漈与我缘分较深，我所就读中学就在山脚下。从傅先生的小屋往上，也就是几十步台阶，便有一景，一块巨石昂然睡卧，在巨石上俯瞰全城，一览无遗。巨石后面是溪流从石缝中出来，落入小潭。潭中左上，有尊陆游像，比真人略高，白灰为表。每隔数年，白灰渐渐暗淡，逢着好年景，又被重新上了一道白灰，石像又精神起来。石像前有石碑，为陆游简介，但我从未记住，有一次我怔怔看着，竟然忘了陆游是哪个时代的人，那种感觉也是很好的。
有一年，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几个同学，就是胆子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不知从哪里弄了半扇狗肉，就在这里烤肉吃。有一个恰是我同桌，邀我来，想分杯羹给我，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偷看我的试卷。我想起我妈说过，小孩子吃了狗肉，以后就长不高了。我坚决不吃，我想将来至少要长得玉树临风的。我也是真能忍，忍住了阵阵的香味扑鼻，忍住了他们连连叫好。没吃完的狗肉，他们带回教室，藏在抽屉里，教室里都是肉香味。也就是那一天，那是秋天的某一天吧，我放学后回到宿舍，我妈来找我。她绝少来学校找我，她把我拉到一边，哭哭啼啼地说：“我要离开你爸，离开这个家，我实在受不了了。”说着她就走了。
我的心翻江倒海了一个晚上，为了让自己接受事实，第二天早上，有个词笃定地落到我心上：逃离。那是我学会思考的结晶，亦是年少痛苦的解脱之道。
中学的时候，我想尽快毕业。到了大学，我想更快地离开。我已经不适合在任何一个集体里待下去，真的觉得很烦。毕业后我到了福州，接着逃到北京，接着逃到广州，接着又是北京，又是故乡小城。如此往复，逃离已经成为习惯。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孩子，神说你是个薄情的人。我赞许：抛弃比拥有更令我着迷。一个时刻想逃离的人，心里怎住得下深情。
傅先生在池边醒花，神态令我侧目，好像那一片片花瓣是他刚生下的一群婴儿。我突然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语言变得更认真，我瞧了瞧竹栅栏，傅先生看着我，我说：“傅先生，我没有离过三次婚，我只不过闹过三次离婚，没离成。夸大其词，对不起。”
三
再次见到余先生，是在他处理完丈人的丧事之后。一个卧床多年的老人走了，活着的人精神为之一振，无关哀伤。余先生的光头锃亮，特别是前额部分，反射出城市的倒影。我们在煤炭厂路口相遇，时值中午，街上的人步履匆匆，我在人群中注意到那颗光头，正从城隍庙的巷口闪出来。
“什么时候出去？”余先生见面即问，他们都知道我难以久居一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没有计划，也许头一天心血来潮，次日便走了。
余先生下班回来，下班他愿意走小巷，从西门到南门，巷子里有些古宅，或者那种高高的自建房，巷子上方布满了电线，楼与楼之间相隔咫尺，阳光绝少射进来，除非是正午，夏天穿行其间倒是凉快，冬天冷飕飕的。他像一个幽灵，以步行增加运动量。
我也没什么事，或者说，我的事，无非是说长道短，满足一些无用的好奇心。我陪着他往南漈的牌坊走。进入牌坊，就是一条直直的巷道，通往南漈公园门口。通往景区门口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过于狭窄，两边是充满烟火气的铺面，一家挨一家，小吃铺挺多。有一家牛肉粉，比较有名，占用相邻的两个铺面，牛肉粉是不错，牛肉汤有味儿，肉片有嚼劲，也是余先生带我过来的。吃过一碗后，心满意足，但是需要用牙签在牙齿间折腾好一阵子。其他还有杂货铺、猪肉铺、肉丸摊子、水果摊，对了，还有一家老木匠铺。我曾经花了一千二在那里打了一张两米长的桌子，当书画桌，实际上不值当，木头不好，一拿回来就开裂，样式也拙笨，老木匠脾气还很大，大概当初我只是喜欢传统手艺而已。老实说，这条直直的巷道我觉得像一段直肠，里面熙熙攘攘，五味掺杂，被相交的鹤峰路截成两段。余先生的家就在鹤峰路上，我们结伴行走至此，余先生便要进去做饭。他妻子和女儿倒是经常在食堂吃，而他必须做饭，在身体恢复之后，他极为注意养生，坚持把每一餐吃好，至少要吃得干净。这一点与我相反，我觉得吃饭是一件极好打发的事。
从煤炭厂到他家这一段路程，我得知以下讯息：余先生就是在南坡古屋里养病的。拍完电视剧后，古屋被歌舞团的一个朋友租了下来，余先生在那里熬药，睡觉，呼吸山里的空气，乃至种花、养鱼，一直住了两年才下山。其间古屋也是朋友们的聚会、喝茶之所。傅先生是歌舞团朋友的朋友，来过几次。傅先生不会说话，眼观六路，在屋子周边逡巡。在余先生病体恢复离开古屋之后，漂泊不定的傅先生搬了进去。但是古屋的租期已经到了，公园的保安来驱赶过傅先生，双方发生争执，甚至动起手来，也有过报警。傅先生屡败屡战，坚定地待在屋子里，即便被拖走了还是返回，不屈不挠。还有一点，因为傅先生是台胞，有个对台政策的导向问题，导致公园方也不敢采取更严厉手段，怕引起事故。傅先生占据之后，把周边的树木花草都列为自己的保护对象。公园的管理人员，为了防止台风掀倒树木，曾经在古屋周围砍掉树枝，为其瘦身，但被傅先生阻挡。傅先生不许任何人砍树，一切凭造化，不可人工干扰。这又是一次激烈冲突，导致他脸上留下伤疤。
据点滴消息，对于傅先生的出处，知道个大概：他在台湾，原是个生意人。后来生意失败，恰巧又碰到房子拆迁，与政府争执了几年，争不过，性情大变，流离失所。
余先生说，傅先生可能不是哑巴，只是不想说话。
不管是不是哑巴，总之他不说话之后，变本加厉地利用文字加强话语权。周围的树上，零零碎碎挂满他的标语牌，诸如“树木如人，不可折枝”此类，甚至还有一些诅咒的话，想来是不堪被人破坏，着急了。梅花上坡是一片竹林，有游人去挖笋，特别是春天的时候，春笋冒出来，相当可观。傅先生故意拉了许多大便，让人不想靠近，大概是过度防御，一年四季，那片竹林总是异味扑鼻。
我想起傅先生“醒花”的时候，一边看着花瓣打转复活，一边朝我伸出七个手指。当时不明其意，现在想来，应该是在水中醒来的花瓣，至少能活七天吧。
我睡上了梅花枕头，若不在意，并闻不到花香。只有用心的时候，隐隐有沁人心脾的意味，便觉得枕上了一座春山。前言说过，因我从中学开始，便与这座山有不解之缘，由此常常想起一些忘却的往事，微妙的情愫，不论是甘是苦，似觉得丢失的生命被捡到了。但头疼的是，总有一种梦境挥之不去。离开学校后，我重复做这样的一种梦：我在准备考试的前夜，是的，很重要的考试，应该是高考，只此一役，我就能逃脱一种生活。但是就在前夜，一只鬼来骚扰我，要我害怕，要我离开，要我考不成试。我看不见，倒知其用意，它用各种恐怖的声响来吓唬我，要我逃离。在同类的梦中，那只鬼有时候是猪八戒，拿着钉耙在追我，我却施展不出任何手段。醒来一身汗，手脚瘫软，并侥幸方才是在梦中。
这几年，我喜欢躲在某一个陌生的小城市写作，没有什么朋友，或者有一两个，偶尔才见一面。一个人被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群和环境都是陌生的，就如刚刚从子宫里生下来一样，没有过往，没有伤害，无所谓悲喜，制造一种彻底逃离的幻象。我以为是一种逃脱术。
回来的间隙，跟余先生有过几次周末出游，带着孩子。不是去什么景点，而是往山野乡村。有一次经过一个山村，碰到几只大大小小的土狗，于是停车，孩子们跟狗玩得不亦乐乎，甚至和一只通人性的小母狗交上了朋友。余先生背着一个单反相机，寻寻觅觅，左拍右拍，很快消失在一片山野之间，最后与自然融为一体，不知所终。
许久，他的女儿宁儿问我：“我爸爸呢？”
我说：“他丢了。”
宁儿天真问道：“大人怎么会丢呢？！”
前一个月，我处理完琐事，和余先生一同驱车往敬老院。余先生带了一壶鸡汤，一袋水果，一些治疗关节痛的膏药。城市往东扩张以后，原有的滩涂被一步步开发，现在的敬老院，在又加塘村一个山坡上，依山势而建，花园式的，视野极好，可以目睹潮起潮落，只不过离城市远了点。车过大门的时候，余先生跟保安报了探望亲人的床位和名字。保安招了招手，叫我把车开进去停下，他有话说。
保安让我们下车，道：“老人上午到门口，一定要出门，说要去买药。我们是不能让老人出去的，跟她说敬老院里面有药买。她就跪下来，哭着求我们，我们跟她说你要是跑出去，我可是要被开除的。我拦得死，她知道出不去，哭哭啼啼往回走，想从坡上往下跳。”门口往上是个斜坡，越过栏杆跳下去，就到了下面的马路了。
我们跟保安致歉之后，便往里开，这样的处境，真的是很苦涩。
前两个月，余先生的母亲脑梗，一个人在家，还好得到邻居的通知，四小时后，终于送到医院抢救。人是救了过来，只不过舌头打转，话都讲不清楚了。出院之后，余先生各种权衡之后，把老母亲安排在敬老院，为半护理。
“你跟老人家做思想工作，不要着急，我等你。”我对他说。
他沉思不语。到了七号楼，他下车，我跟在后面。进入走廊，他母亲正坐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与另一老人聊天。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聊得开，但这一段时间，她的说话能力在慢慢恢复，至少不像以前只吐出个囫囵音。母亲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惊是喜。进入两人住的宿舍，余先生把东西放下之后，出来走到饭桌前，把鸡汤给她喝。我不便打扰他们交谈，便出了门，在周边遛一遛。视野是极佳，俯瞰滩涂池塘，远处岛屿，不知道这些风景老人家是否感兴趣。院子里最大的感觉就是静，草坪是静的，运动器械是静的，不远处停车位上停着一辆电瓶车，安静得像已经开不动了。长廊的美人靠的木头，静，硬。为什么我觉得从前坐过的一些木头是软的呢，不可思议。当这些空旷之处见不到人时，便是孤寂。
我听到里面传来他母亲的哭声，非常大声的，撕心裂肺的。根据后来余先生对我的转述，其时他们之间的交流出现了障碍。余先生与母亲商量：“你现在随时都有脑梗的危险，肯定不能一个人独住了，这里是最好的归宿，弄个床位很不容易，价格也不便宜，你就珍惜点。我自己身体也不好，还要上班，只能做到这个份上，安心住下来。”母亲突然发作，闹着一定要回去，激烈的程度，已经是哭天抢地了。
等我进去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喝完鸡汤，但还带着激动的情绪，一个护工过来，安慰着，牵着她的手走了。我劝余先生再待会儿，余先生哭丧着脸，又有些小小激动，道：“走吧，老母亲不讲道理了，越待越麻烦了。”
车出来的时候，余先生再一次向保安致谢。不管如何，一路的情绪还是不佳，但我们都晓得，我们的人生都不该被不佳的情绪控制住。我说：“肯定是你小时候不听母亲的话，现在轮到老母亲不听话了。”余先生苦笑了一下。我去过余先生的老家，一栋二层的老式的木楼，小时候孩子楼上楼下捉迷藏，童年乐趣不少。
车穿过师院，穿过火车站路口，进入市区，我们转移了话题，不知不觉，又聊到傅先生。余先生说，有一年除夕，挺冷的，他做了饺子，端着一碗给傅先生送去。他没有沿着正门走，而是从南漈新村的小路上来，爬上坡，半山腰右边是菜地，穿过菜地，再穿过一条小溪，就到了古屋了。下过雨，到了菜地，余先生滑了一跤，饺子都打翻了。打开手电看了一下，饺子撒了一地，有的都滚到坡下去了，还冒着香气。但几乎每个饺子都沾上了沙土，覆水难收。余先生站在山坡，俯瞰城市星星点点，除夕夜的焰火冲天炸开，看了一会儿，他就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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